抗战期间安徽蒙城创办《前锋报》始末
2017-11-25 10:53:20 来源：人民政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期间安徽蒙城创办《前锋报》始末
战斗号角奏响凯歌
前锋报
抗战期间，为鼓舞全民的抗战斗志，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党的领导下办了《前锋报》。
“前锋”二字取义于孙中山先生的“咨尔多士，为民前锋”一语，其办报宗旨是“仗义执言，为民前锋”，字面上理解为民请缨之报。从内容上，它乍看与国统区其他报纸并无二致，但在通讯报道和社评中，大都能够看到反对政治腐败、坚持全民抗战的很有朝气的政论性文章。
安徽蒙城《前锋报》在激昂中创刊，虽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但它激励着一代年轻人为抗战奋斗，为解放蒙城立下了功勋。
黑暗中的温暖烛光
抗日时期，国内创办《前锋报》的地方很多，河南、新疆、内蒙古等地都创办宣传抗日的《前锋报》，安徽蒙城《前锋报》系蒙城青抗会会刊，创刊于1938年冬季，由著名诗人臧克家题词，姚雪垠发表力作，为蒙城抗日宣传立下汗马功劳。终刊于1940年春天。
1938年初，敌人对蒙城发动突然袭击，国民党县长葛昆山带着1000多人逃走，将县城让给了日寇。日军纠集一批民族败类，搞了个所谓的“维持会”，并在一些集镇上设立据点，与日寇狼狈为奸。
当年11月初，“蒙城青年抗敌协会”在丁祠堂(乐育小学)成立(简称蒙城“青抗会”)，1939年7月统计，安徽省内全县性的青抗会有31个，会员6381人。蒙城成立青抗会也是为了抗日宣传工作的推进。为了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青抗会开始以大字报的形式抄写抗日新闻报，以《大家看》为刊名，每日抄写油光纸两张，贴在鼓楼城门口的墙壁上。当时，处在敌后的小县城，由于日寇的封锁，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关于抗战的消息。《大家看》多少满足一些群众的需要。所以一贴出，鼓楼城门两边就拥挤着看消息、谈形势的群众。
青抗会于1938年春，接办了国民党的《蒙城日报》，这是一份八开石印报，由青抗会的马敦五同志担任编辑，卢锡球任记者，邵耀南任收音员。当时，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在报纸上开辟“小评论”专栏，每期轮流由邵光、李茂修、杨玉琦等青抗会同志写稿，利用这块小园地为抗日宣传服务。开始，蒙城的豪绅党棍们，慑于国共合作的威力，尚不敢对此有所指责。后来，青抗会负责人之一李茂修在《蒙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官大自富》的小品文，揭露他们丑恶的嘴脸，引起了绅派的不满，也触怒了葛昆山，青抗会成员只好被迫退出报社，另创会刊《前锋报》，宣传抗日救亡。
《前锋报》是对外宣传抗战，对内关注民主和社会问题，倾向民主自由，维护团结抗日，主创人员均为“青抗会”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份比较进步的报纸。编印人员有杨玉琦，李茂修、陆一涵负责刻写，岳承武任印刷。张甫仁负责抄写，《前锋报》每周出刊一次，《大家看》每天抄写两张，5人各司其职，都很忙碌。
《前锋报》采取四开四版，内容编排上有四部分:第一版是“小言论”发300至500字的评论文章，由青抗会邵光、马敦五、陆震亚等同志轮流撰稿，内容是针对当时抗日形势，发表动员抗战的言论。第二版是“抗战消息”:主要来自《拂晓报》，有时也采用从后方传来的报纸上材料。第三版是“特稿”:选登从新四军方面传来的小册子，或是从立煌(金寨)生活书店买来的进步书刊上面的专题文章。这一部分实际是“副刊”，因版面小，每期只能发表一至两篇文章。第四版是“青抗会简讯”，主要报道本会及各地方分会活动情况。文章资料力求做到内容翔实，立场鲜明。蒙城地下党重建后，《前锋报》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发挥了党报的作用。在被黑色笼罩的蒙城大地上，给群众送去了温暖。
矗立在国统区的灯塔
