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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工作
2023-07-31 10:47:56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周恩来与南方局部分同志在红岩水坝旁

  1938年10月26日、27日,日军占领汉阳、汉口、武昌。中共长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撤离武汉去重庆。1939年1月,中共南方局正式宣告成立。由于时势的发展,在武汉的机要工作人员也于次年3月搬到重庆,到1946年5月,他们在重庆战斗长达7年之久,在秘密战线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乐章。

  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

  中共南方局机要科到达重庆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找到机房街70号建立十八集团军驻重庆通信处,以公开合法的名义开展活动。

  虽然早些时候又在棉花街30号租了一所房子,但仍不够住,且两处办公,诸多不便。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办事处在重庆另行选址,保证既能在日本飞机轰炸时有个退路,又可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

  经过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由党员刘圣化陪同周怡找到他的妈妈、爱国进步人士饶国模。饶国模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在红岩嘴有个占地200亩的大有农场,她建有一幢三层的小楼,还有两栋平房、一栋草房。这里既便于党进行秘密工作,又有利于防空,是个理想的地方。

  1939年5月3日,日本侵略者对重庆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整个山城一片火海。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的同志当晚全部到红岩嘴。5月4日,又是大轰炸,把机房街炸毁了。当时楼房只建了一半多,因此同志们分别被安排在饶国模的住宅和她的雇工宿舍以及存放工具、柴草的茅棚里。电台、机要科人员住在沟对面的一间破瓦房里,大家打地铺,男女各一边,就餐是在“露天饭堂”。敌机一来,大家就钻进防空洞译电报,不中断工作。

  由于大巴山、秦岭的阻隔,加之经常下雨,空中联络干扰很大,又缺少大功率电台,遇到天气不好,联络便很困难。为了使联络畅通,电台的同志们积极想办法,利用下半夜干扰少的有利条件突击工作。电灯不明,电压不稳,就自买器材安装变压器,提升电压;停电时就用人工摇手摇马达发电。通过这样,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与延安的电讯往来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把国共关系推到破裂的边缘。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机要通信工作,任务更加繁重,斗争也很激烈。国民党千方百计地限制和取消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电台,而且想破译密码、截取核心机密。但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全体机要通信人员凭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精湛的技术,采用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同国民党进行斗争。

  为对付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对电台的检查,童小鹏以办事处机要科长的公开身份出面,按规定登记电台的波长、呼号和联络对象,并登记少数报务员、译电员,其余以家属等名义作掩护。每次检查,他都要在办事处传达室应付他们,而且早就准备好一套应答的话,预先安排相互间的“家属关系”,如以“董必武的外甥”“林伯渠的外孙女”等搪塞过去。后来,他们还提出要看看电台,机要科的同志就把电台从三楼搬到一楼让他们看。另外三楼还设有秘密小电台,专门收发党的机密电报,以大掩小,以公盖秘,准备大电台被他们破坏后,机要科仍能同延安等地保持着密切联络。

  国民党特务为破译南方局的密码电报,在办事处附近参政会楼内加设侦收台,抄写南方局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因此,我方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遇到长报,就由几名译电员同时分译。另外,为防国民党顽固派对办事处进行突然袭击,以保证在特殊情况下还能同延安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就在重庆市内和郊区设立秘密电台。

  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到来,机要的同志们工作更加紧张。

  1941年1月7日,电台收到中央发来的新四军总部北上途中被围的急电。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交涉,但蒋介石已蓄意反共。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日,很多同志都去化龙桥虎头岩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晚上,报社举行晚会。正当周恩来在庆祝晚会上讲话时,机要科两位同志急匆匆地跑来,送上一封标有“AAAA”符号的中央特急电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速一扫,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遭到国民党的攻击,伤亡惨重,局势危急。

  周恩来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他又提醒大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还只是其分裂阴谋的开始,我们要准备迎接更严重更艰巨的斗争。”周恩来讲完话后,立即着手布置工作。首先指示《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第二天在报上把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破坏抗战的事件透露出去,并准备揭露文章。然后,都随周恩来和其他负责同志赶回红岩。周恩来连夜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事变发生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一方面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通知各地下党组织采取应急措施,保护党员和先进分子,并向中央请示报告。同时要求南方局内各单位负责人立即检查和销毁文件,告诉大家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坐牢。

  此后,童小鹏立即到三楼向机要人员传达并作布置,除了必用的密码随身带外,其他藏到安全地方,楼口日夜值班,听到传达室电铃响,即把手头的密码烧掉,绝对不能落入顽固派手中,要求大家绝对保密,准备坐牢、杀头,决不叛党。

  采取应变措施与国民党周旋

  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信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深夜,周恩来从外面办完事回到红岩,在办事处二楼的过道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干部会。他沉痛地向大家讲了皖南事变的详细经过,并分析了目前的局势,指明斗争的方向。最后,他号召要向烈士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次日凌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后,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

  这时,《新华日报》的同志向周恩来汇报说,揭露皖南事变的文章全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压,禁止刊登。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又派人在报社坐等审看第二天的报纸。

  周恩来听完,沉吟片刻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里,不要送检,而且要大量印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愤然挥笔,写下了轰动全国的四言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他签上字后把诗和题词装入信封,写好“立送汉夫同志亲收”,让童小鹏立即派人急送报社。

