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平桂矿务局
2017-12-15 16:16:47 来源：广西地情网 《广西地方志》 点击： 复制链接
平桂矿务局是1938年10月由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合资组建的，局址设于广西省东部之西湾，是一家集锡矿、煤矿、精锡冶炼、火力发电、机械制造等在内的重要的矿业生产和经营管理机构，也是战时大后方最重要的矿业企业之一。从单个企业来探讨战时大后方经济，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因此，研究抗战时期平桂矿务局的发展变化情况，对于了解战时大后方矿业的发展及其对国民政府经济的支持，无疑会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一、平桂矿务局的建立及发展经过
平桂矿务局的前身是西湾官矿局，后改为富贺钟三县矿物整理处、富贺钟官矿局、富贺钟矿务局、平桂区矿务处等，但始终归广西省政府直接管辖。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大敌当前，国内各阶级、各党派的代表纷纷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蒋介石已经接受抗日主张的前提下，长期力主抗战的广西地方实力派，为了提高在国人中的地位，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把“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守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精神”的“焦土抗战”理论[1]，化为实际的抗日行动;白崇禧认为：“在对日抗战的口号之下，我们是很坦白的纯粹为国家为民族争取生存，专对日本，凡表同情我们这种民族战争的，我们都认为是友邦，对内不涉及政治主张。虽然过去国内不幸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少的裂痕，但是现在在整个国家民族已经走上死亡的尖端了，过去的一切旧帐，应一笔勾销，今后中国人不应再打中国人，重新的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一致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2]直接出兵北上抗日，并把广西的经济建设纳入战时轨道。作为抗战领导核心的国民政府，在沿海地区相继失陷，交通断绝，军需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建设重工业以利国防”[3]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开发资源，1938年3月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正式组成，其主要职掌之一就是“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4]，负责协调中央同地方的经济建设问题。在资金缺乏的前提下，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合资经营重工业都不失为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那么，如何兼顾双方的利益呢?为此，资源委员会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合资方式，即地方政府以原有的矿场设备估价作为股份，中央政府则投入现金用于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以便扩大再生产，双方共同经营管理。平桂矿务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938年，资源委员会同广西省政府协商，“决定在富贺钟矿区合组平桂矿务局，以开发锡矿、提炼精锡为主要事业，资本定为5000000元(国币)，各投资一半。资源委员会以现款投入，广西省政府除以原省营望高锡矿、西湾煤场及八步电力分厂估价投入外，不足之数再以现款投入”[5]。经过半年的筹备，于10月正式成立，总经理陈大受，下设“协理二人，稽查一人，由会省会派，并于局中设总务、工务、会计及营运四处，每处设处长各一人，工务营运两处，复设副处长各一人，每处视事务之繁简，分设二或三课，处理各项事务。事业方面设锡矿、煤矿、炼锡厂、电厂及机厂，各矿设矿长、厂设厂长各一人，负责办理各该矿场之事业”[6]。由资源委员会和广西省政府共同管理，全权负责平乐、桂林两地区所产锡砂之收购、提炼及精锡运营事宜，辖区包括平乐、恭城、富川、贺县、钟山、荔浦、修仁、蒙山、昭平、怀集、信都、桂林、全县、兴安、龙胜、义宁、灵川、灌阳、资源、永福、阳朔等21县[7]，成为广西最有实力的官营矿局。在资金投入上，该局占官府投资广西矿业的第一位。据陈雄1939年《近年来广西经济建设》的报告统计，“总计省营各矿厂资本为9453016元，内有4700000元系中央投资，本省实投资4726508元”[8]。(按：两者总和与省营总资本相差26508元，原文统计有误。)平桂矿务局占中央和广西省总投资的比例高达53.1%和52.9%。