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户：子弟兵的坚强后盾
2017-09-25 10:39:20  来源：河北共产党员网　河北日报 作者：周聪聪  点击：  复制链接

李运昌题写的铜匾。赵凤池家属提供

根据地堡垒户在护理伤员。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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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垒，本指在要冲地点做防守用的坚固建筑物。

　　在根据地，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民众——

　　他们，是用嘴为伤员吸吮脓血的小脚大娘;他们，是为保护八路军枪支被日寇活活踢死的小姑娘;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递送绝密鸡毛信的庄稼汉;他们，是齐心协力把地下医院开到敌人眼皮底下的庄户人。

　　他们，被称为堡垒户。

　　在抗日战争极其残酷的环境下，正是这些不拿枪的普通民众，舍弃身家性命支援、保护、协助抗日力量，在燕赵大地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蕴含在他们之中。

　　一声声“娘亲”背后的鱼水深情

　　“奶奶临终前曾在石家庄的和平医院住院。当时，很多部队上的人闻讯赶来探望，进门一见面，先叫‘娘’!奶奶去世后，很多军人来吊唁，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哭着喊的，也是‘娘’……”

　　今年57岁的刘新民是衡水安平县大何乡报子营村人。当初，幼小的他还真搞不懂奶奶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脚老太太，哪来这么多的“兵儿子”。

　　“她对伤员胜亲人，伤员把她当亲娘。养好伤，返战场，冲锋杀敌添力量。”这是抗战时期冀中军民曾广为传颂的一首歌谣，这歌谣唱的，就是刘新民的奶奶、“冀中子弟兵的母亲”李杏阁。

　　“老辈人讲，我们家原来是靠要饭过日子的。”刘新民告诉记者，李杏阁1901年出生于安国县刘长村，十七岁时嫁到安平县报子营村。在她生下第三个孩子后，丈夫去世了，剩下母子四人无依无靠。直到在八路军带领下，村里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家里的穷日子才有了改善。“青黄不接时能领到救济粮，逢年过节还能吃上几顿饺子。所以奶奶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八路军，很早就参加了妇救会。”

　　如今，李杏阁家长满野草的老宅院里矗立的，已不是当年隐蔽伤员时的土坯房，但院落的结构并未改变，除了一字排开的三间正房，屋子前后各是长13米、宽10米左右的院子。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后，这个家成为冀中最著名的堡垒户之一。

　　“当年这院子下面全是地洞，地面上留的洞口刚能容一个人通过，平时就用破箩筐、白菜之类的东西盖上。”刘新民告诉记者，李杏阁起初只负责看护一两个伤员，后来伤员增多了，家里变成了秘密的临时医院病房。“医生三两天来巡回换换药，平时都靠奶奶看护。重伤员抬来，轻伤员转走，有的住一年多，有的住几个月，最少的也住三四十天。家里伤员不断，先后藏过73个伤员。”

　　随着伤员增多，李杏阁每天要做四五顿饭。重伤员不能自己吃饭，她就搂在怀里一口一口地喂。“每天洗衣、换药、擦洗伤口……一直忙到深夜，困得两眼睁不开就靠着墙壁打个盹。”听医生偶然提到“太阳光的紫外线能杀菌”，她就每天把伤员一个一个地背出洞晒太阳。“奶奶那时已经40多岁了，一个小脚妇女背着比自己还重的伤员，从洞里爬上爬下，多难啊!”刘新民忍不住感慨。

　　在李杏阁照顾的伤员中，伤得最重的是刘建国、魏登甫等5名重伤员，当时部队甚至为他们备好了棺材。“刘建国那时才16岁，送来时全身缠满了纱布，被砍了十几刀，”李杏阁的另一个孙子刘新广说他曾听大人讲，当时刘建国“脑瓜瓢儿都被揭了”，部队上的人送来时，一撂下就说“没救了”。

　　“那时候医疗条件差，他伤口化脓长蛆都是奶奶用嘴吸。鬼子进村抓人，刘建国伤重撤不出去，奶奶就哭着告诉鬼子说这是她儿子，得了会传染的恶疮……”就这样，李杏阁愣是把刘建国等几位重伤员从鬼门关一一拽了回来。

　　“奶奶把家里扫地用的白铁簸箕砸成一个圆盘，边上用棉花和布包好，重伤员大小便时，就拿着铁盘去接。”刚开始，伤员们不好意思让李杏阁做这些，她却说：“孩子，别不好意思，俺是你娘，你是俺儿，咱亲娘俩不讲细礼!”

