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救亡运动
2016-09-11 15:52:40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任务。

山东作为华北五省之一，是日本加紧侵略的重点省区。1935年10月，日本内阁通过鼓动“华北自治”案后，企图利用韩复榘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拉拢韩复榘充当“华北自治”的领头人物。同时加紧对山东进行资本和商品输出，以控制山东经济命脉，进行野蛮掠夺。在这种危机深重的形势下，同全国一样，随着华北特别是北京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兴起，山东也掀起了以学界为先锋、以工农为后继的抗日救亡运动大潮。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形势下，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爆发。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下旬，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和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12月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和声援，特别是获得了全国各地爱国学生的积极响应。一场以爱国学生为先锋和号角，以工农及各界广大人民为后继和后盾的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

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山东，山东济南、青岛、曲阜、烟台等地的学生和进步知识青年，立即作出反应，在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

首先是济南，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先是在本校张贴标语，出版刊物，印发传单，号召全校师生起来抗日救亡。接着走出校门，联合其他学校学生，走向社会宣传抗日救亡。12月17日，济南乡村师范、济南高中、女子师范、正谊中学、育英中学、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齐鲁中学、东鲁中学、女子中学和齐鲁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行联合罢课。18日，罢课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政府实行抗日，号召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斗争。他们到处讲演，控诉日军的侵略暴行，谴责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妥协退让行为。师范学校艺体科的学生在露天场所演出《渤海怒潮》、《救救东北姐妹》、《高梁叶子青又青》等活报剧，以文艺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山东当局的镇压。12月19日，韩复榘一面派大批军警封堵济南各中等学校以上学校的大门，不准学生上街，一面令教育厅宣布提前放寒假，要学生一律离校，并派闷罐车将家在外地的学生强行拉出济南。但是，镇压并未能阻止住学生的抗日救亡斗争。1936年1月，北平学生联合会代表和清华大学“自行车宣传队”来到济南，受到济南及济南附近学生的热烈欢迎和有组织的盛情接待，并在齐鲁大学与他们举行了会议，研究了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工作的开展。新一学期开始，济南各校爱国学生即按中共党组织的布置，普遍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救亡活动进入了更有组织有计划的新阶段。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青岛，青岛大中学校也迅速响应，立即行动起来。山东大学学生以中共党员学生王广义（王路宾）、陈延熙等为首，闻风而动，贴出了一张不署名的通告，倡议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组织“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在大多数学生的赞同下，1935年12月18日，“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宣告成立，王广义、陈延熙被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义举，并发动组织广大同学上街示威游行，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活动。1936年1月6日，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与礼贤中学、铁路子弟中学、市立女子中学等学校学生联合，成立了“青岛市学生抗日救国会”。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和多种形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社会各界特别是工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如1936年2月7日，青岛市政府举行大港3号码头落成典礼大会，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便抓住时机，到会场散发传单、讲演，对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青岛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样遭到国民党青岛当局的镇压，到3号码头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山东大学学生救国会成员5人被拘留，经过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群众的抗议斗争，才迫使国民党青岛当局放人。但他们回到学校，又遭学校当局的处罚。山东大学时任校长赵琦，按国民党当局旨意，采取种种手段分化瓦解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学生抗日救国会推举代表10多人到青岛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当局对学生的抗日救亡行动提供保障。山东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震惊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授意教育部指令全国大中学校选派学生代表于1月15日到南京听取蒋介石训话。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要求学校当局不要派人参加，但校方不听，仍然派出3名学生到南京听训。救国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开除这3人的会籍。学校当局极为恼怒，校长赵琦操纵校务会议，于3月1日以“行动越轨，破坏校纪”为名，勒令山大学生抗日救国会骨干王广义、陈延熙、李声簧、熊德邵、韩福珍、周文煜等6人退学，立即离校，实际是开除学籍。学校当局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学生，学生抗日救国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要求校方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遭校方拒绝后，学生们愤怒地撕下开除学生的布告，包围办公楼，封了校长办公室，高喊驱逐赵琦的口号，张贴驱逐赵琦的标语，宣布罢课，并宣布校方不收回开除学生的成命，就坚持罢课，斗争到底。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要“以严厉手段处理山大学潮”。于是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市政府、公安局与学校当局进一步密谋镇压学生。8日黎明，国民党青岛军政当局出动军警500多人，包围山大第四校舍，破门破窗而入，搜索、殴打学生，拘捕学生32人，并继续留在校内戒备。校方又贴出布告，再次开除学生13人，学生则继续罢课斗争，坚定表示，若不收回开除学生（19人）的成命，决不复课。经过学生的斗争和全体教授的请求，学校当局不得不于14日收回开除13名学生的成命，并释放被拘捕的学生，王广义等6人则仍被勒令退学。国民党当局迫于学生的坚决斗争，最终也只得将赵琦撤销校长职务。学生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决定复课，以其他方式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一二·九”运动后，平、津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6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宗旨是团结全国青年参加抗日救国斗争。9月，共青团员李欣受上海团组织指示考入山大后，秘密联络山大和铁中、文德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成立了“青岛同学救亡会”，与北平“民先”总部取得联系，在同学救亡会基础上成立了山大“民先”队，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除济南、青岛外，曲阜学生也响应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开展了罢课、游行示威等抗日救亡运动。烟台、蓬莱、福山、莱阳、潍县、益都、寿光、安丘、诸城、菏泽、曹县、泰安、新泰等县市也都先后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民先”组织。