在1939年—1944年广西省矿业官僚资本总额9481100元中，属于平桂矿务局及其管辖权限的锡矿资金达5511100元，占广西官僚资本总额的58.1%;同期广西另一锡矿基地丹池矿区仅有官僚资本8万元，占资本总额的0.84%[9]。然而，该局初建时仍然不能全部自行生产营销，对外依赖严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合办后双方不断增加投资，至1944年，资本总额增至1552万元，其中资源委员会累计投入1302万元[5]。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增加了固定资产，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推动了矿业的发展。
二、战时平桂矿务局的地位和作用
平桂矿务局是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同地方政府合办的钨、锑、锡、汞矿业及管理事业中两家合资企业之一[10]，在资源委员会主办或参与经营的16家矿业中，其机关职员一直占第三位，保持在178人～208人之间，占总人数的12%左右[11]。该局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开采锡、钨、煤等矿产，提高钨、锡产品质量，作为易货贸易物资出口国外;同时兼收商矿所炼粗锡进行加工;1939年后执行经济部和广西省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管理辖区内金属矿产品的生产营销，并根据资源委员会要求，对钨、锑、锡等6种特矿产品进行控制，凡未经该会许可均不得出口，统一由国民政府用于偿还外国贷款和进行易货贸易之用。所以平桂矿务局既是矿产品的生产机构，又是代表政府的经营管理机构，在控制主要战略物资、维护抗战需要和保证企业自身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大量产品的生产，有力地支持抗战
平桂矿务局作为综合性的官营大型企业，拥有生产和制造“精炼标准锡、焦炭、纯锡、生铁、烟煤、火坭、火砖、承制翻砂铸件”[12]的能力，后来，在广大员工的努力下，“电力、代炼精锡、代造机器机件”[13]成为其产品广告的新内容。尽管受电厂被炸、动力资源缺乏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平桂矿务局的员工们，仍然克服重重困难，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挖掘内部潜力，力保生产稳定发展，使产品产量不断增加。首先是纯锡产量，平桂矿务局占国统区的比重由1938年的0.073%上升到1940年的25.06%。(详细统计和比较见表一)其次是原煤，1940年—1943年，共生产167338吨[15]，占同期广西原煤产量329182吨[16]的一半多。而广西另一重要产煤公司——合山煤矿公司，尽管政府投入240万元资金，重新改组公司，希望大量产煤以应抗战需要，但从1938年至1944年广西沦陷时止，整整6年，每月产量最多不过300吨[17]。第三是铁，半路圩铁厂于1941年8月建成，到1944年秋日军入侵广西时停产，累计产生铁3360.28吨，其中1943年生产2154.35吨[5]，占当年广西铁矿产量2579.85吨[16]的83.5%，完全满足平桂矿务局对机件翻砂和铸造的生铁需求，并有部分产品投放市场出售。第四是焦炭，其产量也由1938年的年产97吨上升到1939年的583吨，1941年和1942年达到1389吨和1075吨[5]。
综上所述，抗战前期，平桂矿务局处于初创阶段，主要产品锡、煤对后方的贡献并不明显。抗战中期，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沦陷区的扩大，出海口被日寇封锁，平桂矿务局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尤其是1940年—1942年，各种产品占广西产量的90%以上，精锡占大后方公营产量的20%左右，成为战时广西燃料、原料的供给基地，在大后方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作用越来越大。战争期间，资源委员会运销美国的锡为10708吨[18]，而平桂矿务局1938年—1942年4月自产和收购的纯锡累计达到10641吨[19]，全部运至香港出售，几乎等于销往美国的总量。这对于保证易货偿债、购买急需的战略物资支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后期，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生产所需材料价格飞涨，运输费用随之增加，致使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企业生产备受影响;特别是1944年秋日军侵入广西，平桂矿务局受战争波及，陷于停顿。此后直至抗战胜利，未能全面恢复生产。
(二)技术创新对提高后方产品质量产生积极作用
