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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河南大学(下)
2016-08-24 10:46:45  来源:河南大学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生存困苦艰难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经济窘迫,河南大学的经费开支也非常紧张,师生们患难与共,克服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尽最大可能保护学校财产。河南大学虽经几次搬迁,但一直坚持按国家对大学的要求去办学。”刘建民说,“其文学院、理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的机构虽先后两次进行过裁并,但其教学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严格有序地进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学每到一处,都能尽量结合当地实际,以自身的智力优势为当地群众办些好事。”接着,刘建民讲了河南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故事。

其一,开设医院,为群众防治疾病。嵩县地处深山区,交通不便,.缺医少药情形极为严重。劳动人民患病,多求助于鬼神巫祝。河南大学医学院迁到嵩县后,在经费减少、物资短缺的条件下,努力增设医院。其附属医院设门诊部和住院部。门诊开设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皮肤科、眼科等,终日为求诊者治疗,甚至在汽灯下做外科手术。儿科、妇科更是不论时间,凡有病人,便立即处理。医学院的教授大夫们,以自己辛勤的汗水,赢得了人民的信赖,与山区人民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

其二,创办学校,为地方培养人才。嵩县潭头为山区小镇,文化教育极为落后,河南大学迁至此地后,先后创办七七中学(初中)、伊滨中学、伟志小学、潭头幼儿园,教育系还办了简易师范和体育训练班。1942年又建立七七高中。教师力量雄厚无比,教学质量可想而知。医学院在嵩县招了一批高中毕业生,精心加以培养,使之成为合格的医生,为改善山区的医疗条件作出了贡献。

其三,宣传农业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潭头地区耕作技术极其原始,农学院针对此种状况,大力宣讲科学种田,推广先进技术,广大农民受益匪浅。1942年春,小麦黄锈病蔓延,农民深受其害。农学院农艺系教授王鸣岐细心观察研究,发现此病是由伏牛山一带所产黄檗、淫羊藿等叶上的黄锈病病菌飞散后传播于小麦所致。于是,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了这种病虫害,使小麦获得了好收成。还是1942年秋天,豫东蝗虫成灾,洛阳嵩县一带人民十分惊恐。农学院的陈振铎教授积极率领同学防治,使蝗害得以控制。农学院的师生还开设“一病一治”讲座,每周一次,介绍病虫发生原因与防治方法,展示标本,配合图片,普及科学知识。

其四,积极开展社会教育活动。针对山区闭塞、文化极其落后的状况,河南大学的师生们尽力向山区群众传播文化知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教育系向社会演出的《屠户》、《献金救国》、《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具有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不顾安危抢救财产

1944年,河南大学撤离潭头后,伏牛山区人民对师生慷慨相助,留宿供食,带路送行,给了巨大支援。学校迁到荆紫关时,当地居民纷纷腾出房舍,安顿师生。8月在西峡口招生,10月正式上课。

许多师生为保护学校的财产作出了突出贡献。如化学系的李俊甫,在日寇将至、大难临头之际,不顾个人安危,顾不上携带家人,只身跑到实验室,带走了当时学校最贵重的仪器——白金锅。到荆紫关后,李俊甫又自告奋勇返回潭头抢救学校的图书、仪器。在李先生的带领下,青年教师陈西河、卢锦梭等连夜返回潭头。

此时潭头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被日寇杀害的群众及师生的遗体尚未掩埋。他们避开日寇汉奸的搜查,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将学校的贵重物资打包装箱、起运,一连奋战多日,将理学院的大部分财产运到了安全地带。

会计余志光于中原事变前夕,带着支票,到中央银行河南分行(当时在卢氏县)去提取款项。因事变突起,不敢携带巨款,只取回两万元作为搬迁的路费,匆匆逃到荆紫关。不久,他只身潜回潭头,将散乱的账簿集中起来,精心整理,雇人挑往荆紫关,使学校的账目未受到重大损失,从而保证了学校教学科研的继续开展,使学校在困难的环境中能够坚持办学并生存下去。当时,虽然遭到巨大的创痛与损失,但师生坚持办学的精神始终未减,一面积极筹备开学,一面派人返潭头抢运残留的图书、仪器。农学院还租到农作物及园艺试验场地40亩,并与镇公所合办苗圃供实习和荒山造林之用。

继续西迁曙光初照

1945年3月,日寇又在西南发动攻势。不久,南阳失守,国民党军队退守西峡一带,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遂西迁陕西。

学校吸取了潭头劫难之教训,先派精干人员赴陕洽商校址,将学校尚存图书、仪器等物品一律包装,运到西安河南会馆暂时存放。师生眷属一律步行,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当时西安败兵云集,逃难机关比比皆是,衣食住行都很困难。河南大学数百人,一下拥到西安,更是困难重重。河南大学在西安盘桓数日之后,奉教育部之命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等地暂时安居。

