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联军战斗的主要特点及经验
2018-04-19 11:01:12  来源：论文网　作者：孔令波 彭可时  点击：  复制链接

　　东北抗联的战斗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它所以能坚持14年之久，除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决定因素外，还有几个主要的特点。

　　从实际出发制定指导抗日游击作战的策略、方针

　　东北抗战开始以及中间的阶段，正处于我国第二次国内战争最激烈时期，中共党内正置于“左”倾错误的统治之下，这对东北抗日游击作战组织、指挥的统一与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

　　抗战初期东北有中共满洲省委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北方会议”一些错误主张的干扰，不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作战双方的情况提出指导作战的正确方针、方法，影响了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尽管这样，中共满洲省委和游击队、人民革命军领导人，还是能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些较为可行的策略、方针。如开展小规模游击作战、建立小块根据地，尽可能与义勇军联合作战，开展下层统一战线等。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委和各人民革命军、游击队领导人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逐渐认识和纠正以前存在的不适作法，提出一些新的作战指导策略、方针，如认真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联合义勇军共同作战，采取一些较为灵活的游击战术等，打开了抗联的游击作战的新局面。抗战中期，即1935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执行局联系中断，红军主力长征后与中共中央完全失去联系，改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但东北中共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主动以《六三指示信》和《八一宣言》为指针，从实际出发，分析当时的形势、作战双方的情况，研究指导当前游击作战的策略、方针。一致认识到在总体上必须更广泛的团结各个抗日武装，组成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大力发展抗日力量;在作战上要贯彻积极进攻的方针，以袭击为主要手段，广泛开展外线灵活的游击战，才能战胜日伪军的“讨伐”，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抗战后期，东北抗日斗争形势逐步恶化，这时东北与中共中央已长期失去联系，中共代表团也停止了对东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东北抗日游击作战就靠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和各路军总部组织指挥。各省委之间的联系也基本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东北抗日斗争每次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中共各省委及时召开省委或省委与抗联路军主要领导人的联席会，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研究对策。1938年夏，3个省委和路军总部，不约而同的分别做出冲出日伪军包围，分别向东、西部远征的决定。1940年又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收缩部队，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正是由于这些指导作战的策略方针，源于实际情况。因此符合抗日游击战的客观规律，从而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得以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

　　贯彻积极进攻的作战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起来，其进攻性更大些。”而东北抗日游击战发生在毛泽东同志这一论述之前好几年。当时，东北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人员并不清楚这一点。尤其在战争初期，由于种种原因，作战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动性。这种被动防守，硬打硬拼和盲目攻坚，给刚刚建立起来的游击队带来很大损失。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下达后，在总结纠正前一时期的错误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也开始纠正在作战行动上的错误做法。在给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执行有计划的进攻策略，积极到达日本统治区里去行动，必须坚决反对把游击队固守在游击区城里。”中共满洲省委的不断纠正与引导，使各党组织游击队提高了认识，采取了新的作战行动。1933年冬，第1军独立师，在日伪军向磐石地区“讨伐”时，杨靖字率师主力冲出日军包围，向日伪军兵力薄弱的辉发河以南出击，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此，被动防守、硬打硬拼、盲目冒险攻坚的作战方法逐步被扭转，把积极进攻作为游击战的基本方针和指导思想在全区渐渐深人人心。正是这一方针和作战基本思想指导着东北抗战的各个发展阶段，推动了游击战的发展。即使在后期，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游击战也没有背离这一基本方针，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进攻行动的组织与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

　　广泛运用各种袭击手段打击日伪军

　　游击队创建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和受义勇军作战影响，一些游击队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盲目攻打巴彦、呼兰、东兴镇、宾县等县城。结果绝大部分都是城未攻克，游击队却受到很大损失。事实证明，这种作战行动不是体现积极进攻思想的最好手段。中共满洲省委在提出要采取积极进攻的同时，就一再强调：“应该坚决采取袭击”，“视敌人最弱的地方，予以致命的打击”，“袭击敌人的弱点、后方、迅速集中力量包围某小部分而消灭或袭击某一点或袭击其运输、辎重等等”。从而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到袭击与一般进攻不同，由于事前充分准备，攻击时的突然行动，快打快撤，出其不意，日伪军虽有优势不易发挥，游击队自然容易取胜。后来，各部队都能自觉、灵活地运用各种袭击手段与日伪军作战。抗联常用的袭击战法主要有4种：一是袭击，对驻守的日伪军，乘其不备，进行突然攻击。二是伏击，对运动中的日伪军，抗联预先将部队隐蔽埋伏在其必经之路的有利地形上，等待或诱其进入伏击圈，尔后突然发起攻击。这是抗联运用最多的作战方法。三是破袭，对日伪的公路铁路交通、通信设备、工程设施、建筑工地和后方仓库等目标实施破坏或袭击的战斗。四是诱袭，对尾追的日伪军，以部分兵牵制对方，诱使其做长距离运动，在运动中消耗、疲惫对方，尔后主力寻求战机，在有利地形上组织伏击。

