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二章全国性抗战的爆发 第十一节
2017-03-22 10:34:4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秀鑫、郭德宏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的战略进攻，中国大片国土沦陷，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在“寇深祸亟”亡国灭种的形势下，全国各行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群众团体以及海外华侨，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蓬蓬勃勃的抗日斗争。

（一）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抗日斗争

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有着强烈的爱国精神。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一直积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后，各民主党派积极拥护，做了大量工作。全国抗战爆发以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的“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得以释放。出狱后的“七君子”，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战事业。8月，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全民周刊》。1938年7月，两刊合并为《全民抗战》。邹韬奋还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开设生活书店50余处，出版发行抗战书籍，对宣传和动员抗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救国会的许多成员，还不畏艰险，投身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在此期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致电国民政府，提出实行民主、动员人民抗战的八大政治主张。1938年3月，第三党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指出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实现民主政治，集中全国一切物力、人力，作长期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第三党的许多干部，还亲自参加了抗战，如黄琪翔担任了上海作战的第八集团军副司令。该党在武汉组织了黎明剧团和青年抗战工作团，创办了《前进报》和《抗战行动》杂志，积极开展抗日爱国宣传活动。

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31年12月在上海创办《救国通讯》，主张抗日救国，“一·二八”上海人民奋起抗日时，黄炎培积极参加组织上海市地方协会，动员上海各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全国抗战爆发后，职教社主张抗战、团结和民主，对推动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其他党派如乡村建设学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等，也以自己的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工作，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国民参政会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横、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罗文干、陶孟和、张奚若、莫德惠、杜重远、王卓然、许德珩、张澜、陈嘉庚、邹韬奋、谭平山等，积极参加了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在1938年7月于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他们与中共参政员及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参政员一起，提出了很多拥护团结抗战的好提案。由中共参政员陈绍禹领衔提出的《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共有68人联署，会议将此提案与郑震宇以及王家桢的类似提案三案合并讨论。陈绍禹及青年党参政员曾琦等代表相继发言，热烈拥护政府抗战建国的政策。最后，全体起立一致通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场内掌声历数分钟不止。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也获全体参政员起立通过。此外，邹韬奋、褚辅成、王造时、许德珩、梁漱溟等人提出的动员民众、实行地方自治、设立省参议会、救济灾民、乡村工作等提案，也获得通过。

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还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同汪精卫投降派进行了斗争。救国会成员胡愈之曾发表《谨防疫病》等文章，抨击汪精卫的妥协谬论。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先是唆使傅斯年、梁实秋等人在会下活动，企图在会上提出弹劾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议案，以便由汪取而代之。遭反对后又指使汪派参政员李圣五、陶希圣提出《对德意外交采取分化方略案》，要求派参政员赴德、意两国游说，改善与德、意的关系。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请德、意出面调停，与日本妥协。这一提案遭到许多参政员的坚决反对。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历时10天，于7月15日闭幕。经过各党各派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许多符合民意的决议，确定了“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之最后胜利”的国策，宣布了“各党各派各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这年10月至11月于重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各民主党派和著名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参政员一起，又针对投降派的种种妥协投降论调，开展了反对投降妥协的斗争。中共参政员陈绍禹提出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痛斥汉奸亲日派，参加署名者达67人之多。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史良、陶行知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等著名人士都署了名。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等66人也提出了《参政会应发表宣言，拥护蒋委员长告国民书，号召全国同胞一致奋起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案》，国民党参政员胡景伊等，无党派参政员张一麟等，也提出了类似提案。针对投降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少数民族败类甘为汉奸情况，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史良、章伯钧等21名参政员连署提出了《严惩汉奸傀儡案》。经过斗争，该提案被改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前不得言和案》，获得通过。

（二）社会各界、各团体的抗日斗争

工人阶级一直是抗日斗争的先锋。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卢沟桥和长辛店地区的工人，就立即动员起来，支援抗战。廊房事件发生后，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平津失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抽调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当日军向平汉、正太、同蒲路进袭时，沿线的大部分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团体，成千上万的工人直接参加了工人游击队、决死队和八路军。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上海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

上海沦陷后，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坚持抗日斗争。以工人、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纵队，成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之一。正太铁路、阳泉煤矿、榆次纱厂等单位工人，也都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