1938年，蒙城地下党虽然还没重建，但青抗会已通过新四军涡阳联络站，与彭雪枫部队建立联系。他们编印的《拂晓报》经常通过通讯员送来，《前锋报》的很多消息，都来自《拂晓报》。《前锋报》的办报条件极为简陋，为了更好地办报，青抗会成员弄到一台破旧的油印机，可乐坏了报社的编辑们，他们连夜对其修复改造，换了一面玻璃底版，勉强可用，那个时期，根本找不到钢板。由于物资紧张，买不到油墨，就用石印油墨加入煤油调和使用，开始用黑色，以后用蓝色、绿色轮流使用，有时还用两色套印红色，特别醒目。起初是单色油印，后根据新四军出版的《拂晓报》的经验，将大标题改成艺术字体，文中小字用仿宋体，并把刊头和大标题套印成红色。虽赶不上《拂晓报》，但在敌后恐怖笼罩的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能印出款式娟秀的油印报纸，真是难能可贵。
报纸每期出版后，除了在城关张贴外，还分寄各地分会会员，或邻县抗日团体交换传阅。城关各机关团体则由编辑部分别赠送。因经费不足，纸张来源困难。报纸每期一般只印300-500份。《前锋报》对青抗会的抗日宣传，鼓舞青年参加抗战，起了重大作用，在蒙城人民心中有很大的影响。
1939年夏天，著名诗人臧克家、著名小说家姚雪垠以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视察员的身份来到蒙城，臧克家时任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他们为青抗会做抗日报告，并为《前锋报》题词，当时臧克家把《前锋报》题名为:《红灯笼》，赞扬《前锋报》像红灯笼一样明亮，星星之火照耀蒙城。姚雪垠为《前锋报》的编排，政策引导，撰写稿件等提供了宝贵意见，并鼓励《前锋报》编辑人员，要坚持办下去，掀起抗日高潮。臧克家在蒙城期间感触很深，写下了纪实诗《淮上吟》，被蒙城人作为《过蒙城》的诗，诗中这样写道:“我为烈士赋诗招魂，千古佳话，人人说庄(庄子)、周(周元将军)。壮士同哲人，各一个千秋”，他以非常沉重的笔调写下了此时的心情。后来，他在《全面抗战》一文中这样记录了当时在蒙城的感受。“现在，城复活了，近郊的乡村也复活了。当时，近郊十几里以内的村庄全成了火烧场。多少老百姓葬身火窑。自从进攻那天起，敌机没有一天不来炸，‘五七’到‘五九’这几天炸得特别凶。”小说家姚雪垠也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挥泪话蒙城》又称《血的蒙城》，1940年，发表于《大公报》上。
为了弥补《前锋报》的办刊经费，青抗会成员商定后，决定办个“青年书店”，为了减少国民党“维持会”的干涉，后改名为“大同书店”，取“天下办公，世界大同”之意。也作为“青抗会”的联络点，1939年秋书店开业，地址设在黉巷口朝西的(原向阳饭店对过)一间半的门面里。由杨子仪任对外经理，张俊德为内经理，陆在华搞采购，尚志忠为店员。书店开业后生意很好，来往青年商人较多，革命形势发展很快，青抗会员热情较高。当时，很多进步的书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在书店内秘密传阅，并组织学习。同时，大同书店还长期给《前锋报》提供新闻纸张，支持报纸正常出版。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蒙城国民党伙同驻蒙城的省保安第六团，经常在城关镇实行戒严，并在大街小巷盘查行人。“青抗会”和大同书店被封闭，青抗会成员遭到逮捕，其中四人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皖北的“蒙城惨案”。
1940年4月29日，新四军六支队首长在《拂晓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致函国民党蒙城政府，“痛诉县长袁传璧，倒行逆施惨绝人寰，活埋抗日民主人士的罪行”。
幸免于难的同志，先后撤退到解放区，《前锋报》也就被迫停刊。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1-25 10: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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