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战——“东北战役”中的特殊贡献
2018-12-20 10:29:08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本法西斯进行的“远东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役不仅包括“出兵东北”，而且还包括苏军的陆、海、空部队对库叶岛和朝鲜半岛北部的进军，还包括在日本海对日本海军的打击、阻断以及在部分日本北部岛屿的登陆等等。本文把“远东战役”中苏军“出兵东北”部分称作“东北战役”。事实上，“东北战役”是“远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这次战争的主体部分。
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苏联红军为主体的“消灭日本关东军、推翻伪满洲国、光复东北”的“东北战役”，并在其中承担重要的作战任务，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的最终胜利的关键时刻，创造的最光辉的业绩。在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的专著中，在许多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东北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录中，以及当年的历史文献中，均有这方面历史情况的介绍和披露。
在纪念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之际，为了使中共党史工作者和历史研究人员，更多的了解东北抗日联军是怎样参加了对日最后一战的历史情况，现将本人搜集到的(已经公开的)历史文献和有关资料进行综述。鉴于本人的视野有限，加之目前有关这方面的历史文献资料有的还没有完全解密，笔者仅能根据查到的部分资料和文献进行介绍和阐述，由此产生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在所难免。欢迎党史工作者和历史研究人员批评指正，并愿意与关心这一专题的同仁探讨和磋商。
一、 东北抗日联军是“远东战役”的参战部队
无论是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来说，还是对“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东北抗日联军都是一支的参战部队。本文要论证的是，对苏军出兵东北的“远东战役”而言，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战——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东北战役”，东北抗日联军更是一支参战部队。
“东北抗联教导旅”建立的原因和经过
熟悉东北抗联历史的人都知道，1939年和1940年的两次“伯力会议”后，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队才确立了相互支援、相互合作的正式关系，并于1940年底相继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北野营”和“南野营”。这两个野营，不仅对暂时撤退到苏联边境地区的抗联人员进行医治伤病和休整提供方便，同时还提供了对抗联部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对东北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创造了条件。从这以后，从南北野营不断派出小部队回国进行侦察、联络和开展一定规模的游击活动。
但是，1941年4月13日苏日政府签订了“中立条约”以后，滞留在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回东北的继续作战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了。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特别是当年秋季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后，东北抗联领导人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和计划，为了“东北人民解放的远景和东北游击运动的实际状况和出路”的需要，决定成立“一个学校机构或教导团的机构”，[1]让东北“抗联同志自己管理自己，请苏联人出任教官负责训练”。[2] 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接见周保中、李兆麟时曾说：“一旦满洲大事变转处于新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军与红军之连锁。” [3]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对外番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正式宣布成立。以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为主，还应征了部分苏籍华侨和远东的少数民族(朝鲜族、蒙族、鄂伦春族等苏联少数民族)青年入伍，共计1500人，共编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以后又增加了1个自动枪营和1个82迫击炮连)。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相当于政委)。同时，还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东北党委员会)，执行委员由周保中、张寿籛(李兆麟)、崔石泉(崔庸健)、彭施鲁、王明贵、金策、王效明、安吉、季青等9人组成，崔石泉任中共特别支部局书记。(周保中、李兆麟与苏军合影见图1)
图1 周保中(左四)、李兆麟(右三)与苏军军官合影
