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勾联日汪又反正的始末
2018-03-23 10:41:26  来源： 政协乐清市委员会 毛德传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渡边”是国民党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的代号，乐清市高岙村人。“高陶”是指高宗武、陶希圣(湖北黄冈人

　　)二人，系汪伪集团核心人物。他俩原先仇视共产党，勾结卖国贼汪精卫，亟力主张同日本讲和，被定为汉奸。《日汪

　　密约》签订后，高陶深感其卖国罪名昭著，反省归正，在黑社会头目杜月笙的策划下，逃离上海抵达香港，于1940年

　　1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日汪密约》，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轰动国际。因此，英美等国逐渐转向支

　　持中国，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促进甚大，这就是著名的“高陶事件”。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陪都重庆出逃，经昆明，于20日抵达法属越南河内。按约定，在香港等候消息的日本参

　　谋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当天给东京发去密电云：“接渡边君电话，竹中君(汪精卫)来电，已于本日(20日)到达

　　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日本首相近卫文磨)谈话至迟能在后天(22日)之前发表。”

　　同年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声明：“帝国企盼与更生中国调整邦交。日、中、满三国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

　　提携，建立东亚新体制。”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臭名昭彰的《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亮出叛国投敌黑旗。

　　发电人今井武夫，是日本陆军有名的中国通，日本投降时任支那派遣军少将副参谋长，曾代表总司令冈村宁次到湖

　　南芷江，接受何应钦下达日军投降第一号命令。

　　高宗武是汪叛国降日的经纪人。日本将策反汪精卫工作定名为“渡边工作”，由此可见高宗武的地位与份量。高宗

　　武和陶希圣，是汪精卫亲定的开朝“首义”同志，享受特殊津贴。1939年9月，在汪记国民党六大一中全会上，双双当

　　选为中央执委常务委员。

　　一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县人，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历史系。1931年回国到南京，经常发表有关中

　　日外交的论文，引起各方注意，应聘为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汪精卫任行

　　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经外交部总务司司长李圣五的引荐，高宗武被任为外交部亚洲司科长，三个月后升为副司长。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赴法国疗治，由张群接任外交部。高宗武因办平津与“满州国”通邮通车有功，并协助宋哲元

　　、秦德纯与日方交涉“华北增兵”事宜，提升为司长。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由于与张群关系弄僵，有关问题竟直接同高

　　宗武交涉。高宗武年轻精灵，蒋介石对其亦颇为重视，优礼有加。“七·七”事变前，全国抗日呼声高涨，首都南京好

　　多人不赞成抗战，常到周佛海、高宗武私宅叙会。高宗武是“低调俱乐部”核心分子。胡适对高宗武很器重。卢沟桥事

　　变后的1937年7月31日，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在蒋介石家里吃午餐，蒋声言决定作战。握别时，胡

　　适对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且有见识。”蒋说：“我知道

　　他。我是要找他谈话的”。当天，高宗武来访胡适，告知“蒋先生已找他谈过话”的信息。

　　二

　　1938年春，高宗武奉命以军委会特派员名义赴香港，以“宗记洋行”(实为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与日本有关

　　人士接触沟通。

　　在此前后，高宗武为了达到他心目中的中日亲善友好目的，与日本陆军大将西义一的胞弟、时任“满铁”南京事务

　　所所长的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近卫文磨在华私人代表松本重治，与孙中山有长久联系的犬养毅之子、

　　日本众议员、近卫知囊犬养健及伊藤芳男，日本兴亚院参议矢野征记，在南京、上海、香港加强密切联系，谋求中日和

　　平，制止扩大战争。

　　高宗武和陶希圣极端仇视共产党，认为抗战必使共产党势力张大。高宗武还认为与日讲和是救国行为，派其亚洲司

　　日暹科科长董道宁赴日本探路，多次与日本人士接触磋商，并带回日本陆军省谋略情报课长影佐祯昭给何应钦、张群的

　　函。

　　1938年7月5日，高宗武不经重庆政府批准，擅自从香港抵达日本横滨。由影佐祯昭引介，会见多田骏副总参谋长、

　　板垣征四郎陆相和近卫首相。鉴于其时日本宣称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并要蒋介石下台，高宗武决计抬出国民党第2号

　　人物汪精卫出山停战求和，要求近卫首相写信给汪精卫，表明日本诚意。日本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无此先例，由板垣代

　　近卫写下“日本政府决定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的保证函。

　　高宗武自日本返香港后，与梅思平密商求和之事。梅思平是高的温州老乡，北大教授，任过江苏省江宁实验县县长

　　、专员;此时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港特派员。高梅商定，由梅思平携日本“保证函”飞往重庆，与周佛海共同见汪，

　　面告 “日本切盼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汪立即邀约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等人

　　连日密商后，决定出马领导“和运”

　　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偕外交部情报司日本科科长周隆庠到上海，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与日本今井武夫

　　、伊藤芳男、影佐祯昭、犬养健会谈，达成《日支协议记录》、《日支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支秘密协议记录》。

　　其核心是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中国承认伪满州国、中国承认日本在经济提携方面有优先特权，出卖中国权益，成了

　　地地道道的汉奸。

　　重光堂会谈双方还就汪精卫如何出逃重庆与国民政府决裂、日本如何呼应动作，共同制订了预案。

　　三

　　两国交战时，与敌方会晤谈判，自古有之。不能说与敌方接触谈和，就是叛卖降敌。日本国的重臣勋贵中有一伙

　　“不扩大派”，主张在华获得相当权益后，暂放中国一马，以利今后。而日本陆、海军将领中，也有相当部分人为防备

　　苏俄，力求避免出现与中国、苏俄两面作战，主张早日摆脱支那事变泥潭。“七·七”及“八·一三”后，德国驻华大

　　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出面调处俱未成。1938年6月，出任日本外相的陆军元老宇垣一成谋求与行政院长孔祥