工人阶级还在工业内迁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他们在敌机频繁轰炸下，奋不顾身地保护机器，抢救国家物资历尽艰险，使内迁工厂大部分平安到达内地，及时地恢复生产。在日军飞机对重庆等城市的大轰炸中，工人阶级以硬骨头的精神，边炸边修，坚持岗位，继续生产，使钢铁、造船、棉纱等各项工业增产，保证了抗战物资的需要。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全国抗战爆发后，农民抗日救国会等团体发展极为普遍，仅在晋察冀地区，会员人数在数月之内就达到57万人以上。在平津、淞沪抗战中，战地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草、出民工，参加构筑工事、修筑道路，为部队送水、送饭、抬担架、救伤员。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参加抬伤员和搬运胜利品的农民群众即达数千人。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的十余次抗日武装起义，冀东党组织领导的冀东20万人的大暴动，其主要参加者均是农民。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适龄农民参加了自卫军、民兵和抗日游击队。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主要兵员来自农民。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农民成分也占大多数。就某种意义上说，抗日战争实质上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战争。农民不但是对日作战的主要参加者，而且是全国人民赖以生活的粮、油、棉等农副产品的生产者。中国战时经济能够维持，抗战得以持久，农业生产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华北、华中等敌后，农民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无论是山区或平原，农村抗日根据地所以能成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后方基地，傲然屹立于敌后，使日军无可奈何，也是由于农民配合主力部队，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到处打击敌人，形成全民皆兵的铜墙铁壁的结果。

每当历史上革命的紧要关头，学生总是起着先锋的作用。在平津、淞沪抗战中，青年学生奋勇帮助部队运送物资、构筑工事，仅北平就有数百名学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济大学等学校爱国学生和教职员工，在淞沪抗战中建立起红十字会医院和救护所，全力抢救伤员。不少学校组织了战时服务团，前往战地服务，深入农村宣传。在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青年学生投笔从戎，报效祖国。沦陷区和大后方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参加敌后抗日斗争。从延安迁至泾阳地区，由胡乔木、冯文彬等人负责的安吴青年训练班，团结了海内外的大批青年，其中包括汉、回、蒙、苗等民族，以及泰国、越南、缅甸、马来亚、菲律宾等地的华侨。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努力学习军事、政治，被培养成抗日干部，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前方和各条战线，对抗日事业作出了贡献。工业界的爱国企业家在工厂内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抗战前，中国工业大部集中于沿海和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重工业基地落入敌手。一·二八事变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基地又受到侵略威胁。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集中了民族工业的大批精华，一旦战事扩大，沿海工业将首当其冲遭敌摧残。一些爱国的有识之士早就对这一不利于国防的工业布局表示担忧，一再呼吁把沿海工厂迁到到内地，以保存经济实力。直到七七事变后，平津失陷，上海危急，日军的炮弹打进了厂房，国民政府方被迫议决将沿海厂矿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2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机器业负责人颜耀秋任主任委员，新民机器厂负责人胡厥文和新中机器公司的支秉渊分别为副主任委员。在国民政府优惠内迁政策的鼓励和有关部门的督导下，深明大义的民族工商业者、实业家，迁厂的热情十分高涨。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的同时，中国近代工业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迁厂工作极其复杂，困难重重，在日军炮口下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出来，其风险更是显而易见。尤其交通阻滞，运输极为困难，铁路车辆皆供军用，工厂迁移均以民船经苏州、镇江转轮上溯，途迂行缓，间受阻挠，困难殊多。然而，内迁各厂满怀爱国激情，“誓不以厂资敌”，冒着连天炮火抢拆、抢装、抢运，长途辗转，历尽千辛万苦，陆续抵达武汉，以后又再度迁往四川等西南地区。有人称此是“冷冰冰机器，每每涂上热腾腾的血”。截至1938年2月，由上海等地内迁武汉之厂矿达137家，机器重2.57万吨，随同内迁的技术工人2300余名。整个工厂内迁工作持续到1940年基本结束，截至这年年底，共内迁民营厂矿448家，物资12万吨，技工1.2万余人。工厂内迁保存了一批近代工业的精华，为持久抗战提供了重要经济力量；同时促进了中国西南等地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大后方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