  童小鹏马上叫起副官岳仁和警卫战士把这封信从招待所翻山过去送到报社面交章汉夫。第二天清早,《新华日报》除报童送报外,还组织干部送报,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字,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国民党顽固派发现周恩来题词后,即扣留报童和报纸。当天下午,周恩来约国民党代表张冲一同到宪兵司令部抗议,要求释放报童,发还报纸。他说,你们如不放报童,我和董必武自己上街送报,看你们敢怎样。国民党顽固派只得释放报童。周恩来拿了部分被扣报纸,在回途中散发给路边行人。

  为应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在具体执行条例时,机要科又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一是要求各部门认真清理机密文件材料。有些重要的材料要立即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之后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要记在脑子里,不保存。非保存不可的,如密码,每个人所联系的重要关系的地址、暗语等,要用极小的字把它抄到很薄的纸上,并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要求每人备有火柴,遇到突然情况马上将材料焚毁。三楼机要科保险柜里还故意放几本假密码本子,而真实密码本遇紧急情况即烧毁;备用密码本则用铁盒装起来。三楼专门备了一个烧文件的铁炉子,电报传阅过即毁,并准备紧急时烧材料。二是每层楼安装一个电铃,电铃按钮装在传达室。一旦有情况,值班人员拉响警铃,各个部门立即做应急处理。在二楼、三楼的楼梯口处装上结实的门,紧急时分工把守,争取时间销毁密件。三是加强警卫,传达室增加人员,二楼加哨,昼夜值班。这些紧急措施下达后,周恩来还组织大家进行了一次演练,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天书”让国民党的专家白费劲

  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执行军事防守、政治进攻的方针,在斗争中争取了各界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政治失败告终。

  1943年6月,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错误估计形势,又命令胡宗南集结几十万大军,妄图闪击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地下党员、当时任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将情报密报中央。中央迅即决定由朱德明电胡宗南予以戳穿,并在政治上公开广为揭露,在军事上做好充分准备,重庆也进行适当的斗争,使这一闪击流产,事态因此未进一步扩大。

  1943年6月,周恩来已回延安,南方局由董必武负责。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又一次对南方局电台图谋进行控制。9月,何应钦的军政部以各军驻渝办事处都不设电台为借口,把电台封闭了,让办事处通过军政部的电台同延安和前总联络。这种明目张胆对我封锁的行为,虽经周恩来从延安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电台转交董必武作为“党台”使用,却仍遭蒋的拒绝。

  面对这种情况,在董必武直接领导下,童小鹏带领机要工作人员同军政部进行了巧妙的斗争。机密电报尽量压缩字数由三楼秘密小电台收发,大量电报则送给军政部总台发出,主要是一般的事务和报纸摘要等电报,用比较简单的密码,准备让国民党特务破译。延安来电大都是前方战报或边区消息。为了迷惑特务,就夹杂一些闭着眼睛乱写的“电报”送去,事先与收报方约好,收到后扔掉,而这些比“天书”还难解读的“电报”,可要让国民党的专家去白费劲了。事实证明,这种斗争方式是成功的。

  1944年4月,国民党军政部又进一步要求检查密电底稿,南方局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董必武给何应钦写信,说明自己是中共中央代表,与中央的来往电报不能送检,何应钦只得回信答应“暂时特准免缴电底”。不过还是准备他们随时来突袭的,已在保险柜里放着假密码和假电报底稿备查。与此同时,继续糊弄军政部电台,而办事处的两部秘密小电台,一部使用,一部备用,保证只要不封闭办事处,就能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

  为重庆谈判立下汗马功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团结教育全国人民,中共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25日深夜,重庆办事处三楼的小电台收到延安的“AAAA”急电,机要科立即翻译出来,是周恩来给钱之光和徐冰、张明的长电,告知毛主席将到重庆谈判,要求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特别是保卫工作,而且要保密。周恩来在电报中作了详细的部署,从毛泽东在重庆的住处、饮食、交通、警卫到每个生活的细节都一一交代。26日清晨,钱之光、徐冰、张明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按周恩来的指示,一一落实各项工作。

  机要科此时借重庆谈判之机,要求国民党启封电台,但他们仍不同意。当然,所有机密电报仍继续通过秘密小电台收发。为了掩护,继续多送“无字天书”的乱码到军政部总台发电,延安也照此办理来电。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粉碎阎锡山向上党地区的进攻,取得歼敌3.5万人的伟大胜利,以及建议中央向东北迅速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去建立东北根据地等重要电报,就是通过小电台发出的。

  谈判期间,来往电报多是“三A”或“四A”急电。周恩来先同毛泽东一起商量,处理来电和发电,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亲自起草重要情报报告中央。一般的情报由童小鹏摘编成电报稿报周恩来批阅签发。情报来源很广泛,王炳南、吴克坚、张明等都有很多情报关系,民主党派也常供给重要情报。许多机密情报是由隐藏在国民党中央机要处速记室的沈安娜提供的。

  机要科和电台全体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严格遵循周恩来对机要工作要绝对做到“及时、准确、保密”的要求,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光荣的任务。

  (作者:叶介甫,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统战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7-31 10: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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