　　“‘娘’，这曾是子弟兵对李杏阁这样堡垒户们的共同称呼，起初是为了避免暴露，后来却是发自内心的呼

　　声。”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实地走访过大批堡垒户的辛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文礼告诉记者，堡垒户，是在抗战时期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觉悟群众舍生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房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

　　“给干部、战士、伤员送饭送水，侦察敌情，应付敌人，报告敌情，开洞盖洞……堡垒户的那些大婶、大娘大多数没什么文化，干的多是些很繁琐的工作。”陈文礼说，“五一大扫荡”后，抗日堡垒户是冀中党政军民坚持反扫荡、反“清剿”的主要阵地之一。“妇女们这些看似并不惊心动魄的平凡工作，却有力地支持了抗日。”

　　“1944年底奶奶去参加边区群英会，从家出发的时候，是吕正操司令员亲自牵的马。”刘新民小心地从亲手缝制的小红布包里拿出一枚李杏阁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会时的纪念章。如今，纪念章上的红色绸布已经褪色，但作为孙辈手中仅存的李杏阁遗物，这枚纪念章所代表的荣耀却至今令刘新民激动不已，“当时奶奶参加群英会，会场上还高高竖着一面旗帜，写着‘冀中子弟兵的母亲’。”

　　而刘新广至今依然清晰记得原来挂在老宅子东屋的一幅照片——那是1950年李杏阁和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同受毛泽东主席接见时的合影。“奶奶十分珍惜这张照片，被有关部门借走存档之后，她专门跑到邻村找人画了一张挂在墙上。可惜的是1963年发大水，房子塌了，连这张画像也找不着了。”

　　“我们河北省的老区占到全国老区县的十分之一。老区的每个村庄，都有过为抗战无私奉献的革命母亲。”据省老区促进会妇委会主任邴建华介绍，该会自2008年开始，便一直在从事革命母亲的资料搜集、整理、慰问工作，目前已经寻找到一万余位革命母亲。“她们都是‘李杏阁’、‘戎冠秀’。”

　　一把篦子引出的秘密联络站

　　年过五旬的唐山农民赵春胜，近来常被邀请和许多将军的后代一同参加抗战纪念活动。

　　起初，他有些不好意思：“人家都是将军首长，我们家就是平头百姓。”但随着对父母事迹了解的增多，赵春胜觉得坦然了：“打鬼子，没有老百姓的支持保护，就没有军长、司令……”

　　赵春胜的老家，位于地处燕山深处的滦县杨柳庄镇西赵庄子村。如今老宅东屋的东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面铜匾，铜匾上书“军民鱼水情”，是1994年李运昌专程探望赵春胜的父母赵凤池夫妇时所赠。

　　赵春胜的家，曾被誉为冀东最坚强的堡垒户。

　　“1938年8月下旬，联络冀东暴动中著名的铁厂会师的鸡毛信，就是我父亲亲手送出去的。后来，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关于冀东依然要成立并创建根据地的指示以及成立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并由李运昌任委员负责整个冀东地区工作的重要情报，也都是直接从我家送到李运昌手中的。李运昌、邓华、陈群、苏梅、周文彬、杨思禄、李中权、彭诚、节振国……都在我们家住宿、开会或者养过伤。”铜匾下，赵春胜掰着手指为记者一一细数着从父母口中流传下来的这些冀东革命重要领导人的外号或小习惯：“周文彬外号‘周花子’、‘周老百姓’;李运昌叫门的暗号是‘01’或者‘掌柜的到了’;节振国晚上来时爱直接翻墙进屋。”