商业界的广大爱国人士，也是全国抗日斗争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商业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的群众团体。1936年2月，上海百货业的职员、商店店员、银钱业职员等各方面人士，即参加了上海职业救国会。1937年淞沪抗战后，职业界救国会改为职业界救亡协会，抗日救亡工作得到进一步的开展。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提出了商店以就资本额承购5%，公债款项承购10%为标准的方案，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不少商业界的人士，在财力上对抗战作出了贡献。在商业界广泛开展的义卖捐献活动中，从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到中小城镇，从卖日用百货到蔬菜水果，从大商行到小商贩，普遍掀起义卖日和义卖竞赛的热潮。在义卖日，商店或货主将所卖货物所得，全部捐给国家，买主则以超过货物价值的钱数付款，以增多捐款。商业界爱国人士开展的义卖活动，对全国人民的献金、捐款、捐物等运动，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文化界爱国人士开展的救亡活动，是抗日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正式成立，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茅盾、张志让、沈滋九、严谔声等83人为理事。该协会下设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抗日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老舍、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郁达夫、郑振铎等45位著名人士被选为理事，周恩来被推举为名誉理事。文协的诞生，进一步把全国各派文艺工作者，在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伟大宗旨下团结起来，形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文艺武器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文协成立后，相继在成都、昆明、长沙、襄樊、金华等城成立了文协会和通讯处。文协创办的刊物《抗战文艺》，主题鲜明，文笔生动，热情宣传抗日胜利和歌颂抗日英雄事迹，愤怒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和汉奸的卖国行为，有很强的战斗性。淞沪会战中，文协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并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为纪念九一八事变6周年，文协和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管文化工作的第三厅正式组建，厅长郭沫若，副厅长范寿康、范扬。第三厅人才济济，从厅长到科员几乎都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流巨子。因此，时人盛称第三厅是“名流内阁”。第三厅编制300人，附设4个抗敌宣传队。10个抗敌演剧队，1个孩子剧团，1个漫画宣传队，1个电影制片厂，5个电影放映队，在武汉乃至全国的抗战文化宣传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纷纷起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侵略罪行。全国抗战爆发后，不少地区的佛教、回教等宗教界，组织了救国会、救难协会等救亡组织，参加抗日宣传、救护等工作。西藏哲蚌寺大格西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告蒙藏人士书》，揭露日本军阀标榜信奉佛教，却完全违背教义，进行烧杀抢掠。日军飞机炸毁兰州唐代著名建筑普照寺（俗名大佛寺）后，甘肃省佛教会通电全国及驻华各领事馆转各国教会，进行谴责和抗议。武汉会战期间，武汉基督徒为国难举行祈祷，并呼吁全世界同道，本基督舍身救世之精神，继续与我密切合作，以期伸张正义，实现和平。中华公教进行会在汉口天主教堂举行大弥撒，追悼阵亡将士及死难平民，并散发传单，号召天主教友积极支持抗日战争。天主教徒于斌还赴美国120余城市旅行，向罗斯福总统及红十字会等团体，共募款80余万美元，支援抗战。伊斯兰教徒在汉口举行反侵略祈祷大会，到会的有全国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在会上号召全国五千万回教徒，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

中国妇女历来具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广大妇女以空前的规模，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1937年7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的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该会由何香凝、宋庆龄等妇女领袖倡议，有知名人士宋霭龄、于凤至等参加。1937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宋美龄任主任委员。在该会的号召下，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以省长、市长夫人为首的妇慰会。何香凝领导的后援会与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在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虽然不尽相同，但抗日救亡的目标是相同的。上述两个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邓颖超、李德全、刘清扬、沈滋九等人，联络各党派和各界，于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中国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在许多地区都建立了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各派各地区妇女领袖到庐山举行妇女工作座谈会。中共方面的邓颖超、孟庆树参加了会议。会上宋美龄提出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并扩大成为全国性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改组后的妇指会，在各派的共同努力下，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在1938年淞沪会战周年纪念时，该会仅在武汉一地就动员了400多个团体，组织了380多个宣传队，开展声势浩大的保卫武汉宣传活动。在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妇指会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在1939年3月发动的献金活动中，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37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妇女工作大纲》，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1938年至1939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妇联、妇救总会先后成立。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有会员17万人，占该边区妇女总数的2/3；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下属30个县妇救会，有会员26万余人；晋冀豫边区下属73个县妇救会，有会员59万余人；晋西北妇联总会下属县妇联30个，有会员9万余人；山东妇救总会下属县妇救会50个，有会员39万余人。