　　开展外线游击战抗击日伪军“讨伐”

　　1934年后，日伪军将进攻主要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军与游击队，并逐渐开始对人民革命军与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集中兵力实施重点“讨伐”。“讨伐”时不仅兵力多、规模大，而且范围宽，通常几个县乃至越省。持续的时间也长，开始1个月左右，后来几个月甚至持续几年。这种情况下，抗联在日伪包围圈里即使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也不可能改变全地区的被动、危险的局面。后来抗联采取了以一部兵力在包围圈内牵制日伪军，以主力冲出包围圈，或者在日伪军尚未形成包围之前，主力绕出包围圈，进到日军进攻的外线，在兵力薄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这样做不仅减少了损失避免遭敌人围歼的危险，而且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威胁了正面“讨伐”的敌人。1935年、1936年人民抗日武装反“讨伐”以至在1938年后困难时期的反“讨伐”作战中，各部队广泛运用这种作战形式，取得了良好效果。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斗经历漫长曲折的历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集中统一领导是东北抗日游击战兴衰成败的关键

　　一场战争，数以万计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在较大范围的时间与空间从事战斗行动，自然少不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不论作战形式如何，概莫能外。游击战虽不像正规作战那样高度集中的指挥、严密的组织计划，但对敌斗争策略的思想认识必须统一，作战行动的方针原则必须一致，军队的发展建设、总体布局必须统一部署，作战行动需要相互策应和协调，这一切如没有集中统一领导都难以做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由中共满洲省委统一领导，即或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力量较弱，领导机关又经常遭到日军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及时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制定省委的工作任务和计划。一致认为省委当前的中心任务是要领导广大民众，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以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工作中心。为此，1932年初向各地党组织下发了一系列指示，并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各地，协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创建游击队，才使得东北在义勇军走向衰败的同时，人民抗日武装逐步崛起，使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6年初，在东北抗日游击战正处于发展的形势下，中共满洲省委被撤销，东北抗联改为由中共南满、吉东、北满临时省委分别领导。从此东北失去了集中统一的领导，给东北抗日游击战带来了许多问题。一是思想上的不统一。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中共吉东和北满党组织，就关于对义勇军、山林队和伪军的策略上，对日伪保甲制、归屯并户的对策上，以及“反满”与“抗日”的口号提法上，产生了认识上分歧与争论，以致发展到互相指责、无限上纲，甚至产生猜疑。这一事件尚未解决，又由此引发了中共北满党组织内部的“反倾向”斗争并持续了二三年之久。这两起分歧的由来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但主要是由于中共满洲省委撤销，致使东北党失去集中统一领导所造成的。当时东北抗日斗争正处于严峻的时刻，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然而，由于无休止的争论、指责，抗联第3、第6军内有的领导干部还受到了撤职、开除党籍等不公正的处分，严重削弱了领导力量，影响了战斗力的提高。二是发展的不平衡。在1936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撤销的前后，哈东和绥宁等地是日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了保存发展抗日力量，这一地区的抗联部队纷纷向日伪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松花江下游地区转移，使这一地区集聚了大量的抗联部队。这不仅使抗联部队粮款的征收、相互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还给日军集中“讨伐”抗联造成可乘之机。1937年下半年日军发动了“三江特别大讨伐”，使东北抗联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形势逐步恶化。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东北失去统一集中的领导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三是行动上的不协调。从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抗联改由中共3个省委分别领导，自然失去了统一权威机构进行总体的指挥与协调。在初期既或有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但距离遥远，交通不便，联络困难又有日伪的殖民统治和日军的包围封锁，加上抗联部队高度分散，在不断流动和频繁战斗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很难解决对东北的统一领导问题。因此在抗日游击活动中，东北的东南满、吉东与北满之间，很难相互协调。1936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汤旺河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并邀请了中共吉东省委代表周保中参加，会上正式提出了各军应分别组织转移，脱离松花江下游这一危险地区，决不能给日军造成“聚歼”的机会。但这一方针却迟迟未能付之行动，直到日军“三江特别大讨伐”开始半年以后，中共北满、吉东省委才分别做出远征的决定。由于决定是分别做出的，自然不可能研究确定北满与吉东抗联部队之间及与抗联第1、第2、第1晖之间，互相如何协调与策应。上述一系列事实证明，集中统一领导，确实是东北抗日游击作战兴衰成败的关键。

　　依靠广大群众联合各抗日武装是东北抗日作战力量的源泉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尚在创建之时，正值中共满洲省委贯彻中共中央“北方会议”精神。“北方会议”不仅没把发动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作为东北的首要任务提出，反而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严重影响了对广大群众的发动，破坏了游击队与义勇军、反日山林队的关系，削弱了抗日力量，影响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下达后，纠正了“北方会议”的错误，使东北群众工作和团结义