　　熙谈和，指派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和孔祥熙委派机要秘书乔辅三会谈。日本海相米内光政支持不扩大，提出派一

　　巡洋舰护送孔祥煕到长崎，和宇垣谈判。更有日本驻港特务机关长铃木卓尔和今井武夫，与在香港的蒋介石妻舅宋子良

　　先后会晤五次。重庆却从中获得日本许多情报企图。后来，铃木卓尔和今井武夫才发觉，这位宋子良不是宋美龄之弟本

　　人，而是由国民党军统干员乔扮的。

　　两国谈判，对方本是敌手。而高宗武走火入魔，与日帝侵略集团情报特务骨干亲密无间，更以兄弟相称：西义显为

　　太郎、董道宁为次郎、伊藤芳男为三郎，高宗武为四郎、松本重治为五郎。高以肝胆相照，将国民政府党政军界、蒋介

　　石各要员的作风性格、生活习惯、派系矛盾，尽情向他们介绍，使日本对中国的情报了如指掌。高还向日寇献策如何搞

　　垮中国国民政府，乞求皇军进攻西南。高宗武与近卫一样，幻想汪精卫出马号召，希望龙云、何健、陈济棠、张发奎、

　　邓龙光等响应，并要求皇军迅速攻打贵阳，牵制蒋系中央军无法通过，以便汪获有西南部分势力范围。影佐和今井答复

　　：“进攻贵阳恐难办到”，但可“努力轰炸中国后方”。而出身南京中央大学、北大清华教授、系主任的经济学权威陶

　　希圣也向日寇献媚献计，要弄垮重庆政府首先应摧垮法币。众所周知，当年的法币通用全国，类似今日的人民币。

　　1939年11月，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60号进行的“日华汪伪国交调整原则会谈”中，陶希圣向日方强调提出：“这次战争

　　的重要问题是法币，维持蒋对日作战的是法币，这是因为法币得到世界两大金融国家的支持的。”陶献计称：“为此，

　　日本虽付出了重大牺牲，但所有的中国抗战力量都被吸收于此，从日本方面来说，应该竭尽全力打倒法币!”

　　恳请皇军进攻贵州轰炸大后方城市，那不知有多少男女同胞生灵涂炭倒于血海中!教唆日帝搞垮全国通兑的法币，

　　使千百万工农小商及公教人员遭苦难。高宗武、陶希圣丧心病狂到如此程度，是可忍熟不可忍!

　　四

　　1939年2月21日，高宗武与汪精卫研商后，又专程赴日本，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外相有田八郎和近卫文磨公

　　爵，探询日本对汪精卫的态度(价码等)，并在箱根向日方汇报汪系班子内部情形。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后，日本首相、外相、海相、陆相、藏相五相会议最后决定，扶持汪精卫出马。日本兴亚院每

　　月拨款600万元港币供汪伪活动经费。该款是日寇从扣留我国海关余款支付的。

　　据此，汪精卫离开法属越南，于1939年5月8日抵达上海。5月31日，汪即率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

　　周隆庠一行自上海乘日本海军飞机抵日。亲自同首相平沼骐一郎、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大藏相石渡光太郎

　　、外相有田入郎、枢密院议长近卫诸日酋等多次会谈。高的“好兄弟”西义显、伊藤芳男、影佐祯昭几人迎侍陪同。当

　　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树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及《五相会议谅解》，汪精卫卖国汉奸伪府准备择日开张。

　　高宗武的经纪人作业《渡边工作》也即于兹完成。

　　五

　　比“二十一条”更苛刻的卖国条约《日汪密约》签订后，高宗武和陶希圣深感自己罪责罄竹难书。高和陶在这最后

　　关头终于醒悟，决心与汪伪汉奸集团拆伙、决裂，史称“高陶事件”。

　　原来，高宗武自重庆到香港的反正活动起，一直与黑社会头目杜月笙保持联系，并接受杜氏经济资助。通过杜月笙

　　与重庆联络，杜派其在沪心腹万墨林、徐采丞保护高陶两人。1940年1月3日，高陶自租界登上胡佛总统号轮船逃离上海

　　，于5日抵达香港。高宗武当时已盗得《日汪密约》并摄下照片。1月7日，高委托杜月笙呈蒋介石一函，随函“带上密

　　件38纸、照片16张”，敬请蒋介石查收。蒋即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从重庆飞往香港，主持宣传事宜。侍从室陈布雷

　　为此拟定版面标题。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刊出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公开信、日汪密约——《日支新关

　　系调整要纲》全文及附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比之二十一条还苛毒十倍，及汪伪卖国从现在卖到将来的滔天

　　大罪行。对此，中外传媒相继转载，轰动世界。高陶在紧急关头弃暗投明，立功折罪，受到国人谅解和欢迎。

　　尔后，陶希圣返重庆供职于侍从室，为蒋介石写出《中国之命运》;入台后又替蒋写出《苏俄在中国》，成为台湾

　　宣传理论界之首脑。而年仅35岁的高宗武却从此心灰意冷，改名其昌，悄然赴美国。国民政府撤销对高宗武的通缉令，

　　并电驻美大使胡适对高加以照顾。蒋介石还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名义汇美金4000元资助高宗武。从此之后，高宗

　　武在外交政治界隐没，以读书治学终其一生。1994年逝于北美，终年89岁。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3-23 10: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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