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一章 局部抗战的兴起 第一节
2017-03-21 09:00:5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秀鑫、郭德宏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争夺殖民地，谋求世界霸权，大举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和逐步强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对国际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更加突出，它们相互争夺霸权的斗争日益尖锐；经过战争浩劫而更加贫困的世界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日益觉醒，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加强。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波及工业、农业等各个经济部门，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经济危机必然导致政治危机。在经济危机的剧烈震荡下，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各国的革命运动出现新的高涨。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各国垄断资产阶级想方设法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普遍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强化对劳动人民的专制统治。但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各国采取的办法也不同。在英、美等国，垄断资产阶级企图实行经济改良政策来摆脱危机。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危机，完全拋弃了资本主义仅有的一点民主形式，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大肆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成为最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复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的膨胀，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末的大危机，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得以崛起的重要条件。

“法西斯”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捆棍棒，象征暴力和强权。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极端反动，极端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政治思潮。法西斯政权是一种公开实行暴力统治的金融资本专政的形式，集中反映了金融寡头集团独裁统治的要求。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法西斯政权的出现，不是资产阶级政府的一般更迭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形式演变为公开实行恐怖专政的独裁制国家形式的标志。法西斯政权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反革命暴力政权。

法西斯主义最早产生于意大利。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头目墨索里尼自1914年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以来，就大肆宣传民族沙文主义，鼓吹侵略战争，并于1919年3月正式组织“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支配下，意大利成为首先恶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的主角。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中，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1920年5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在米兰召开，确立了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暴力行动为方针的基本纲领。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发动兵变上台，建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并逐渐与后起的德国法西斯勾结在一起。

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德国被迫交割出1/8的领土和1/12的人口，以及全部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并交付巨额赔款。但在英、美扶植下，德国的经济势力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经济力量的迅速膨胀和垄断资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德国又重新加入了大国争霸的行列。

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镇压革命，实现侵略扩张的野心，需要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及其控制的纳粹党便越来越博得垄断资产阶级的青睐。

希特勒早在1920年就建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或纳粹党）。1923年，他组织党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举行暴动，企图夺取政权。他极力宣扬反动的沙文主义、复仇主义、种族主义，疯狂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鼓吹一整套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主义。

希特勒于30年代初登上权力宝座成为德国国家总理。随后，他在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纵容下，自封为德国终身国家“元首”，非法解散国会，取消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政党，残酷迫害和屠杀一切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积极扩军备战，把全国变成法西斯军营。他的全部对内对外政策都服务于发动侵略战争，图谋称霸世界。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在军备上对德国的限制，希特勒政府于1933年6月提出废除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1933年10月，希特勒借口德国在军事上处于不平等地位，指责英、法、美把德国看成“次等民族”，宣布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1935年3月，希特勒政府又发表声明，宣布不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实施普遍义务兵役法，重建空军和一支50万人的军队，德国随即恢复了以往的军事实力，并加紧进一步的扩军备战，准备随时发动侵略战争。希特勒的上台，标志着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专政在德国建立，标志着欧洲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当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在德国和意大利形成的时候，东方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成了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位于世界的东方，与中国、朝鲜相倚为邻。自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军国主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它的法西斯思想开始萌芽。1916年5月，日本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提出，日本应取代英国成为“亚洲的盟主”。同年10月，日本法西斯的另一个思想家大川周明也提出，日本应该成为“亚洲的领导者”。为实现这一总目标，北一辉提出要通过“国家改造”，即通过政变手段，建立天皇制独裁政权。大川周明则主张用“天皇归一”，即一切都绝对服从于天皇的忠君思想，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统一国民的思想，使日本强大起来。后来，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的思想相互补充，构成了日本法西斯思想的雏形：用“天皇归一”的国体意识来统一国民思想，用“国家改造”来建立天皇制独裁政权，使日本尽快强大起来，以取代欧美列强，成为亚洲霸主。