山东“民先”是通过北平“民先”山东籍队员回山东组织发展起来的。1936年4月，“民先”队员李丙令，到烟台志孚中学秘密发展“民先”队员，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胶东地方队部”。林江等在烟台省立八中、益文中学、真光中学等学校也发展了民先队员。在济南，高中学生仲羲东、孙凤坦、毛丕森，省立一师学生李度、孙鸿文，女师学生郭秋涵、鲁宝瑢、丁祥雯等参加了“民先”，至1937年5月，济南“民先”队员在撅山召开大会，参加者数百人。

“民先”的抗日救亡活动，主要是通过读书会、讲演会、歌咏队、体育队、同乡会等组织阅读进步书刊，油印或手抄《队刊》，分头到各地讲演，演唱革命歌曲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1936年10月，莱阳乡村师范“民先”和“抗日救国会”，在教务主任、中共党员王衷一（王哲）和进步教师何其芳、王冶秋等人的支持下，派出三四十名队（会）员，分头到掖县、招远、平度、昌邑、栖霞、福山、烟台、牟平、文登等地联络同学，进行抗日宣传，并约定11月11日到莱阳成立“胶东地区中等学校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一活动受到各学校学生的热烈响应，但也引起了当局的惊恐。烟台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莱阳乡师赴烟台同学3人，押往海阳交给正在海阳“清乡”的韩复榘的手枪旅。手枪旅旋又逮捕了该校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被捕学生虽被营救出来，但成立胶东学联的计划未能实现。

10月19日，济南各校“民先”在省立一师大礼堂举行鲁迅逝世追悼大会，邀请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守章、李广田、徐方晨、李竹如等参加，借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有些“民先”队员还在《山东日报》、《新亚日报》、《平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宣传抗日救国。

11月，国民党傅作义部在绥远奋起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收复了百灵庙等，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声援和支持，济南各校“民先”组织发起募捐活动，募集钱物，由济南高中抗日救国会汇集起来，派出3人组成的“济南学生慰问团”送到绥远前线抗日将士手中。

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山东各地“民先”以实际行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组织同学罢课和开展广泛宣传。1937年5月，东北大学反对国民党将该校改为“国立”，也为争取经费，600多名学生组成“南下护校请愿团”，途经济南时，济南各校“民先”和“抗日救国会”派代表到车站探望慰问，并募捐支援解决东北大学同学的困难，然后组织1000多人到车站为之送行。

“华北事变”发生以后，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突出，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山东工人农民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