　　“相比以照顾伤病员为主的传统意义上的堡垒户，赵凤池家这种特殊的堡垒户所承担的功能往往更加全面，接触的工作更加核心和机密。”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宋学民指出。

　　堡垒户的选择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赵凤池家总会承担如此重要的任务?在宋学民看来，选择标准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包括地理条件、政治条件、家庭条件。

　　赵凤池家位于滦县西赵庄子村西北的村边上，该村地处滦县最西北部，处于滦县、迁安、迁西、丰润4县交界，是四面环山的一个小山村。

　　“从地理条件来说，一般倾向于选择位于村子边缘和两村交界处的农户。赵凤池家不仅位于村边，而且西赵庄子村位于四县交界处，周围全是山，便于转移和隐藏，且敌人力量薄弱。”宋学民分析说，“选择堡垒户时，要求所在村是进步村，并且多为贫雇农，因为饱受压迫，这些人多是可以信赖的基本群众。”

　　“当时我们村很穷，就几十户人家，200来口人，靠耕种山田为生。我父亲待人热忱，好交朋友，在庄里人缘很好。”赵春胜的描述印证了宋学民的分析。

　　事实上，赵凤池家被选作堡垒户，缘起于一把篦子。

　　1938年的夏天，西赵庄子村突然来了一个卖篦子的人。“我父亲说这个人卖篦子卖得很奇怪，不论把卖，而是论‘打’，一次至少要买十二把一打。”这样做生意当然半天也没人买，中午时分卖篦子的人不知是病了还是又渴又累，晕倒在地，被刚巧经过的赵凤池带回了家吃饭休息。

　　“过了一段时间后，这个人又来到了我们村，直接找到我父亲，先是说要还饭钱，又动员我父亲跟着他做买卖。我父亲推脱说自家祖祖辈辈是靠种地生活，不做买卖——这么着，卖篦子的人终于认定了我父亲的人品。”

　　“正直仗义、慷慨大方、思想进步，并且家中有人手可以照顾生活、帮助工作。”无疑，宋学民所列举的堡垒户需具备的家庭条件，赵凤池家都能满足。“冀东大暴动前夕，卖篦子的人又来了，这次，他告诉了父亲实情，并希望父亲成为他的关系人，为抗日队伍提供一个落脚点。”原来，这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年轻人，就是当时中共北方局派到冀东从事抗日武装大暴动准备工作的共产党员、原红军营长孔庆同。

　　就这样，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作为抗战时期八路军和冀东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联络站、落脚点之一，与抗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也曾为此付出过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1942年大扫荡时，赵凤池受当时冀东军分区独立营营长杨思禄之托，掩护了一挺从鬼子手中缴获的“金嘴”重机枪。“独立营转移的第三天，鬼子突然包围了我们村。我12岁的姐姐妥子为给父亲打掩护，被鬼子在我们家门口捉住。鬼子逼问她八路的东西在哪儿，我姐姐一个字都没说，并且吐了日本鬼子一身唾沫。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一脚踹在了我姐姐的肚子上。我姐姐惨叫一声，喷出鲜血，当场被日本鬼子踢死。”赵春胜说。

　　那一次，赵凤池也遭到了日寇的严刑拷问，直到敌人打累了丢下赵凤池去找水喝，他才趁机撞倒一名鬼子，光着身子拼命跑进了村东山沟里的青纱帐，得以死里逃生。

　　即便时时面临各种危险，赵凤池一家也没有动摇过。“从1939年到1944年，为了帮我军储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也为了掩护我方人员在紧急情况下隐藏起来或是转移出去，父亲发动本家兄弟，每天夜间在自己家里和村北的山上挖地洞和山洞，一共挖了11个。”几年中，大到缴获的日军大炮，小到弹药被服，赵家为八路军秘密储藏的军火物资不计其数，从没出现过一次损失，并因此被称为“最保险的军需库”。

