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从沪迁渝的生活书店
2022-07-20 09:09:08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生活书店重庆分店

重庆三联书店成立大会合影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乱，邹韬奋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从上海迁至重庆，继续传播马列主义先进思想和进步文化。以生活书店的方式，帮助人们提高认识，紧密团结在中共南方局周围，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2年7月，生活书店在上海成立。它是在《生活周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办人为邹韬奋和徐伯昕。生活书店以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出版进步文化读物，竭诚为读者服务为宗旨，内部采取合作社组织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管理制度的新型出版单位。从成立起到全面抗战初期的5年间，邹韬奋和徐伯昕在胡愈之协助下，团结广大进步作家，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编辑出版了大量宣传爱国、抗日、反对投降和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这5年中，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生活周刊》《新生》《大众生活》等17种杂志，出版了许多革命文艺作品及新思想启蒙读物，仅各种丛书即达13种，如“青年自学丛书”“世界知识丛书”等，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由于出版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书刊，生活书店遭到国民党当局忌恨，被视为“文化围剿”的对象加以打击，书刊屡遭查禁。国民党当局对邹韬奋横加迫害，以致邹韬奋两次被迫流亡海外，且在1936年底被罗织罪名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营救出狱。从此，中共加强了对生活书店的领导，把它当作党在国统区从事革命出版事业的重要机构。

　　一

　　迁至重庆的生活书店，业务不断发展，期刊出版方面新增有《全民抗战》《世界知识》《新学识》等10余种杂志。丛书方面，除继续编印抗战前已出版的各种丛书外，还增编出版了“救亡文丛”“抗战社会科学丛书”等10余种新丛书。主持这些刊物和丛书的编者，都是当代的名家，譬如邹韬奋、胡愈之、茅盾、金仲华、沈志远、张仲实、胡绳、钱亦石、钱俊瑞、周扬、陶行知、平心、柳湜等。与此同时，生活书店的发行点也迅速扩大，在整个大后方，邹韬奋自己开办的分店达即55处。除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外，其余各省市都有分店，有11个省的分店甚至还有好几处。

　　正当邹韬奋为团结、抗战、民主大业努力奋斗、为读者供应精神食粮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宣传部，先后发布检查书店、查禁书刊、封闭书店、禁止邮递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把宣传团结抗日、介绍进步思想文化读物的生活书店视为眼中钉，并秘密下达取缔生活书店的通知。随之，西安生活书店被封闭、书刊财产被没收、经理被逮捕，全国各地封店捕人陆续发生。在重庆，国民党当局对生活书店的迫害也日益加剧。他们不仅在书刊原稿审查上多方刁难，动辄检扣文章，无理查禁或没收已出版的书刊，还派特务到书店借查账目肆意捣乱。所有这些迫害活动未能改变生活书店的出版方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由潘公展等人出面，直接提出要生活书店改变出版方针，与其御用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合并等无理要求，当这些罪恶企图遭到邹韬奋、徐伯昕的严词拒绝后，封店捕人的迫害变本加厉。1940年2月，其他生活书店的同志来到重庆，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工作。这时在各省市的55处分支店中，除5处因战局关系撤退外，有44处被查封或被迫停业，工作人员被捕达40多人，只剩6处分店还在营业。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已遭受严重摧残的生活书店又陷入了被反动派彻底扼杀的险境。同年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三青团中央团部联合发出密电，下令查封各地生活书店。不到半个月，残存的成都、贵阳、昆明、桂林、曲江5处分店也全被查封，部分工作人员被捕，重庆分店及总管理处危在旦夕。为此，邹韬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出走香港。总经理徐伯昕两次向行政院送去呈文，要求撤销错误命令，启封书店，释放被捕职工。救国会领袖、书店理事沈钧儒，除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保障人民出版事业”的议案外，还以个人名义直接致函蒋介石，要求停止对生活书店的压迫，启封已查封的书店，释放已捕去的人员，国民党顽固派却置之不理。

　　由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时地揭露与严正的斗争，加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迫使国民党当局对重庆生活书店的查封密令未能执行，重庆生活书店得以免遭扼杀，保留下来。

　　二

　　抗战时期，重庆生活书店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生活书店总管理处领导为了保存力量，继续斗争，作了一些安排。譬如，把《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战时教育》等杂志从生活书店中分出去单独经营，以便书店被封时能够继续出版。

　　“皖南事变”后，在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生活书店的领导人立即疏散、隐蔽，应对危局，继续斗争，并作了一系列部署：一是总管理处迁往香港，继续出版工作和领导各地业务;二是重庆分店坚持下去，决不自动停业，《文艺阵地》仍按期在重庆出刊;三是分出部分力量，另外建立或与他人合作建立新的出版社，继续战斗;四是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联合派人到苏北解放区设店。在此之前，三店已联合派人到华北解放区设店;五是再分出部分力量从事商业活动，以利于经济上给书店以支持;六是将一部分职工介绍到别的单位工作，以待时机。

　　根据这些部署，重庆分店坚持营业，代经理为方学武。调原成都分店经理诸度凝到重庆来，与潘序伦合作，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派孙洁人、薛天朋、仲秋元与中华职教社合作，在该社创办的《国讯》旬刊社内建立书刊代办部，把原属生活书店的邮购户，期刊订户全部转过去，继续为外地读者订购书刊。其余同志有的随总管理处去香港，有的转入别的单位工作。