为对日最后决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后，全部按苏军正规军部队的要求装备部队，并正式授以军衔。军事训练的科目，除了包括队列、刺杀、投弹，手枪和步枪射击，以及爆破、防化、反坦克之外，还包括游泳、武装泅渡、滑雪、跳伞和俄语。部分人员还要专门学习无线电技术和军事侦察技术。教导旅与苏联红军多次进行了多兵种配合的野战部队军事演习。(1943年10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野战演习后，部分干部在北野营合影见图2)
图2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起：巴大林(副旅长)、李兆麟(政治副旅长)、王一知(女)、周保中(旅长)、金日成、什林斯基(副旅长)，第二排左起张光迪、冯仲云、王明贵、王效明、崔庸健、彭施鲁。
为了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抗联教导旅除了学习文化课以外，还有计划地开展政治和军事理论以及中国革命历史、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在1945年上半年，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军事训练增加了“指挥大规模现代化进攻”、“与苏军各兵种协同作战”和“以反攻东北为目标的军事演习”等内容，为对日军作战做好了充分准备。[4]
“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红军第二方面军团
从1945年3月份，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拟定了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6月份中共七大召开后，东北抗联教导旅开始进行反攻东北的作战准备，明确提出“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参加反攻东北的对日本作战等“五条方针”，并制定了“教导旅随苏军进展，准备在东北建立10万人的军队，以便参加解放东北和内蒙古”，“建立、扩大军队和重建抗日根据地的反攻作战计划”。[5]
当时苏军对日作战的部署是分三个方向进攻东北：外贝加尔方面军从西线，由满洲里和中蒙边境地区向东北进攻;第一方面军沿乌苏里江和与朝鲜比邻的东北边境出兵，向东北和朝鲜方向进攻;第二方面军沿黑龙江向东北进攻。东北抗联教导旅以“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名义编入了第二方面军，为该方面军总部的直属部队，出击方向是佳木斯战区。因此东北抗联教导旅是苏军发动的“远东战役”中的“参战部队”。(1945年7月，东北抗联教导旅部分干部合影见图3)
图3 东北抗联教导旅部分干部合影
斯大林元帅和苏联红军以及苏联政府对东北抗日联军参战的认定
对于东北抗日联军参加远东战役的历史功绩，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给予很高的评价和认定。
1945年8月29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周保中(88旅旅长)、李兆麟(政治副旅长)、金日成(一营营长)、王效明(二营营长))、王明贵(三营营长)、姜信泰(四营营长)、安吉(一营政治副营长)、金策(三营政治副营长)等8人“红旗勋章”，表彰他们在“远东战役”中的功绩。(授予王明贵的“红旗勋章”现由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见图4)
图4 王明贵荣获的苏联红旗勋章
1945年8月23日，跟随李兆麟身边在抗联教导旅司令部工作的抗联干部李思孝(后改名为“江子华”)，获得了由远东军区司令夫绍斯基签发的《斯大林嘉奖证书》(见图5)。《证书》中写到：“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感谢你在远东的战役中英勇顽强、很出色地参加了对日本人的战斗!” [6]
图5 抗联教导旅干部李思孝荣获的嘉奖证书
1995年，由俄罗斯总统叶里钦签发的“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授予当时健在的原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数十人。1996年，由俄罗斯总统叶里钦签发的“朱可夫勋章”，授予了当时了健在的原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十多人，其中黑龙江省仅5人。(王明贵、王钧、陈雷、张瑞麟、李敏等抗联老战士)2005年，由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的“纪念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勋章”，授予了健在的原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数二十余人(其中黑龙江省仅11人)。
上述事实证明：前苏联政府和现俄罗斯政府，对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苏军的“远东战役”，给予了历史的认定。
※资料显示：周保中、李兆麟、崔庸健、金日成、刘亚楼、卢冬生等88旅领导干部参与了“远东战役’的筹划。“1945年4月底，中共东北党委根据党的‘七大’制定的方针，提出了东北抗联参加东北反攻作战的计划。这个行动计划为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所采纳，并成为苏军对日作战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7] 此外，他们还参与了哪些军事活动及其细节，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和研究。
(重要补充：种种迹象本明，周保中曾经去到莫斯科参加了苏联红军最高军事机构制定出兵东北的军事策划活动。具体历史依据，待查。关于授予抗联教导旅8位领导人红旗勋章一事,笔者查到了前苏联有关历史文件,特作补充.)