　　一个个堡垒户联结起的地下医院

　　随着村里一位位老人的故去和一座座老宅的翻新，属于沧州泊头市军王庄村——这个曾经遍布地道、构筑起一座地下医院的堡垒村的烽火记忆正在淡去。

　　“全村家家都住过伤病员，别看我们村当时还不足一百户人家，但先后照顾过七百多人。”对地下医院这段历史，如今，85岁的杨国丰是军王庄村屈指可数的见证者。走在村里的街上，他为记者四下指点着当年地下医院的所在，并跺了跺脚下的地面：“因为都是地道，1963年发大水，村里的房子几乎都塌完了，地面上冲出了一道道深沟。”

　　杨国丰是当年地下医院院长杨国藩的堂弟。“那时候每家地下都有大大小小的地洞作为病房、手术室，以地道相连。为了方便重伤员进出地道，还在村西南造了很多假坟，从外面看跟真坟一样，但里面却是病房。”

　　如今，杨国丰所说的那片坟场已经被夷为平坦的耕地，绿油油的玉米茁壮生长着，一眼望不到头，曾经遍布坟场的一米多高、使坟场又隐蔽又阴森的一簇簇红荆也已难觅踪影。

　　1940年，随着敌人的扫荡和群众斗争的发展，时任献交县大队医生的杨国藩奉命回乡创办地下医院。

　　时至今日，地下医院巨大的工程量仍令旁听采访的军王庄村年轻人们惊叹不已：“前几年我们挖了个直径三四米、深四五米的地窨子，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挖了两三天，挖出来的土用马车拉足足拉了三十多趟。当时人们能把全村地下都挖通，简直不可想象。”杨国丰解释说，那时候天一擦黑，男女老少便自动来到工地，一直干到天亮。男的在地下挖，女的在上面运土。“为了方便晚上活动，村里家家户户都不再养狗。”

　　“地下医院正式建成了，周围县的伤病员都往这边抬。”但伴随着伤员不断送到医院来，军王庄有医院的消息，终于还是传到了鬼子的耳朵里。“那时候鬼子一来就问‘哪里有洞口’，有次差点儿把我们村长杨庆丰活埋了。”杨国丰回忆说，那天鬼子包围村子后，便将全村的人集合起来开会。挨个审问无果后，鬼子恼羞成怒，转身抓住杨庆丰的前胸，瞪着眼睛威胁道：“青(县)沧(县)交(河)八路的伤兵，统统的抬到你们村子，我的知道，你不说实话，埋了，埋了!”

　　鬼子把杨庆丰绑了起来，推到一个猪圈里，逼群众去活埋杨庆丰。村民们便故意把粪土倒在杨庆丰面前，看起来土已埋到了胸口，其实连衣服还没有弄脏。“太阳快下山了，鬼子也没抓到把柄，只得走了。”

　　“堡垒户的存在，并非完全靠一两个人的民族感情支撑。”陈文礼通过对大量堡垒户的走访调查发现，“相比个人行为，更确切地说，成熟期的堡垒户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严密的组织行为。比方说，‘五一大扫荡’后，束鹿县(今辛集市)曾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求区区建立堡垒村，村村要有堡垒户，每个干部有堡垒户。堡垒户的建立是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工作，堡垒户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堪称是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杨国丰自豪地告诉记者，虽然当时站在军王庄房顶上转圈看，东南六里的西辛店、正东七里的两合铺、东北五里的倪官屯、正北五里的梁家店、正西五里的范村、正南二里的武屯都筑起了岗楼，“但鬼子一次都没发现过我们这儿的洞口。”

　　“地下医院将一个个堡垒户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村，可以说，是堡垒户发展的一个极致。”据宋学民介绍，堡垒户普遍存在于冀中和冀东地区。无论是“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还是日本大面积制造无人区的冀东，“往往越是抗日艰苦的地区，越有众多堡垒户的存在，堡垒户对抗日斗争的坚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记者周聪聪)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25 10: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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