在各级妇救会的组织和动员下，广大妇女忘我地支前、参战和挑起生产重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成为抗日根据地妇女的普遍行动。仅在一次参军运动中，山东10个县和冀中7个县，就有5200名妇女亲自将儿子、丈夫送上前线。妇女在支前中，组织看护队、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和运输队等。1939年晋西北妇女为慰问八路军组织竞赛周，赶做军鞋5万余双，袜子2万余双，背心4000余件，写慰问信6000余封，还给部队送去大量的猪、羊、鸡以及生活日用品。妇女还积极参加农业生产，解决抗日军队的物资供给。1938年，陕甘宁边区参加纺织的妇女有2万余人，纺车10万辆，织布机4500台，纺纱50万斤，织布2.2万匹。另外还有数万妇女开荒、植树、养猪，在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除了支前、生产外，妇女们还组织了自卫军、姐妹团，担负放哨、巡逻和掩护群众等任务。据1940年统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共有200余万妇女参加自卫军和民兵。即使在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指挥员、女战斗员、女政治工作者、女医务工作者，与日军进行直接战斗。康克清、李贞、陈少敏、吴仲廉、杨克冰、危拱之、赵一曼等，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三）各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中国各少数民族在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祖国危难的严重时刻，与汉族人民一道，承担起了抗日救国的神圣职责。

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最早最重，抗日斗争开展得也最早。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族聚居的辽宁宽甸、凤城、庄河等地，邓铁梅等人领导的东北抗日民族自卫军骑兵第五旅，满族成员就占相当的数目。居住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深山中为数2000余人的鄂伦春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并经常深入到日军铁路沿线活动。朝鲜族人民在长白山地区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建立起自己的游击基地。抗日英雄朴吉松，是游击区朝鲜族儿童团员，在日军烧毁他居住的村庄后躲进森林，经过无数艰难困苦，后来终于找到东北抗日联军，当了一名游击队员。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日军俘虏，日军动用了所有的酷刑，企图逼他说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他宁死不屈，最后高唱抗日歌曲从容就义。朝鲜族女战士朱新玉，当了9年机枪射手。一次在取给养途中被日军包围，她为掩护6名战友突围不幸被俘。在日军的酷刑面前，她毫无惧色，最后高唱《红旗歌》英勇就义。像朴吉松、朱新玉这样的少数民族战士，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占有相当数量。朝鲜族和满族在抗联中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有的军中，朝鲜族战士占半数左右。其他如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等亦占相当数量。就连人口总数只有300人的赫哲族人民中，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抗日联军。他们和汉族兄弟一样，冒着严寒酷暑，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蒙古族的抗日斗争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32年，在绥远成立了蒙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帝大同盟。1933年2月，在张家口组织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领导抗日斗争。绥远地区的蒙古族地方武装一部开赴察哈尔前线，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对日作战。1934年7月，哲里木盟的奈曼旗蒙汉人民组织500余人的抗日救国军，袭击了伪警察署，击毙日伪官吏多人。

1937年10月，中共党员杨植霖及蒙族高凤英、贾力更等人，组织蒙汉抗日游击队，活动于大青山南麓、平绥铁路和归（绥）武（川）公路沿线，不断袭击日军的交通线，打击小股敌人，游击队迅速扩大至200余人，并于1938年9月与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会师，编成八路军察绥支队。察绥支队开辟了绥东、绥西、绥南、绥中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蒙古族的乌兰夫、奎璧、吉雅泰、赵诚等老共产党员，在建立大青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广大蒙古族人民不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抗战，而且不少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大青山地区，惨遭日军杀害或因支援抗日战争而牺牲的就在1万人以上。