首先是在青岛，具有反日传统的青岛日资工厂工人，为响应上海日资工厂工人的反日罢工斗争，尽管当时青岛日资工厂的中共党组织尚未恢复，但他们仍然根据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经验，毅然举行反日罢工。从1936年11月17日开始，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的日资纱厂、丝厂、染织厂等有大康、内外棉、隆兴、丰田、上海、钟渊、富士、宝来、同兴、铃木、瑞丰等十多家，24000多名工人。开始各厂罢工工人没有相互联系，更没有统一领导。至11月29日，才有大康、内外棉、隆兴等纱厂的联系，并举行过联合罢工。罢工工人一方面到社会上张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标语，一方面在厂内提出了禁止把头殴打迫害工人，特别是提出不准打骂迫害童工、女工，提高工人工资，不得无故解雇工人，承认工会，发给工会津贴等5项要求。

日本厂主及日本青岛纺织同业会等十分恐慌，找到日本驻青领事馆，要领事馆向国民党青岛当局交涉。驻青日本领事馆则要求国民党青岛当局派军警镇压。11月20日、24日，日本驻青领事馆领事西春彦两次去找青岛市长沈鸿烈，认为这次罢工是反日政治事件，背后有国民党青岛市党部成员和共产党员、国术馆人员、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等支持，对沈鸿烈提出指责，无理要求青岛当局必须派军警镇压。沈鸿烈屈从日方压力，指示市公安局派警员逮捕了大康纱厂罢工工人代表，并派出海军陆战队到日资工厂周围严密警戒，答应拒绝罢工工人提出的后两项要求，即取消承认工会和发给工会津贴。同时向日方提出，其他三项要求日方予以考虑，表示如果日方接受那三项要求，他将做到：工人无条件复工；制止工会活动；处理外来不法分子。日方同意沈的处理意见。

但罢工工人不服沈鸿烈的处理办法，坚持继续罢工。日方认为国民党青岛当局镇压不力，决定对其施加更大压力。12月3日晨，活动于中国海域的日本第三舰队海军陆战队700多人在青岛登陆，航空队待命出动，旗舰“出云”号奉命由沪开赴青岛。日军登陆后强行接管了日资工厂的警戒，袭击了国民党青岛市党部和胶济铁路党部以及市图书馆、通讯社、国术馆等，给沈鸿烈一个下马威。在日方的武力胁迫下，沈鸿烈接受了西春彦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镇压青岛抗日救亡运动的四项条件。12月14日，各厂工人被迫复工。

但是，青岛工人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未被停止。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青岛后，12月21日，青岛日资纱厂工人派代表奔赴西安，以“青岛全市纱厂工人联合会”的名义写信给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除表示衷心支持外，还诉说了压在心中的抗日怒火。

其次是淄博工人。由于淄博矿区的中共党组织得到了恢复（1936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派张天民到淄博恢复党的组织），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淄博工人运动很快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结合起来。1936年底，中共洪山区党支部建立，张天民任书记。张天民1933年曾在淄博矿区领导工人运动，比较熟悉情况，他又深入群众，亲自下矿井做工，在工人中享有较高威望，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他不仅很快恢复了部分老党员的组织生活，而且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37年上半年，张天民与北工厂小学教员李善堂合作，创办了工人夜校，向工人讲授文化知识并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同时，在北京上大学的中共党员高光宇，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党在现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发动群众准备抗战的指示，毅然退学回到淄博家乡洪沟村，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经研究决定，在其本村举办起了平民夜校，作为团聚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斗争的阵地，不久他又发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将村里贫苦工农青壮年组织起来，准备随时拉起队伍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山东农民及其他各界群众在中共党组织领导和全省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向推动下，也参加到了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他们纷纷组织抗日救国团体，如“农民救国会”、“教职员救国会”、“职业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自卫团”、“抗敌后援会”相继出现在山东各地。乐陵等地的中共党组织，还派人打入山东省政府举办的“武装青年训练班”和“乡农学校”，借助这些阵地开展抗日救国宣传组织工作，以掌握农民武装，为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准备。

山东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野心，同时也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主张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传播到了全省各地，极大地提高了山东人民的民族意识，激发了全省民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动员和组织民众参加抗日斗争的干部，从而为山东人民的抗日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9-11 15: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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