迁至石羊庙时,河南大学仅有文、理、农三院学生600多人,教职员及眷属500余人。医学院此时尚在汉中,经洽商后部分迁至渭河南岸姬家殿,与校部隔河相望。6月,田培林担任校长。田先生与各方面关系密切,经费的困难逐步得到缓解。

“这样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才结束。”刘建民说,“消息传来,河南大学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归心似箭。田培林校长决定抓紧时间结束课程,待期考结束后,学生便可自行编组返校。为做好从宝鸡返回开封翌年复课的准备,田培林多方活动,从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争取一笔经费,又派遣精干人员先行返汴做准备工作。1945年10月底,河南大学从宝鸡返回开封,8年的流亡生活从此结束。”

抗敌训练班培养抗日英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在城市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需要组织知识青年到乡村去发动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抗战。”刘建民说,“这一时期,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应运而生。”

11月,河南省委通过河大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举办了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简称抗训班)。学员来自开封各大中学校,还有流亡到开封的外地知识青年。抗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民族英雄史话、大众哲学等。

后来又成立了“河南大学抗敌工作服务团”,服务团从开封出发,沿平汉线南下,利用多种形式,播撒救亡种子。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开封各界人士成立的救亡团体,使当时的开封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原救亡中心。资料显示,在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各界人士中,河南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

12月中旬,济南失守,豫北吃紧,形势日趋紧张。省委决定提前结束抗训班,学员一部分北上送往延安;一部分组成“农村服务团”,在范文澜等人的带领下,沿平汉路(北京到武汉的铁路)南下,深入广大城镇乡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经过动员,近百名学员参加了服务团。团内划分为宣传、壁报、戏剧、歌咏、生活、保卫等小组。1938年1月底,服务团到达舞阳,通过演街头剧、教唱救亡歌曲、出时事壁报、画宣传画、办夜校和识字班、协助舞阳青年救国会开展活动等,使舞阳很快成为河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服务团又先后到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南阳等地,所到之处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组织妇救会、青救会、农救会等救亡团体。11月,受省委指示该团编入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大抗敌训练班培养出一大批抗日干部。这支队伍深入农村,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唤起了民众的觉醒,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怒吼”救亡觉醒民众

在中共河南省委的领导和扶持下,开封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组建。河南大学学生首先组建起“怒吼”歌咏队和“大众”剧团,其后又组建了话剧团。北平和天津流亡开封的学生则成立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留日归国学生成立了“旅日流亡同学会”。由开封师范、开封高中、北仓女中、静宜女中等学校组成的话剧团,辗转20多个县镇,奔走呼号,演出500多场话剧,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民众抗日保国,杀敌御侮。上海著名文艺工作者贺绿汀、洪深、冼星海、金山、崔嵬等纷纷前往开封演出救亡剧目,并热情辅导开封救亡文化活动。

1938年8月,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河南大学“青年救国会”等组织迅速发展推动救亡运动。9月,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嵇文甫教授与王阑西、姚雪垠同志领衔创办《风雨》周刊。后来著名教授范文澜和方天逸也担任主编,并改为五日刊。《风雨》一问世,立即得到广大群众的重视与欢迎,销数激增。该刊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还刊载《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共给在华旧本士兵诸君的号召》、《毛泽东同志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等重要文件,实际上起着我党领导河南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

此时,英文系学生周震中和经济系学生邓子健、赵以文同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个小组,积极组织流亡剧团、农村服务队等,展开抗日活动。同年冬,范文澜、嵇文甫、刘子厚(当时叫马致远)等在河南大学组织了“抗敌工作训练团”。宣讲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游击战术和中国问题等。在这个训练班的基础上成立“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服务团”,由范文斓教授率领,徒步南行到许昌、舞阳,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阻挠,通过演讲、演剧、唱歌、走访等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不久,“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到达信阳。他们在河滩上搭起戏台,演出《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之歌》,歌声悲凉雄壮,震撼人心。台上台下,热泪盈眶。后来,“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转战湖北襄樊一带,又返南阳,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0年,在潭头,由嵇文甫教授作词,陈梓北教授作曲,写出一首充满爱国激情的《河南大学校歌》。歌词为:“河水泱泱,嵩岳苍苍,中原文化悠且长;济济多士,风雨一堂,继往开来扬辉光。多难兴邦,国仇莫忘!三民是式,四维允张。欹欤吾校永无疆!欹欤吾校永无疆!”校歌表达了广大师生的感情,广大师生又为歌词所激动,爱国心潮汹涌澎湃,为抗日而刻苦工作与学习的精神更加高涨。此时的刘建民低吟着这首歌曲,不知不觉,记者和他都已泪流满面。

“河南大学创建于1912年,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虽曾多次迁移办校地址,但始终矢志教育,艰苦奋斗,严谨治学,锐意进取,努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河南教育史和河南大学校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谱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令人振奋的一页。”刘建民最后说。
 

相关材料由河南大学校史馆提供

受访专家:河南大学校史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刘建民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8-24 10: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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