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指引下，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武装斗争。抗战初期，回族人民组织甘宁青救国宣传团、回民战地服务团、伊斯兰青年学会、回民抗日救国会等各种救亡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回民积极参加抗日武装，直接与侵略者作战。在陕甘宁边区，全国抗战爆发前红军中就有回民独立师。随后，陇东军分区建立了回民骑兵团，三边有回民支队，关中有回民自卫队（后改为回民支队）。在山西地区，有壶关的回民游击队、长治的回民营。在河北地区，有冀中回民支队，定县的回民支队，任丘、肃宁、文安一带的回民支队，以及雄县、霸县、武清、永清、香河的冀东回民大队。在冀鲁豫边区，有东平、朝城、沙海、麻海等地的回民游击队。在山东地区，有渤海军分区回民支队，临沭的伊斯兰大队，沂水、沂源一带的回民警卫连，泰运军分区的回民主力连和回民基干大队等。回民抗日武装在各地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新四军等主力部队作战，粉碎日军对根据地的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扫荡”，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回民抗日武装中最有影响的是由马本斋任司令员的冀中回民支队。这支队伍最初只有300人，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从队伍组建到抗战结束，6年中共作战87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被冀中军区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还亲笔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9个大字。马本斋不愧为回族人民的骄傲，他智勇超人，率队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日军企图以“高官厚禄”动摇马本斋的抗日决心，遭拒绝后，又残忍地将马母逮去，要马母对儿子劝降。马母大义凛然，痛骂日寇，以绝食相抗，最后英勇牺牲。听到这一消息后，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等八路军指挥员联名致电冀中军民：“我们认为像这样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女子，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这样惊天动地忠于中华民族的无上气节，足以愧死一切充当日寇走狗，出卖民族的衣冠禽兽，……

中国人民有这样的母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回民的光荣，中国妇女的光荣，而且是中华民族绝不灭亡最具体例证。”在冀中军区追悼马母的会上，马本斋写下“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的誓言。直到1944年2月7日马本斋病逝前，他没有停止过对敌人的打击。

广西的各族人民在日军由钦州、防城登陆后，相继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共粵桂南特委在钦州、防城、邕宁、上思、扶绥、武鸣等县，组织了有壮族、毛南族、汉族等参加的游击队，在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活动。柳州等地失陷后，又在罗城、龙岸一带组织起有仫佬族参加的抗日挺进队和抗日大队，打击敌人。1939年11月和1944年10月，日军两次占领南宁，聚居在南宁附近的壮、汉、瑶族人民，组织了大批的支前队伍，为前线送去大量的物资。在日军占领南宁、梧州期间，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与日寇进行斗争。

云南各少数民族，在日军侵占滇西的腾冲、龙陵、怒江西岸等地后，奋起抗日。白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阿昌族、崩龙族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兄弟一道，积极支前，奋勇参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各少数民族还与汉族民工共同修筑了滇缅公路。该路在云南境内由昆明至畹町全长950公里，架有桥梁536座，挖掘涵洞3290余道，工程十分浩大和艰巨。在筑路中，各族民工伤残达万人。滇缅公路的修筑和通车，对祖国抗战和支援缅甸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南岛的黎族、苗族人民，在日军进犯海南岛时，纷纷支援和参加冯白驹领导的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由于他们的积极支前和参军参战，独立大队迅速由初期的300余人发展到2000人，取得了多次战斗胜利。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黎、苗各族人民也相继组织了人民自卫队，有力地动摇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

新疆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等少数民族，也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的斗争。新疆成立的各族人民反帝联合会，在全疆各地都建有分会，积极组织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在新疆开展的群众性的献金和募衣活动中，各民族群众把自己心爱的和田挂毯、绸缎衣服送上献金台；有的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含着激动的眼泪，当场摘下自己的金耳环献出。新疆各族人民用献金和捐款购买了10架新疆号战斗机，投入

抗日前线作战，还将募捐的8万件皮衣、1万架马鞍和一批药材，运往延安。西藏各少数民族除开展抗日宣传、派出代表团慰问抗日将领外，也组织藏族马帮往返于云南、四川和印度的噶伦堡之间，担负起繁重的高原运输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总之，在这场反抗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从祖国的北部边陲到海南岛，从东南沿海到西部高原，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近40个民族奋起参加抗日斗争，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全民族抵御外侮的战争。

（四）台湾和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全国抗战爆发前，台湾同胞就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祖国大陆给予极大的关注，经常提醒大陆人民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七七事变后，大陆人民举国抗战的行动给台湾同胞以极大鼓舞。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间，宜兰等地数千名矿工举行暴动，袭击当地警察，焚毁日军弹药库，夺取武器，最后进入阿里山坚持抗战。1938年夏天，台湾爱国者将日军久留米储油库炸毁，使可供日军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烧掉，并炸死炸伤日军70多人。1939年3月，高雄地区1000多农民壮丁为抵制日军征兵举行起义，夺取日军的枪支并与之激战，牺牲600多人。同年10月，基隆地区被强征入伍的300多名壮丁领到军械后，掉转枪口当场暴动，经数天战斗杀伤日军170余人，最后进入丛林坚持斗争。