　　勇军与反日山林队共同抗日方面有很大改善，游击队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先后建立起人民革命军、同盟军与反日联合军，并与各地义勇军、反日山林队开始联合作战，共同抗日，在1934年冬季和1935年反“讨伐”中取得了较大的胜利。但当时中共中央还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之下，所以在《一?二六指示信》中还存在着“左”的色彩，存在着关门主义的思想，影响了依靠群众，团结各抗日武装共同抗战的发展。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发表后，才彻底打破了关门主义的束缚，提出了“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这些指示精神，使人民革命军、游击队与义勇军、抗日山林队广泛联合共同抗日，结成了东北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掀起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高潮。

　　1938年后，日军在军事“讨伐”之前加大“治本”的力度。把“治本”的重点放在“匪民分离”上。采取修筑“集团部落”归屯并户禁止人员出入，大肆烧杀散居农户制造无人区，强化“保甲制”，逮捕地下共产党员、群众抗日组织成员以及思想上“亲共”分子，切断抗日武装与群众的一切联系。由于人民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被切断，抗联的战斗行动、情报来源以致生活、医疗、休整各个方面均受到严重的影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受到严重挫折，进入困难境地。

　　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抗联游击作战的基本条件

　　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抗日斗争的堡垒，是开展游击作战的依托，是抗日部队生存的基地。凭藉它能团结唤起民众，保存发展自己，最终达到驱逐日本侵略者的目的;失去它抗日部队的战斗行动、生活来源、休息整训、伤病员医治、枪械维修、兵员补充等等方方面面均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抗日根据地是实施抗日游击战斗的基本条件。然而，初期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和来自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从中共满洲省委到各地;宁党组织、游击队，对建立抗日根据地，普遍认识模糊，甚至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问题今天是过早的”。因此，初期忽视农村工作，没有派更多的人去深入农村利用日军刚刚占领东北，广大农村尚未建立殖民地统治机构，建立的也尚未巩固的大好时机，发动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对抗日游击战的支持和参与。直到1934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才彻底放弃土地革命的口号，明确地提出，建立和扩大革命政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所以，东北除东满、南满、宁安、密山、哈东少数地区外，大部抗日根据地都是到1935年后才大量建立起来的。到全国抗战爆发时，东南满、吉东、北满3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已联成一片。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展，使抗联的抗日斗争如鱼得水，促进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潮。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走过的艰苦历程，深刻证明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日游击作战中的重要作用。

　　机动灵活是游击作战的灵魂

　　游击战，作为一种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自然与正规战争相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在战斗中必须灵活地运用兵力、火力和作战方法，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机应变地，恰当地处置情况。这是实施游击作战的灵魂。在各个时期，抗联各部队，根据作战双方实际情况、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采取灵活的作战方法取得了不少胜利。尤以1938年8月，第1路军第3方面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和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率领下，袭击大沙河就是最典型的战例。1939年8月下旬第1路军第3方面军为了策应第1、第2方面军向东部山区转移，决定袭击安图县城，可是没等出发，却出现了叛徒向日伪军告密，安图守军加强了防范。这种情况下，魏拯民立即召集主要领导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仍按原定计划行动，对外仍称打安图，中途改为进攻大沙河，打日伪军措手不及。当日夜间进抵大沙河镇，原定在大沙河伪军中的内应合计好午夜里应外合发起攻击。不料将至午夜，城内传出做内应的人被临时派走，无法完成内应任务。指挥陈翰章为了减少抗联伤亡，没有强攻，改为次日拂晓乘群众出城到大沙河担水之机，少数人混入城内，里外配合夺占城门。抗联战士在城外以青纱帐为掩护，潜伏1夜。第二天天将亮，第1个出来的是个朝鲜族大夫，拎着牙具走向庄稼地竟发现了抗联战士，他立即边往回跑边使劲喊叫。这种情况下，陈翰章当机立断一声令下，立即发起攻击，迅速占领。原预计在大沙河战斗打响后，大沙河以北明月沟的日伪军会首先增援大沙河，魏拯民亲自率一部兵力，在大沙河以北柳树屯设伏阻援。不料大沙河战斗中北面毫无动静，却在南面发现援兵临近。陈翰章立即派出兵力到大沙河的南岗阻援，保障了大沙河战斗的胜利。歼灭大沙河日伪军后，魏拯民与陈翰章判断明月镇的日伪军一定还会前来，又决定重新在柳树屯设伏。果然第二天中午日伪军100余人乘5辆汽车进入伏击圈，被抗联第3方面军一举歼灭。这次战斗，从组织到实施先后多次发生情况突然变化，抗联都能随机应变做到敌变己变，迅速定下新的正确决心，终使这次攻点、打援、伏击接连3次战斗均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4-19 1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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