在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方面，平桂矿务局对抗战的贡献也十分突出。抗战时期，提高出口矿产品的质量，提高易货贸易和偿债能力，是国民政府开发矿产资源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为了增强精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平桂矿务局在更新炼锡厂设备的同时，组织技术人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和攻关，不断探索、不断改进，在国内率先研究出使用沸腾氧化法精炼粗锡，纯度达到99.85%以上，“运销国外，引起美政府及纽约市场之注意，认为可与任何国家精锡媲美”。云南锡业公司成立后，推广运用此法炼锡，原先复炼四次，始得纯度99.3%者，用新法一次或至多两次，即达99.3%以上，节省人工燃料至巨[20]。不久，平桂矿务局又攻克难关，“将精锡提炼至99.90%至99.95%”[21]。这种技术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是最先进的。资源委员会迅速把它推广到后方的同类企业中，结果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纯锡产品的出口质量。该局亦因此备受国内外关注。战争期间，“美国经济作战局专家莫里司由资源委员会派员陪同到平桂局考察锡、钨、钼等战略物资”[5]，提出一些开发建议。广西省政府在八步萝卜滩开辟飞机场，用以空运矿业品，场宽374米，长802米，总面积417.4亩[22]。同时，资源委员会还规定外销的精锡，“其第一、二两级，均由平桂矿务局生产”[23]。可见平桂矿务局在大后方冶金工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三)加强基地建设，立足后劲发展
平桂矿务局成立后，购买先进设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煤矿，采用手摇辘轳、蒸汽绞车、电动绞车提升煤矿石，用电力和蒸汽动力带动水泵排水，力求增加煤炭产量;为解决机器设备维修困难，筹备设立机械厂，根据采矿需要，生产普通进口替代品，如机器零配件和铸铁备件等，供给官、民两类矿厂使用，以减少对外来设备、配件的依赖。针对矿藏资源勘探是保证矿业发展后劲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集团曾经数次组织人员对平桂矿区进行地质调查，留下有20多份调查报告或简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矿藏情况。此时，为使企业的发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平桂矿务局重新组织人力、物力，对西湾煤矿及其周围17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十万分之一的地质测量[5]，调查贺县半路圩铁矿，编有《广西贺县半路圩铁矿地质报告》;同时组织人员对锡、钨、金、锰、银等其他矿藏进行地质调查[5]，对后来规模开采平桂区的各种矿藏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生产符合国际标准的产品，1939年“创办新式炼锡厂于局本部旁，主要代锡业管理处提炼收购之粗锡，以熔析反射炉、精炼锅脱除铁、砷杂质，月精炼能力300吨。同年，于田东设炼锑厂，就近收购红锑矿，用鼓风炉熔炼，日炼精矿能力15吨～20吨”[5]。这些对于保证平桂矿务局的稳定生产以支持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兴办矿业初期，专业人才缺乏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为此，新桂系通过种种途径，广揽技术人员，在薪金、工作条件等方面给予特别优待，曾经吸引了杨志成、陈家天、吴燕生、吴磊伯、黄步轩、南廷宗、李四光等一批专家学者为广西矿业开发服务。然而，随着矿业的进一步发展，继续大量聘用外省专家和技术人员有诸多不便。平桂矿务局成立后，开始从长计议，在招揽聘用外来人才的同时，立足本局自己培养技术人员。1939年，局属西湾煤矿举办成人教育班，培训采矿技术。1945年，平桂矿务局创办了广西省立西湾高级工业学校，培养矿山生产专门人才。在生产过程中，注意发挥广大员工的创造性，重视技术改造，尤其在锡冶炼方面成果丰硕，把吹气氧化法冶炼精锡工艺不断改进，1939年建成熔析反射炉，用插树枝吹气法提炼精锡;次年5月，试用改良铸锡车;6月开始用锡磊扬送锡液;7月改用蒸汽吹气器代替树枝吹气，不仅降低生产成本，而且研究成功高效率提炼精锡法，产品含锡成份达99.81%~99.86%[5]。通过培养，平桂矿务局逐步拥有自己的采矿、冶炼、机械、电器等专业人才。
此外，平桂矿务局在发展广西矿业方面也起到龙头的作用。该局成立后，中央政府的投资一直没有中断，而且在“合办”合同中明确规定：“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政府经营是项事业，每年分得之纯益，除各提所投资本年息6厘外，其余部分，资委会留作发展广西重工业之用，广西省留作发展广西建设之用;平桂矿务局销售纯锡，所得外汇，除发展本身事业所需部分外，随时向广西省银行按照市价对换法币，其留有之外汇应存入广西省银行”[24]。即把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后剩余的部分利润积累起来，作为发展广西重工业的专项资金。这对发展广西工业是十分有利的。平桂矿务局的主要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由资源委员会根据任用人才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管理，统一调配，如派刘月锄为总务处处长，王兆咸为营运处处长[25];派马启鸿为工程师[26]，等等。这些技术人才，在提高平桂矿务局生产效率的同时，对促进广西的技术进步、改造旧设备、开发新产品以及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三、战时平桂矿务局的损失