为了适应台湾地区的斗争条件，台湾同胞除了愤然举行武装暴动以外，还采取了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或以隐蔽的手段破坏军需生产；或故意拖延征工、征粮、征税时间；或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阻碍运输。台胞林新夏，1939年被日军强征到海南岛当监工，他利用当监工和担任日语翻译之便，经常了解日军的动向，多次向当地抗日游击队提供情报，使日军常常遭到突然袭击。

七七事变后，台湾高山族人民也不断发动反日斗争。其中有1937年的枋寮高山族和汉族1300余人的暴动；1938年初雾社高山族人民的暴动，以及1941年3月台东高山族200余人的暴动。高山族人民的反帝斗争，给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以有力配合和支援。抗日战争期间，香港和澳门同胞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始终积极参加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港、澳地区是祖国获得海外援助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的抗战物资由港、澳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港、澳设立了许多联络国际支援抗战的机构。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配合下联络海外同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半个月，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期间，港澳地区的广大人民，在内地人民抗日武装的支援下，与日本占领者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在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沙田等地区，发动群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共获轻重机枪30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一批其他军用物资。随后开展游击活动，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一批为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同时在元朗、沙田等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大埔区的部分地区，先后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经过三四个月的工作，1942年3月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下辖长枪队、短枪队、海上队和市区队。港九大队成立后，釆取了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强调打小仗、打巧仗，先后取得了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萧九如、生俘日军高级特务东条正之和炸毁九龙桥的胜利。以香港渔民为主要成分的海上游击队，经常袭击日军由香港到台湾、汕头的运输船只。1942年8月15日，海上游击队在大鹏湾黄竹角伏击日军为运输船护航的“海上挺进队”，激战2小时，击毁日军机帆船3艘。以后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袭击日军，缴获多艘装载军用物资的运输船。

港澳地区人民的抗日斗争，汇入大陆人民抗日斗争的巨流，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五）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

华侨是支援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漂泊海外定居的1100万华侨，在祖国危难、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以对母亲的赤子之心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义愤，同仇敌忾，团结战斗，从财力、物力、人力各方面，对祖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海外华侨即组织了200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

全国抗战爆发后，占全部华侨总数80%的南洋地区华侨，迅速开展了援助祖国抗战的群众性活动。1937年8月14日，南洋地区统一的华侨救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此后，南洋各地华侨救亡团体相继成立。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地45个华侨团体在新加坡开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选举陈嘉庚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总会下设分会68个，所属团体遍布南洋各国。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开展起来，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1936年9月，在陶行知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全国抗战开始后，该组织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侨居美洲的华侨，成立了华侨筹饷会、抗敌后援会、华侨救国会等。纽约市的华侨成立了纽约华侨救济总会。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等12种；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等6种；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其中由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锁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每逢有日本船只到港，都派人检查，平时组织锄奸团四出巡查。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查处。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为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民，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盘查有无日货。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货成为过街老鼠，日本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

捐款献金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方面。南洋华侨以特别捐、常月捐、娱乐捐、纪念日劝捐、货物助赈捐、卖花卖物捐、舟车小贩助捐等形式，筹捐赈款，奉献祖国。华侨的捐款完全是群众性的自觉自愿的行动。“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家庭主妇捐献节省的菜金，孩子们捐献节约的糖果钱。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5.6美元。新加坡爱国华侨胡文虎，一次慷慨捐国币200万元。爱国华侨李俊承，捐款10万元购买救国公债。华侨领袖陈嘉庚按月捐献国币2000元，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后来又捐200万元供扩充学校的基金。菲律宾爱国华侨李清泉，带头认购救国公债40万元。仰光华侨叶秋连，将全部首饰财产变卖捐献。古巴华侨举行“一碗饭运动”，将省下的饭钱支援祖国抗战。美洲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后在美国、古巴、秘鲁、巴西、加拿大等国，为祖国抗战募集资金。秘鲁华侨仅7000余人，至1938年底即捐款达280万元。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以上华侨捐款和汇款，在1939年达13亿元（其中捐款1亿多元）。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发行公债30亿元，海外华侨认购了11亿元，占发行公债额的1/3强。在国家经济因战争受到破坏、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华侨对祖国的这一大批捐款汇款，对抗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华侨向祖国捐物献物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他们捐献的飞机、汽车、衣物、医疗器械和药品等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抗战前线。1938年，仅菲律宾华侨就捐献飞机50架，旧金山华侨捐献飞机10架。