二、 东北抗日联军在“远东战役”中承担了哪些的具体任务
我们将从战役的准备阶段、进行过程和收尾、巩固成果几个阶段，来介绍东北抗日联军在“远东战役”中承担的具体军事任务和评价其做出的历史贡献。
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的侦察活动，为“远东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0年底，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建立了南、北野营的同时，就不断的派出“小部队”回到东北进行侦察和开展小规模的抗日游击活动。东北抗联教导旅成立之后，为了最后消灭日本关东军，从1942年8月至1945年5月，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小部队”侦察活动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小部队”的“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的目的和目标更加明确。而到了1945年6-7月之间，抗联教导旅派出小分队进行侦察活动，则直接体现了“远东战役”的需要。
尽管东北抗联“小部队”每次的任务和目的不尽相同，但每次侦察的任务都是十分明确的。例如，1941年12月，周保中给刘雁来小部队下达侦察任务时要求：“饶河现地和北起东安镇至五林独木河边境线的日寇、兵力、兵种、武器、装具、粮食、仓库、军队内部生活、士气、部队长姓名及详细调查群众一般的情绪、日军驻军状态、行动和移动的目标目的、军事建筑、道路交通、通信联络一般状况、日寇有什么反宣传，民间有什么谣言，日寇对我军之阴谋行动等等。” [8] 又如：1942年，周保中和王新林(苏方代表)对刘雁来小队的侦察任务要求则更严更高了，要他“一定要说明日军或伪满军，什么兵种，步兵、骑兵、炮兵、坦克、飞机、辎重等等，部队的番号、部队长的姓名、驻屯地点、民间房屋或营房，守备状况、敌人什么时候由什么地方来，往什么地方去，有什么目的，军事建筑的种类程度、范围、用途等等，以及工人若干或强迫农民若干，有无保护力等等，有如人民生活状况，政治情绪，有什么谣言，敌人作什么欺骗宣传”等。[9]
截止1945年夏，日军在中苏边境沿我国境内苦心修筑了17个筑垒地域，总长度达1000多公里，其中大的筑垒地域正面50至100公里，纵深40至45公里。这些筑垒地域的构成如工事结构、位置、坚固程度、人员住所、弹药库、粮库、供水系统、发电站、飞机场和大小桥梁以及军队人数、番号、调动情况等，都被侦察小部队一一查明。[10] 王一知在这篇回忆录中明确指出：“当时由我军供给苏军的各种情报，与苏军从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一起，分门别类制成手册，连同标有敌人防御工事的地图，在1945年 7月份发至苏军连以上的军官人手一册。苏军能在远东战场上，在极其艰难的地理条件下和广阔的区域内，能够击破精锐的日本关东军防线，是我国抗日联军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对此，苏联远东总司令阿巴纳辛克元帅，曾经十分激动地向周保中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血换来的宝贵情报，佩服中国的英雄们!’” [11]
许多著名的抗联将领和干部都参加过小部队的活动。例如金日成、柴世荣、季青、王效明、于天放、刘雁来、陶净非、崔贤、朴德山、安吉、夏振华、李忠彦、金光侠、乔树贵、陈雷、孙长祥、吴振宇、陈德山等人为队长的小部队，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在当地地下党和抗日群众的帮助下，渗入敌人部署的区域或暴露的目标中进行侦察，有时还司机捕捉俘虏，经常化装成日伪军或劳工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敌方情报。”[12]其中，有相当部分抗日战士为此而献出年轻的生命。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5年5月，东北抗日联军派出的小分队(包括苏方派出的抗联侦察小部队)达30多支，侦察活动地区达50多个县市(见图6)，活动参加侦察活动的人员达300人次以上。(东北抗联教导旅派的“柴世荣小部队”和“金日成小部队”的历史照片分别见图7和图8)
图6 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的小部队活动示意图
总之，抗联“小部队”多年的侦察活动，摸清了日军的军事部署情况和调动规律，为苏军出兵东北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情报。
图7 金日成小部队留影
图8 柴世荣小部队留影
东北抗日联军派出的“先前支队”，在“东北战役”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1945年6、7月间，周保中连续参加了苏联远东司令部召集的各种重要军事会议。王一知在回忆录中写到：“对苏远东司令部的作战部署，周保中积极配合。他决定将党交给他的这支军队用在‘刀刃’上”。首先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第一批先遣支队到苏军，进行统一的军事训练。1945年8月8日宣战时，有160人派到苏联第一方面军，有80人派到第二方面军，有100人派到外贝尔加方面军，作为先头部队执行特殊的战斗任务。[13](见图9)这些特殊任务包括：担任向导、翻译和突击队员，他们与苏联红军的进攻部队一道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的全面进攻。
图9 远东战役示意图
关于参加特遣队的抗联战士，派往第二方面军的抗联人员有：王乃武、陈忠领、王庆云、孙志远、李海青、李树臣、周玉山等。“他们和苏军战士乘水陆两用军车，向富锦、佳木斯、饶河、宝清、勃利、萝北、黑河进军，直冲敌阵。”[14]此外，佳木斯地区还有夏礼廷小组的七八个人，还有另一支小组孙鸣山、尚春和、金希宇等人。但是，笔者没有查到派往第一方面军和外贝加尔方面军的抗联人员的姓名。
东北抗联先遣支队在“远东战役”中承担了各种特定的任务，为消灭日本关东军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但是由于任务的特殊和艰巨，王一知撰文说：“我军的牺牲也是惊人的。自8月8日宣战以后，仅20多天的时间里，我抗日联军派出的几批先遣支队，大部分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5]
