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主席和陈云同志是怎么抓纪律的
2022-11-09 16:05:37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十四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担起拯救民族危亡使命，凭借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赢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和支持，成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为了少流血、打胜仗，纪律是当时全党全军全体干部必须无条件遵守的铁律。在这小编与各位一起回顾那一时期党的纪律建设，让我们重温当年的那些经典的“狠话”：
那些“狠话”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领导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建党十七年来的斗争经验，着重阐述了纪律的重要性。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并被全党所普遍接受。这一原则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党的纪律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1945年，党的七大将这一原则表述为“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并写入党章。
在延安整风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第一次将党的纪律写入党章总纲，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为此后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和思想指导。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
★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同志关于纪律建设的论述(部分)
★“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
★“我们的党是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斗争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纪律。”
★“党的纪律是统一的，必须无条件遵守。”
★“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
——陈云同志
那些典型之反面篇————
1、张国焘、王明
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和王明不经中央同意擅自以中央名义对外发布宣言、意见的错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重申了党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党的决议和文件，未经决定发表或报告、传达，不得向会外任何人泄露;不得在组织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党组织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未经党组织同意或委托，不得以组织名义对外发表言论与文件等。
2、黄克功案
1937年10月，26岁的“老革命”、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杀人，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被判处死刑。黄克功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在支持法院判决的回信中强调，“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黄克功遂被处决。
3、刘振球案
与黄克功相似，刘振球也为革命立过功。他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并担任长征时期某团政委，而且曾在平型关战役中荣立战功。但后来他贪图享乐，贪污公款数百元，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制裁。对此，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还针对此案专门写了“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主题评论。
4、肖玉璧案
1940年，老红军肖玉璧在担任边区税务分局局长期间，贪污受贿，利用职权私卖军需品，影响极坏。案发后，肖玉璧被开除党籍，边区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肖玉璧不服，也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在了解有关情况后，对林伯渠表示，和对黄克功案件一样，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处决。1942年1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5、刘力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些党员不愿意去前线和敌后根据地等环境艰苦险恶的地方工作，不服从组织决定。当时有一位叫刘力功的新党员，在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毕业之后，在工作分配问题上与组织讲条件，在党组织的多次教育下仍坚持个人要求，不服从组织分配。
经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认为应该坚决开除他的党籍，以维护党的纪律。中央组织部遂开除刘力功党籍，并公布全党，以示警戒。这件事情作为反面教材，在当时引起了广大党员的深刻反思。
抗战时期，正是通过对违法乱纪党员干部的严厉查处，一方面维护了党的纪律的威严，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力;另一方面，团结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保证了党的政策路线的贯彻执行。
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虽然带着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那些典型之正面篇————
1、董必武
1941年，正是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受当时国共关系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负责。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绝不能乱花一分钱。曾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信检讨。
2、王秉璋、徐海东
平型关战役期间，时任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王秉璋和第344旅旅长徐海东同乘最后一列火车到达五台，据王秉璋回忆，那天正好是1937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当时的八路军还是沿用红军时的习惯，找房子专挑大户人家。”王秉璋说，那天他们夜宿在五台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院里，房东非常热情，请这些赴前线抗战的八路军官兵吃月饼。“那是我一生中吃的最好的月饼。”王秉璋回忆说，月饼是北京精益店出产的，原料分别为燕窝、鱼翅、海参、鲍鱼等。王秉璋一看这家的架势顿时觉得不对劲，担心地问徐海东:“这是什么人家呀?不会违反统战政策吧!”
“部队一到山西地界就住进了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家，师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宣布了一条纪律，以后部队宿营不准住统战对象(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的家。”王秉璋对住宿对象的判断果然没错:旅长徐海东让人一打听，这里竟然是晋军中地位次于阎锡山的晋绥军高级将领、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家。尽管徐海东专门批评了粗心的管理员，但“晚饭都吃了，只得住下。”王秉璋说，“第二天清晨，我们起床后就向主人辞行。房东非常客气，送给徐海东和我两盒月饼，我们推辞不脱，只好各掏出8块银圆作为酬谢，但房东不肯收钱。”王秉璋不得不向房主解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八路军的纪律，不收钱就不收月饼。房东无奈，只好收下钱。“那时，我们每月只有一元钱的津贴，8元钱是我一年多的积蓄。”
(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09 17: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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