新加坡一个商埠，华侨捐献运输汽车40辆。美国纽约和缅甸华侨，各捐献救护车、运输汽车百余辆。1938年秋至1939年夏，华侨捐献的寒衣、暑衣、蚊帐有1000余万套。华侨得知祖国一些地区流行疟疾，立即捐献上亿粒的奎宁，以应急需。据统计，在抗战的头3年里，海外侨胞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余辆，大米1万袋，药品、服装、胶鞋及其他用品共计3.5万元。

华侨除以上述行动支援祖国抗战外，还有不少人归国请缨杀敌，奋战于疆场。全国抗战一开始，各地华侨就掀起一股回国服务、参军参战的热潮。在印尼，当招募救护人员的消息在报上刊出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报名者竟有400余人，大大超过预定数目。在泰国，当华侨得知祖国急需技术人员和汽车司机后，立刻有300多人报名应召。在马来亚新加坡，许多著名医生放弃自己开办的医院、诊所，率领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救护队。在菲律宾，华侨们踊跃集资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先后组织了4批战地服务团回国。参加回国服务团体的华侨，在祖国抗战的各个战场上吃苦耐劳，救死扶伤，有的甚至光荣牺牲，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修筑滇缅公路时，国内人才奇缺，无法满足对大批技术熟练的司机、修理人员和护路技术人员的需要。华侨领袖陈嘉庚知道后，亲自出面，通过南侨总会在华侨中招募司机和技工。南洋华侨报名者达数千人，最后批准了3200人分9批先后回国服务。他们在环境恶劣、疟疾流行和日军飞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团结全体驾驶人员，以顽强的拼搏，使长达1164公里的滇缅公路，成为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持每日军用物资输入量不低于300吨，有力地解决了前线部分抗战物资的急需。

在中国空军的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半数以上。他们怀着仇恨的烈火，驾驶战鹰在祖国神圣的领空打击日本空中强盗。仅菲律宾一地，就有26位青年回国参加空军。华侨飞行员在保卫祖国的空战中，创造了振奋人心的战绩。1937年8月14日，日军王牌鹿屋航空队18架飞机两批由台湾起飞，窜入广德、杭州等地上空，企图袭击中国空军基地。归侨飞行员陈瑞钿、雷炎均、黄泮扬、苏英祥、黄新瑞等与国内飞行员一起驾机迎战，以3比0大胜日机，一时名震中外。1938年，陈瑞钿在华中的一次空战中，遭到3架敌机围攻，当弹药耗尽，无法再向敌机攻击时，他毅然与敌机相撞。由于日军飞行员胆怯躲避，两机翼相擦同时坠地，陈瑞钿敏捷跳伞负重伤。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侨青年参军的人数也相当可观。据广东省的统计，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约4万人，美洲和澳洲等地华侨约1000人。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在香港组织一批华侨和港澳工人，回到广九铁路沿线的宝安地区，和当地人民相结合，组成惠东宝人民游击总队和东莞模范壮丁队。仅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就有50多人参加了惠东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加入东江地区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及港澳同胞在1000人以上；加入琼崖游击队的有200多人。加入抗日军队的华侨青年经过战争的磨炼，许多成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或军事指挥员。印尼归国华侨女青年李林，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即成为八路军一二〇师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她能骑善射，智勇双全，带领游击队取得多次战斗胜利，并缴获了百余匹马，武装成一支精悍的骑兵队，到处袭击日伪军据点。敌人对她恨之入骨，到处张贴布告，巨额悬赏要取她的头颅。但是，李林的名声越来越大。1940年，李林在率骑兵掩护大部队转移中，她的坐骑“菊花青”中弹倒地，身边的战友也相继牺牲。李林不顾自己前胸右腿多处负伤，挺身而起，双手举枪，接连毙敌数人后，壮烈牺牲，时年仅24岁，成为闻名遐迩的抗日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