东北抗日联军空投到东北各地的“特遣部队”，在“东北战役”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是东北抗联与苏军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重要例证
1945年7月底，根据战争的需要，在派出340名指战员后，中共东北党委又决定：派出290名指战员空降到东北各地，执行特殊的战斗任务。其中，“东满地区55人，松(花江)牡(丹江)地区65人，北满黑龙江地区90人，南满地区80人。”[16] 他们的任务：一是深入敌后进行战前侦察;二是战役进行中搜集日军动态;三是配合主力部队在敌人心脏打击敌军。
抗联空降先遣部队到达的地点：牡丹江、鹤立、辉南、长白、磐石、蛟河、拉法、海龙、海拉尔、洮南、鲁北、通辽、开鲁、扎赉诺尔、赤峰、长春、满洲里、大索伦等地。[17] 还有：佳木斯、林口、海林、东宁等地。合计至少有22个市县(见图10)。
图10 抗联教导旅空降先遣队和占领57个战略要地示意图
东北抗联空降特遣部队在“东北战役”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例如：傅玺忱、孙长祥、吴竹顺小组，于8月5日夜空降到牡丹江地区的林口县西北20里的马趟子沟一带。他们潜伏在鸡西到牡丹江的公路一侧，8月7日发现大批日军有秩序地调动，几天后又发现大批日军散兵和许多日本妇女、儿童四处逃散。傅玺忱小组把这些情况及时向苏军指挥部报告，使苏军指挥部能够及时全面地掌握日军动向和战术效果。[18]又如：李明顺、姜德、赵奎武、孙成有(孙吉有)小组，于8月9日夜间空降到牡丹江地区的海林县拉古南甸子，孙成有被日军的防空火炮击中而壮烈牺牲。8月13日，大批日军向老黑山方向撤退，李明顺小组马上将这个情况通过无线电台向远东指挥部报告，苏军立即用炮火将日军后撤所经过的桥梁炸断，致使数万日军陷入绝境而成为俘虏。李明顺小组还在附近的沙南沟村发动群众，组织了200多人的抗日武装，全歼日军共计300多人。[19]
健在的东北抗联老战士姜德向笔者介绍说：他是李兆麟派去学习电报业务和俄语的。1944年底结业时，在东北抗联南野营周保中和李兆麟一同接见了他们这些学员，还发表了讲话。姜德同志说：“1945年8月9日，从苏联远东的双城子机场起飞的军用飞机共3架，每架飞机都乘座6个先遣小组，每组由4人组成，大多数为中国人，也有部分朝鲜同志。” [20]笔者据此推算：仅这次派出的空降先遣人员为18个战斗小组合计72人。
据调查，参加空降先遣队的抗联人员还有徐雁辉、吕英俊、全文益、王立臣、严××，宋××，刘子臣等人。[21]
东北抗联先遣支队中的空降人员，在“远东战役”中的特殊贡献是鲜为人知的。他们和从陆路派遣的先遣支队人员一样，大部分都牺牲了。东北抗联先遣队空降人员发挥的特殊作用和建立的历史功绩，永远载入中国人民的抗战史册。
坚持在东北内地的抗联战士和东北人民，揭竿而起为“东北的解放”做出历史的贡献
1945年8月8日苏军宣战出兵东北，在东北坚持斗争抗联人员和在东北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以及受东北抗日联军影响的爱国群众，以各种形式纷纷行动起来，投入了推翻“满洲国”、消灭日伪军的战斗中，积极配合、支援和参加了苏联红军的战斗。
1943年3月，东北抗联教导旅指挥部派往穆棱县的一支小部队共有四人组成:冯淑艳(女)、王亚东、金星(报务员)、小王(译电员)。1945年8月，他们获悉苏军对日宣战的消息后，迅速在当地组织了100多人的队伍，打击日伪政权，砸开了日军仓库，并配合苏军消灭了一支300多人的溃退日军，与苏联红军会师穆棱县城。冯淑艳、王亚东等人组成的小分队，编入苏联红军队伍中当向导，随苏联红军继续前进，追击日伪军。[22]
原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三方面军警卫连战士常维轩被派回吉林潜伏后与上级失去了联系。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后，他在黑仓村(在吉林与汪清之间)组织起一支1 100多人的抗日武装，定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三方面军独立团”，常维轩自任团长，孙明山为政委，接收了日军七、八座仓库，发动群众制作了400副担架，沿公路收容1000多名劳工，并把300多伤病员分散在各村疗伤。不久，常维轩所部与苏军取得联系，他们配合苏军在金仓村接受了日军一个师团万余人的受降活动。[23]
此外，在延吉潜伏的朴更芝小部队，以及在北满黑嫩平原和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坚持游击活动的抗联小部队，还有执行侦察任务的原抗联第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等，都率领小部队主动出击，配合了苏军作战。[24]
除了东北抗联人员积极参加了对日作战外，曾饱尝14年亡国奴之苦的东北各族人民，还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和参加了这场战斗。在内蒙古的“王爷庙”地区有一所日伪的炮兵学校，由于受到东北抗日联军的影响，1945年8月9日，有100多蒙古族学员在乌兰巴特尔等人的领导下，打着“东北抗日联军”的旗号举行了起义，他们抢夺了敌人的武器，杀死日军头目，将日伪军和其他学员关押起来。起义的爱国学员投奔了苏军。抗联干部王明贵到了齐齐哈尔后，他们与王明贵领导的抗联部队接上关系。后来，这些蒙古族学员参加了嫩江省军政干校的学习，成为解放内蒙古地区的革命骨干。[25]“蒙古学兵队”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东北抗联在这个地区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所产生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对苏军出兵东北、帮助中国光复东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的具体表现。