平桂矿务局是抗战时期中央和地方合作的产物，同全国所有后方的工矿企业一样，深受战争因素的影响。战争期间，日寇不断空袭中国后方的工业基地，平桂矿务局亦不能幸免。抗战期间，该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为：第一，1938年11月20日，建成发电仅8个多月的“西湾电力厂遭日本侵略军三架飞机轰炸，机房、仪表、管道被炸毁，库房及内存的输配电设备被烧毁，煤仓及存煤约200吨被烧为灰烬”[5]，此次轰炸，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7万元[5]。第二，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逼近平桂矿区，西湾发电厂奉命停工再次疏散，拆卸主要机器，迁移到偏僻乡村寄存，但日本侵略军仅到望高未入西湾[5]。可是，平桂矿务局所属的煤矿、锡矿、炼锑厂、炼铁厂、炼锡厂、电厂却因此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12.8亿元，占广西公营矿业损失资产总额179.6906亿元的62.7%以上[27]。第三，平桂矿务局所辖民营矿业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也十分惨重，约占广西民营矿业损失总额425.1879亿元的34.8%[28]。(具体统计见表二)间接经济损失方面：第一，电厂被炸停止发电，直接影响到煤、锡矿产的生产，望高锡矿因缺乏电力陷于停顿，矿井被水淹没;电厂每月损失利润达10万元，而商营机采矿业公司的动力成本几乎增加一倍[29]。第二，公、私营厂矿疏散、转移以及建厂重新安装设备，也需要耗费大批人力、物力，如电厂，广西省政府“为防止日本侵略军空袭，决定将发电机组移装到距原厂址约两公里外的观音岩山洞内。复厂工程有：扩展岩洞，将原约900立方米的观音岩洞扩展为4500立方米的岩洞机房;修筑道路;建造厂房、工舍、库房、架设输电线路;安装发电机组和锅炉等，复厂工程费时两年半，到民国31年12月25日竣工发电”[5]。“所需费用，除业已购置之机料外，约再需现款二十五万元”[29]。第三，由于缅甸、香港、广州等地被日军控制，国际交通线几乎断绝，矿产品只得绕道出口，运费倍增，同时“矿业遭受之严重困难有三，一为机器零件不易补充，二为机器使用之机油及油渣，价格飞涨，且时有断绝之虞，三为生活日用品价格之飞涨，致人工成本特重”[30]，加上国民政府为支持抗战而被迫实行的通货膨胀和统购统销政策，矿产品“收购价钱差，矿商亏本，银行对矿业贷款减少，矿场资金无法周转”[31]，矿业处境艰难，“各公司便辞退工人，湖南、广东方面远近工人，大多行乞而归。现在附近各市场，还有不少此辈失业工人乞食度日的”[32]。以矿业及其服务行业为谋生手段的群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表二：抗战时期平桂矿务局所辖区域民营矿业损失统计表[28]
四、简单结论
通过对上述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简单的结论：
第一，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战争需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实行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的“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平桂矿务局的变化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的演变情况。
第二，平桂矿务局在战时大后方经济地位的变化，是整个中国抗战局势演变的反映。随着沦陷区的扩大，国统区日益缩小，国民政府不得不把发展工矿企业的立足点转移到为战争服务的基点上，以支撑持久抗战的需要。
第三，平桂矿务局的建立和发展过程，是战时中国后方政治、科技、经济等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发展的综合反映，体现了“一切为了抗战”这一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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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7-12-15 16: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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