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朗自卫团——机枪手弹尽被劈头敢死队夜袭歼敌36名
2016-04-19 16:14:13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李湘莹 刘旭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自卫团

　　成立于1938年8月前后的斗朗自卫团，其组建者为革命烈士霍锡鸿（1916-1947）。据博罗县委党史办的记载，彼时，霍锡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命回乡开展抗日斗争。而在斗朗自卫团成立之前，新塘与莞城等地也出现了村民组织的自卫团，并得到了当时政府的承认。1937年12月，抗战形势日趋紧张，中共广州市委派工作队赴东莞开展工作。同月，工作队在麻涌成立“抗日青年义勇军”并于1938年1月在长安、塘厦、东坑、大朗、寮步、高埗等乡组织成立了自卫队。村镇中的抗日自卫队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而在东莞地区沦陷后，尚存的抗日自卫队成员有一部分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

　　“日军用木船和橡皮艇向我方进攻，还在新塘四望岗山头用大炮向我方袭击，又用飞机轰炸。炸弹的目标都很准确，我方借助甘蔗林作为掩护，坚决抵抗，敌人始终无法登岸。”

　　———93岁自卫团后备队员霍焱辉讲述当年守卫斗朗

　　“我父亲转入甘蔗地，看见了东向村的自卫队员排爷被日军炮弹炸断了腿，痛苦难忍。排爷觉得自己伤势太重，见我父亲来，让他为自己补上一枪，就这样牺牲在甘蔗地里。”

　　———86岁的斗朗村村民霍海良

　　1938年10月12日，在全面入侵中国一年多后，从澎湖马公出发的4万日军于惠州大亚湾登陆，进犯广东，华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21日，日军登陆仅仅九天后，广州沦陷。

　　在占领广州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东莞，位于东江南岸的东莞斗朗村（当时为斗朗乡）成为了日军首先攻打的战略要地。由斗朗村民组成的自卫团，联合周边各村镇的力量，与来犯之敌进行了近半个月的激烈战斗。

　　对于这场战斗，后世的记载非常有限：19 9 2年出版的《中共东莞党史大事记（1919-1949）》记载：“1938年10月底，斗朗乡自卫团截击沿东江而下的日军，击毙4人。”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整理的《东莞抗日大事记》中则提及“11月9日，袁华照率队在斗朗乡抗日自卫团的配合下，截击由增城泥梓（坭紫）渡过东江河的日军，毙伤日军数十人，抗日团队亦伤亡数十人”（主要依据国民党当局1940年编写的《广东自卫团抗战纪要》）。

　　历史的原貌远比这寥寥数语更加波澜壮阔。据统计，斗朗和周围村镇的抗日自卫团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32人，在东江沿岸数次抵挡住敌人的进攻，并给来犯的日寇以重创。香港《星岛日报》曾于1938年11月13日报道，“斗朗混战歼敌达百数十人”。而在《东莞市中堂镇志》的记载中，根据中共博罗县委党史办在上世纪80年代调查，在前后约半个月的战斗中，斗朗和邻近村镇自卫团共击毙日军100多人。两个数据基本吻合。

　　当年参战的村民大多已离开人世，我们已很难找到这场战斗的见证人。但幸运的是，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曹直曾于1999至2000年先后赴东莞市斗朗村、东泊村、东向村、望牛墩镇等当时参战的村镇进行调查，与一些经历过这场战斗的村民进行了对话，采访记录被完整地保存至今。结合曹直先生当年的采访记录，南都记者重访斗朗村，通过几位仍健在的战斗亲历者的讲述，尽力还原77年前，发生在这个平静村庄的激烈战斗。

　　水乡“自卫团”。战火前夕

　　收编杂牌军。驱逐尼姑间谍。枪决汉奸。哑巴和尚竟是日军军官

　　东莞市中堂镇斗朗村，是一个坐落于东江边的水乡村庄，与对岸的增城新塘镇隔江相望。这里河汊纵横，广虎公路又从村中穿过，是水陆交通的关隘之地。

　　当时斗朗属于“乡”一级建制，斗朗乡乡长霍月波之子霍锡鸿（一作“霍锡熊”，曾用名霍路洪），1916年生于斗朗，1932年考入广州知用中学。他在学期间与诸多进步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并在思想上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在1936年中学毕业后，他回乡担任乡里的小学教师。