东北抗日联军协同苏军占领60多个大中城市，为巩固战役成果和最后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5年8月中、下旬，随着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和日本关东军停止战斗，远东战局发生了变化。随苏军行动的抗联教导旅部队的任务也有了变化。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司的任务也有了变化。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与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共同研究决定：抗联教导旅主力部队将协助苏军维持东北占领区社会秩序和迅速肃清日伪残余势力的任务。为了工作方便，由东北抗联干部分别担任各战略要点城市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职务，并由苏联红军司令部正式下达了任命。抗联部队的战略要地的中心点为12个，每个中心点又下属若干中、小战略点近50个(合计60多个见图10)。[26]在战略中心点还成立了12个中共地区党委。这12个地区和党的负责人(并任苏军卫戍副司令)是：长春(周保中)、哈尔滨(李兆麟)、沈阳(冯仲云)、吉林(王效明)、延吉(姜信泰)、齐齐哈尔(王明贵)、北安(王钧)、海伦(张光迪)、绥化(陈雷)、佳木斯(彭施鲁)、牡丹江(金光侠)、大连(董崇斌等)。(中、小战略地区和负责人的名单以及担任城市苏军卫戍副司令的东北抗联将领名单从略)
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其他指战员(大约400人)，在周保中、李兆麟带领下分四批，乘火车和飞机分赴各自的岗位。他们从1945年9月开始，在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反动武装、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东北抗联通过合法身份接收日伪政权，以及接管或进驻铁路、电台、公安局等要害部门，同时进行了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例如：关押在齐齐哈尔市南大营的3000多伪军俘虏，经常发生逃跑和被击毙的事件，抗联干部王明贵以苏军齐齐哈尔卫戍副司令的身份向关押伪军俘虏开展宣传工作后，这些战俘不仅服从了苏军管教，而且后来全部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战争中为人民做出了贡献。[27]
东北抗联教导旅部队承担了随苏军进驻东北60多个战略要点的任务，对于中国的“解放战争”而言，是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开始;对于“远东战役”而言，则属于战役后期的收尾阶段(即“巩固作战成果”、“肃清残余敌人”的阶段)，同时也是协助苏联红军对东北的“军事管制时期”的开始。因此,也可认为是“远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东北抗联教导旅部队随苏军进驻东北60多个战略要点，这是在“远东战役”中东北抗联协同苏军作战的最后行动。这一行动，既是东北抗联与苏联红军协同作战的重要体现，也是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时取得的胜利成果。
三、东北抗联在“远东战役”中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远东战役”的胜利，既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随着伪满洲国的倒台、日本关东军的投降，被日本侵略者霸占了14年的东北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东北战役”是在中国的东北发生的，东北抗日联军在这场战役中起到的作用，不仅是这个战役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苏军所不能取代的部分。因此，研究东北抗日联军在“远东战役”中做出的特殊历史贡献，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军事学和战争史的角度来看，东北抗日联军在对日最后一战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在战役准备的阶段，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的侦察活动，为“远东战役”方案的制定提供了依据，这是东北抗联的特殊贡献。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东北抗联的先遣部队又发挥了侦察、向导、翻译和突击队的作用，特别是“空降”先遣队，为敌后侦察、搜集情报和在内线配合苏军的作战，发挥了中国军队的特殊作用。随着战役的结束，东北抗日联军在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维护社会治安和打击反动武装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和特殊的作用。东北抗日联军所起到的作用和历史贡献，应该得到承认和客观的宣传，应该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正确地反映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关于东北抗联教导旅是“日本投降后重返祖国”的提法，值得斟酌。)
2.从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角度来看，既然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参加了对日最后一战的光辉历史，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历史的一部分。中共中央东北局1948年1月1日曾做出决定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在党中央领导与抗日救国的总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英勇斗争，曾得到东北人民的爱戴。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鉴于此，东北抗日联军在对日最后一战——“东北战役”中的光荣历史，应该写入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和大学的历史教科书之中。
