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抗战的兴起（2）
2017-12-02 10:29:1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当年在中华大地到处传唱的《松花江上》，曾这样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三)、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激起中国的举国愤慨，中国各地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对日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

　　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各厂的工人，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区的矿山工人，辽宁的纺织工人，安东丝厂的工人，南满铁路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沈阳兵工厂的一批工人离厂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广大农民也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1931年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们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送货物，迫使船只停靠码头无法行动。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邮务、水电、卷烟、针织、棉纺、皮革、造船等行业的100多个工会约10万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并颁发军械，检查日货，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上海日资纱厂八万多工人自动组织抗日会，并决定退出各自的工厂，实行对日不合作主义。10月10日，北平邮务工会组织抗日救国会，通电要求：全国一致备战抗日，成立邮工义勇军，组织全国邮工抗日救国会及北平工人救国联合会等。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包括有邮务、火车、火柴、缝纫、电车、自来水等行业工会，并且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抵抗政策。

　　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传开，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长沙、西安、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大、中学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罢课请愿，组织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9月20日，北平的大学生发出“代”电，提出“为今之计，惟为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各地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许多人脱下学生装参加抗日部队。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同日，流亡到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和领导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9月27日，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全国的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爱国民众发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最初呼吁。

　　当时，上海、南京的学生除集会游行外，还纷纷到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9月28日，南京冒雨请愿的学生，怒不可遏，痛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次日，蒋介石被迫接见请愿学生，口头上表示要“抱定与国民同生死之决心，以不负人民之信托”。为了蒙蔽民众和抵制反蒋派要其下野的呼声，蒋介石又在11月19日于南京举行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当时国民党分宁、粤两派，并分别于11月19日、18日在南京、广州各举行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声称：“本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于是，在南京请愿的学生发起了“送蒋北上”运动，继续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门上高悬一只大钟，轮番敲打，以示警告。学生们“鹄立于雨夜之中过夜，一任风雨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然而，青年学生们赤诚的爱国之心，竟一次次被蒋介石所愚弄，他根本没有“北上”抗日，而是继续南下部署“剿共”。

　　12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国民政府竟指使军警镇压，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中央大学学生和南京大学学生数千人立即举行示威，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为抗议国民政府镇压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亦于12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12月17日，在南京的全国各地学生3万余人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途经《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军警竟开枪镇压，打死30余人，打伤1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当夜，国民政府又出动大批军警，对进京学生进行大搜捕，强行把他们赶出南京。

　　珍珠桥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人们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惨案的死难烈士。

　　“九一八”的炮声，震颤了每个爱国者的心。在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知识界人士也勇敢地行动起来，纷纷发表讲话、通电，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建立组织，举行集会，阐发抗日救国主张，严厉谴责国民党

　　当局“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的文章，明确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王造时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共同抗日。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2 1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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