　　1938年8月，全面抗战已经开始，霍锡鸿动员父亲霍月波出面，在乡里组织起一支“农民抗日自卫团”，附近几个村镇闻讯也纷纷成立了自卫团。除号召本地村民加入外，自卫团还收编了驻扎于斗朗附近、归属于袁华照（又名袁虾九，早年在增城聚众为匪，1928年被粤军第五军收编，时任莞增特务大队队长。此前有记载称袁华照率部在斗朗抗击日军，但根据村民回忆和《东莞市中堂镇志》编写人员的调查，袁华照部队当时只有30人左右在斗朗参战，袁本人并不在斗朗）的一支杂牌军。斗朗当年只有700人丁，但自卫团的规模却不小。根据《东莞市中堂镇志》记载，在袁华照的部队加入之后，斗朗自卫团的常备团和后备队共有300人左右。

　　自卫团后备队员、东泊村村民陈浩培（参战时22岁，受访时83岁，现已去世）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称，当时几个村镇的自卫团都集中在斗朗训练：“我村抗日青年陈金边、陈启祥、陈良安、陈贺仔、刘景发同斗朗、鹤田、望牛墩抗日自卫团在斗朗广虎公路（现107国道）训练很长时间，由斗朗永恩堂供膳。队员发下一顶竹帽，写着‘东莞县中堂区抗日自卫团’，肩上还斜挂一条蓝色的布带，常备队员都背上了七九枪，预备队员也都有土制梭镖之类的武器。自卫团成立之后，由霍锡鸿任总指挥。”

　　而在战争爆发之前，日寇的情报人员也不断在斗朗活动，勘测地形。据陈浩培回忆，在村子里时常出现汉奸与间谍的身影。

　　“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1938年上半年来了一个外地尼姑，年纪在40岁左右。她晚上住在洪圣宫古庙，背着佛像，带着香烛，到处化缘，给小孩子发糖果。经过盘查，发现她画了不少东莞各村地形图。乡长认定这个人是汉奸，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就放了她，将她驱逐出去了。”

　　斗朗自卫团成员，曾参加斗朗战斗的何跻（参战时23岁，受访时85岁，现已去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也对在斗朗出现的汉奸间谍有所记忆：“当时自卫团和后备队日夜放哨，后来斗朗自卫团在斗朗渡口抓住一名汉奸，检查之后发现，这个汉奸身上带有东莞地图和日本军票，应该是来勘测地形的。斗朗自卫团把这个人从斗朗押到东向审问之后，对他执行了枪决。”

　　除了被村民们发现的间谍，在斗朗村还出现了一个哑巴和尚。他挨家串门，好像并没有什么目的。但让斗朗人没有想到的是，在不久之后，正是这个“哑巴和尚”给斗朗人带来了一场血肉横飞的战争———此人正是后来入侵斗朗的日军部队长官铃木山下。

　　斗朗村村民霍燮芳（时年13岁，受访时74岁，现已去世）曾回忆：“铃木本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化装成一个哑巴和尚，到斗朗来看过地形，他身穿和尚的衣服，背着一个菩萨（像），敲着木鱼到处查看，晚上躲去小庙里神台下住了数晚，在此期间他画了详尽的斗朗地区地图。当时的村民当中，有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哑和尚，但大家不知道他是日本仔，更不知道他是个军官。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后来占领了斗朗之后才说出来的，可见他是有备而来，而且非常重视，亲自来勘测地形。”霍燮芳的舅公郭梓俦曾留学日本，与铃木是校友。扮哑巴和尚的秘密正是铃木后来为说服郭梓俦出任伪职而亲口承认的。

　　斗朗地处东莞一隅，对于外界战局的变化，起初村民们并不知情。在斗朗，霍锡鸿时常召集周围村镇的几位老师一起在家中的谷仓开会，传递时局消息。据村民们回忆，斗朗先后成立了先锋队、妇女会等组织；1938年10月8日晚上，斗朗的小学生们还在排演白话戏，进行抗日宣传。10月17日，东江对岸的增城仙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全体斗朗人意识到，战火已离自己不远了。

　　火烧蔗林。英勇御敌

　　排爷被日军炮弹炸断腿后牺牲在甘蔗地；机枪手打到弹尽，被鬼子用大刀劈死

　　进犯日军在仙村遭到了共产党人阮海天、杨步尧领导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第三区常备队的迎头痛击。仙村战斗结束之后，为打通广虎公路，占领斗朗的渡口和码头是必由之路。据《东莞市中堂镇志》记载，10月25日，日军从东江对岸的增城坭紫村出发，向斗朗村发动进攻。