3.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来看：东北抗联教导旅(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实际上是由中国、朝鲜和苏联三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因此，“远东战役”的胜利是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军队并肩战斗、协同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成果应该铭记在人类争取和平发展的史册上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光荣史册上。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之际，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为打败日本关东军和“光复东北”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付出的数万人的牺牲!中国人民也永远不能忘记：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抗日英雄们，通过长达14年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用生命和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
(2005年7月24日定稿)
(本文曾参加黑龙江省“抗战胜利60周年研讨会”交流，并收入《辽东抗联研讨会论文集》公开出版)
参考文献：
[1]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03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2] 彭施鲁：《我在苏联北野营的五年》，《黑龙江党史资料》第十辑。
[3]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第6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4]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第477-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5] 《访问录选编》(周保中专集)第157页，黑龙江省地方党史所编。
[6] 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思孝获得的苏军远东军区司令夫绍斯基签发的《斯大林嘉奖证书》照片和说明，见《哈尔滨日报》2005年6月23日第10版。
[7]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03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8] 《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1285号。
[9] 《中共满洲省委全宗汇集》第46卷1305号。
[10] (苏)弗诺特钦科著，《远东的胜利》，197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
[11]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自《辽沈决战》第158页,1988年10月。
[12]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自《辽沈决战》第158页,1988年10月。
[13]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自《辽沈决战》第159页,1988年10月。
[14]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92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15]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自《辽沈决战》第160页。
[16]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自《辽沈决战》第160页。
[17]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 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18]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90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19] 姜德口述记录。
[20] 姜德口述记录。
[21]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91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22]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98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23]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98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24] 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293页,白山出版社，1993年3月。
[25] 王明贵口述记录，乌兰巴特尔回忆录。
[26] 唐洪森：《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重返祖国》，《世纪桥》2000年第3期第20-23页。
[27] 王明贵：《踏破兴安万重山》，第240-243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2-20 10: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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