　　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形势的变化，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收敛反共反苏的行动。处在重重压迫下的重庆生活书店，遵照中共南方局的指示，抓住这一转机，对出版力量重新作了部署。

　　第一，调配人员，增强力量。先是调原昆明分店经理薛迪畅来任重庆分店任经理;接着，增建两个出版社(一是文林出版社，派方学武任经理;二是峨眉出版社，派仲秋元任经理);其次，建立地区管理委员会，主席为沈钧儒，委员为诸度凝、孙洁人、薛迪畅、方学武、仲秋元。

　　第二，组织力量，恢复出书。当时政治形势虽略有缓和，但国民党当局对出版物的限制仍极为严厉，因此用生活书店的名义出版特别困难。为此，重庆生活书店的几个出版机构大体做了分工：生活书店除了坚持《文艺阵地》的出版外，还着重印刷有关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方面的读物，如“青年自学丛书”，重印了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沈志远的《大众社会科学讲话》、平心的《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新建的两个出版社将重点放在革命文艺作品、苏联文学的翻译作品、国际问题评述和历史研究等方面。

　　第三，调进书刊，充实书店。重庆生活书店大量运进桂林、上海两地分店的出版物，供重庆门市销售。对于重庆生活书店，国民党当局暂未封闭，并非出于仁慈，而是迫于政治形势，对维持其假面具有利，但国民党在暗中却发出多道密令，要各地党部禁止外地书店代销生活书店的书刊。重庆生活书店不仅要克服纸张稀缺、资金短缺以及运输紧张等困难，还要对付国统区特务设置的重重障碍。

　　四

　　1943年秋，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被迫在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上宣布，要在胜利后实行宪政并重新开始国共谈判。翌年，日寇进攻湘、桂，国民党中央军大溃退，受到国人谴责。蒋介石政府处于狼狈的境地，重庆的民主运动重新掀起。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党组织委派张友渔来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张友渔领导大家密切配合当时的民主运动，安排峨眉出版社出版一套抗战建国丛刊，如《国际与外交》《民主与宪政》《法与宪法》等;用生活书店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中国宪政论》《宪政基础读本》《走向民主》等读物。

　　重庆生活书店在发行方面也尽力扩大。除了之前大量通过报纸广告做介绍外，还做了以下几件工作：举办星期推荐书，每周在报纸上推荐一册文学名著或青年自学丛书，以八折优惠读者。外地读者如剪报来购，同样予以优惠。

　　五

　　“皖南事变”后，中共领导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总负责人相继离开重庆。1942年，读书出版社总经理黄洛峰返渝，考虑到三店早已存在的密切合作关系，他就经常把三店负责人找在一起座谈，传达中共的指示，领导他们分析形势，研究工作。其中如何团结同业，在出版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经常研究的议题。

　　1943年12月，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峨眉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文化供应社、作家书屋、教育书店、群益出版社等13家出版发行单位联合发起，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到次年4月参加的达19家。每月集会一次，共商业务。多数同业都认为有设立联合发行机构的必要。于是，在1944年成立董事会，公推黄洛峰为董事长，张静庐为总经理。是年5月1日，在林森路设立联营书店，经理为贺礼逊，仲秋元为副经理。重庆联营书店一开张，强大的阵容和一套符合联营者利益的做法，对新出版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和联营书店成立后，除了在业务上得到了发展外，还联合同业对国民党的文化统治和政治压迫，展开了广泛的斗争。

　　1945年6月，参加联营书店的29家出版社联名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出版业的紧急呼吁》。为避开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这个“呼吁书”是用广告形式在报上刊登的。同时，他们向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了呈报。“呼吁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平价供应纸张;二是限制印刷费用上涨;三是取消对邮寄书刊的限制;四是设立出版业文化贷款。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迫使一向以压制进步文化为能力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出面邀请出版界派代表座谈，并请财政部、交通部、社会局等方面派员出席，广泛听取意见。

　　联营书店的成功及其联合斗争取得的胜利，显示了中共南方局统战政策的巨大力量，也使“生活”“读书”“新知”三店在新出版业中获得了同业的信任。组织联营书店取得的经验，还为新中国成立后，团结改造私营出版业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成功的先例。1945年春夏之交，抗日战争即将胜利，黄洛峰在一次“生活”“读书”“新知”三店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大意是抗战即将胜利，胜利后的新中国，进步的出版发行事业必将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广大沦陷区收复后，需要新设许多书店，如三店继续分开经营，无论人力、物力、财力都难于应付。为了集中力量去迎接这个新局面，三店应当联合起来。对于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他们都一致赞成。重庆三店合并后，定名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总称重庆三联分店。合并后的重庆三联书店，设营业、会计、总务三部和三个门市部。11月20日，合并后的三店正式在报上发表公告，同时结束了重庆原三店分别战斗的历史，走上继承和发扬三店优良传统的联合奋斗道路，继续为重庆及全国各地的广大读者服务。

　　(胡平原，作者单位：中共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2-07-20 0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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