　　93岁的自卫团后备队员霍焱辉（参战时16岁）向南都记者讲述当年守卫斗朗的顽强：“日军用木船和橡皮艇向我方进攻，还在新塘四望岗山头用大炮向我方袭击，又用飞机轰炸。炸弹的目标都很准确，我方借助甘蔗林作为掩护，坚决抵抗，敌人始终无法登岸。”

　　此后数天，日军对斗朗的几次进攻均告失败。但到了农历九月初九（10月31日），日军增加兵力，卷土重来。这次斗朗村村民联合邻近村庄的青年，与日寇在豆豉洲、觉华寺等地交火，战况惨烈。在2000年的采访中，参加了这场战斗的望牛墩自卫团成员陈苏梅（参战时19岁，受访时82岁，现已去世）描述了当时的战斗过程：

　　“上合村自卫团大队长陈树立带领我们五六十名队员，到中堂东泊村和陈金边接头。当天早上9点后，在斗朗福田围同对面豆豉洲的日本仔战斗。战斗大概持续了六个小时多，打得很猛烈。斗朗自卫团这边还有袁虾九的散兵在参战，又有八乡的几十名自卫队员一起与日军对阵。日军躲在豆豉洲尾的蔗林里，我们就把甘蔗点燃，用火烧死日军。”

　　另一位参战的斗朗自卫团成员霍志权（参战时21岁，接受采访时82岁，现已去世）则对惨烈的战斗场面记忆深刻：“日本仔的炮很厉害，一个炮弹落下来，弹片四散，像开花一样。有一次一炮打过来，我亲眼见到两个东向村的青年受伤。其中冯耿明被打中了阴部，排爷（花名）则被打断了脚踝骨。当时村里有两个小庙宇，日本人打过来之后，一个和尚被杀了头，尼姑庵被他们放火烧掉，90多岁的老尼姑爬到楼上躲避，最终在大火中也被迫跳楼而死。”

　　86岁的斗朗村村民霍海良（时年9岁）则告诉南都记者，其父霍润欢当时参加了战斗，并且是排爷牺牲时的见证者：“我父亲转入甘蔗地，看见了东向村的自卫队员排爷被日军炮弹炸断了腿，痛苦难忍。排爷觉得自己伤势太重，见我父亲来，让他为自己补上一枪，就这样牺牲在甘蔗地里。”

　　战斗激烈，伤亡无法避免。在此前的采访中，东泊村村民刘灼均（时年6岁，受访时68岁）称，他的叔父刘景发也在这次战斗中阵亡：“战斗打响之后，我们根本不敢在家里住，叔父去打日本仔后来没有回来，只找回一个尸体。我们村上有两条机枪，都带去支援斗朗村的战斗。我的叔父是机枪手，在觉华寺打到弹尽，被从屋顶闯入的日本鬼子用大刀劈死，一刀从头顶劈下，脸都分成两半了，很是凄惨。”

　　斗朗沦陷。夜袭宗祠

　　日军驻扎霍氏宗祠内，自卫团敢死队摸营杀敌36人，日军报复放火烧村

　　在这一次战斗中，斗朗自卫团与附近村镇自卫团参战人数多达几百人，他们的顽强抵抗又一次挡住了敌人的攻势。但借助飞机大炮的猛烈炮火，日寇还是在几天后的农历九月十六，即1938年11月7日攻占斗朗。霍燮芳当时留在村里，亲眼见证了斗朗的沦陷：“那一天是农历九月十六日，我父亲霍钦焱也参加了战斗，许多年以来我母亲一直记得这个日子。当天自卫队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我父亲那天早上正去种地，听见枪响回来拿上枪就上了战场。据他说，日本仔的炮很厉害，他们看到我们这边哪里打枪，过一会儿大炮就打过去了。父亲到了下午才离开战场，因为我的外婆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没有儿子，父亲担心老人无人照顾，划小艇把外婆送回泗涌。当天，斗朗沦陷了。”

　　这一次，日军不再从正面和斗朗守军交火，而是从江南村的江面上绕道而来。面对近千人的日本正规军和猛烈的炮火掩护，二三百人的斗朗自卫团即使联合周边村镇的力量，也无法再阻止日军前进。但在霍锡鸿等人的指挥下，自卫团并未放弃抵抗。入夜之后，日军驻扎在村子里最大的建筑物霍氏宗祠内，霍锡鸿又组织敢死队，由朱满怀、霍润维、霍钟进、霍润欢、何健佳等30余人去摸营。趁着敌人熟睡，敢死队员们把日寇杀了个措手不及。

　　据东莞市中堂镇志记载，这一夜，敢死队共毙敌30余人，其中还有两名军官。而根据当地村民的回忆，自卫团共击毙了36人，日军来不及把尸体运走，就把尸体集中在斗朗码头火化，并立起木制墓碑，上书“铃木山下队官兵三十六勇士之墓”。此后，每有日军的兵船、步兵经过，都要在斗朗码头停留拜祭。在日军撤走之后，这块墓碑被自卫团成员拔出销毁，未能留作见证，但村民们至今仍留存着日军当年仓皇撤退之时遗弃的军刀。

　　遭此打击后，日军不敢再驻扎在斗朗，随即撤回了对岸的新塘。但在撤退之前，为了报复斗朗人之前的英勇抵抗，日军在村中大肆劫掠，并放火烧村。

　　斗朗村村民霍国才（时年13岁，受访时75岁，已去世）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还能记起当时村中起火的场面：“有人说村里一共七处起火，但我记得不止七处。那时候村子里到处都是火光。日本仔放火是用汽油来点火，火势很猛，整个天空都是红的。幸好刚着火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雨，不然可能全村都会被烧掉的。”据统计，日军放火共烧去房屋60余间，霍氏宗祠也在大火中被严重破坏。

　　日占区斗争

　　村民曾为铃木校友，拒绝出任伪职；乡长中了汉奸埋伏当场丧生

　　据《东莞市中堂镇志》记载，在前后半个月的战斗中，斗朗及附近村镇的自卫团及村民共阵亡32人，而根据1999年的调查，阵亡村民中留有姓名的计20人（望牛墩自卫团5人，新学田自卫团3人，东向自卫团2人，东泊自卫团5人，斗朗自卫团5人）。斗朗永恩堂出资从望牛墩购回棺木32具，将阵亡人员安葬于花墩。

　　战斗结束，斗朗和周围村镇沦为日占区。日军长官铃木曾经进村试图拉拢同为东京大学校友的村民郭梓俦出任伪职，被郭严词拒绝。后来，一心抗日的郭梓俦在1944年，就让年仅15岁的儿子郭棋加入了东江纵队。

　　在安葬死者后，乡长霍月波带自卫队员霍旭恩、霍庆均等5人，前往东向冯屋祠堂开会，商讨抚恤阵亡人员家属事宜。然而在回村的路上，于东向屈尾涌中了汉奸霍灼祺指使土匪埋伏，霍月波当场丧生，其余人受伤逃脱，在回村后不久，霍旭恩亦伤重而亡。

　　而此时撤至增城的霍锡鸿，却无法回到东江对岸安葬自己的父亲霍月波，他的未婚妻陈瑞颜毅然按照习俗，用公鸡代替新郎举行婚礼，嫁入霍家，为丈夫挑起侍奉婆母的担子。此后，霍锡鸿在增城、韶关等地继续进行抗日活动，曾担任增城永和区抗日民主政权区长。

　　为隐藏身份，霍锡鸿曾化名石熊，后来一些记载中将其名记作“霍锡熊”亦可能是由此而来。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在博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于1947年2月光荣牺牲。

　　战斗结束后的几年中，斗朗村青年农民当中，陆续参加东江纵队的共有30余人。其中霍沃明、霍柱波、霍彦坤、霍旭麟等四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霍淦海、霍荣枝、郭棋光荣负伤。抗战胜利后，郭棋等人又随东江纵队北撤，参加了解放战争。

　　如今，亲历过这场抗击日军侵略战斗的村民，大多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相继离世。通过他们之前的讲述和几位仍健在的亲历者，我们终于能够还原那段硝烟中的岁月。霍焱辉仍能清楚地记得日军炮弹轰炸阵地的场景，霍海良则将父亲与兄长的战斗记忆保存至今。77年前发生在这个东莞西北、东江江畔村庄的激烈战斗，让斗朗人刻骨铭心。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曹直对本文有突出贡献；实习生张典、冯群星，中堂镇文广中心副主任张波、工作人员戴润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资料：曹直于1999至2000年的采访记录；曹直与党内老同志王鲁明、陈文慧、郭棋的谈话记录；曹直此前文章《迟到的报道》；博罗县党史办《肝胆照象山浴血富美村———霍锡鸿烈士传略》；《中共东莞党史大事记（1919- 1949）》（1992）；《历史的光环（1939- 1988）》（1988）；1938年11月13日香港《星岛日报》。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19 16: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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