1919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组织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20年代初期，在日本内阁、议会、司法机关、军队内部相继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右翼”团体的法西斯组织。大川周明、北一辉积极在军队内进行活动。大川的活动重点，是在军部任职的幕僚将校。通过大川的活动，在军部任职的少壮派军官荒木贞夫、小矶国昭、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人，在军队内成立了法西斯组织二叶会，标志着军队内“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1922年，北一辉通过士官生西田税，把他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带进军队内，广为流传。在北一辉的煽动下，一部分基层军官转向法西斯，在军队内形成了“基层将校革新派”。基层将校革新派认为，只有军队才能完成“国家改造”这一使命。这就给日本法西斯体系又增加了新内容：军队是实现“国家改造”、使日本成为“亚洲盟主”的主要力量。

军队内的幕僚革新派和基层革新派，统称为“革新派”，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军队内部法西斯派别的正式形成，是日本法西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的法西斯势力形成后，即极力鼓吹战争，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日本国策。1926年4月，日本政府设立了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9月，陆军省成立了整备局，由法西斯骨干分子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分任课长，负责制订总动员计划。出于总动员的资源需要，日本法西斯把中国“满蒙”地区列为侵略的第一个目标。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膨胀提供了良机。日本统治当局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把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在军事上则连续发动侵略战争，企图以武力扩大势力范围。

日本的法西斯组织产生于20年代。1920年到1929年，出现了国本社、一夕会等法西斯团体。这些法西斯团体的大本营就是以垄断财阀为后台的日本军部，军部有许多高级将领是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成员。1930年，军队内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成立，并得到陆相宇垣一成大将、参谋次长二官治重中将、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少将等军部首脑的支持，表明日本法西斯已经控制了军部。军部上层将领倒向法西斯，不仅意味着日本法西斯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而且意味着日本新的对外侵略战争的临近。

法西斯统治的强化，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日本帝国主义首先把罪恶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

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早在明治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就制订了对外侵略扩张的狂妄计划：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本部”地区；第五期征服世界。这就是说，中国不仅是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目标，而且侵略中国也是日本称霸世界的必经之路。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扩张，势必打破远东的均势，威胁到英、美的利益。英、美自然不会容忍日本的扩张。1922年12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与会的英、美、日、法、意五国的代表签订了一个海军公约，其中规定英国、美国、日本的海军，其战列舰吨位的比例分别为5∶5∶3。通过这个公约，日本的海军力量既得到英、美的承认，又受到它们的压抑。但日本的扩张野心并没有受到华盛顿会议后形成的所谓“华盛顿体系”的制约，它的既定政策是独占中国，把英、美势力排挤出亚洲和太平洋。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任日本内阁首相。6月27日—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召集了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官员、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以及有关驻华的外交官参加的“东方会议”，决定了对中国的基本政策即“新大陆政策”。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裂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二）在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的情况下和各地的“稳健派”政权取得联系，极力挑动军阀分裂互斗，从中挑选走卒；（三）日本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之虞时，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日本将立即采取措施保卫。7月25日，田中义一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他代将“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奏日本皇室。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其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 3 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36 页。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有的学者提出了怀疑。但不管有没有这个奏折，田中内阁的侵略思想 与东方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一致的，日本后来的侵略行动也是按此计划进行的。）这个“新大陆政策”，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规定了侵华的方针步骤，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的总纲领。正是在“新大陆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加快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步伐。

从1929年至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四次秘密侦察，以期制订侵略中国的作战方案。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订了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指定由参谋本部和关东军提出作战计划。为了攻占沈阳，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同年7月从国内运来了24厘米口径重型榴弹炮2门，隐蔽地安置在沈阳南满车站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兵营内，确定和瞄准了攻击目标。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致日本陆相书中这样说明要在当时武装进攻中国东北的原因：“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之机，确实占领我三十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八年（1920）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即可能巩固于现今之世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1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33、34页。）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

1931年7月，在中国长春市西北的万宝山，日本挑起了中国农民和对“田中奏折”的真实性，有的学者提出了怀疑。但不管有没有这个奏折，田中内阁的侵略思想与东方会议确定的方针是一致的，日本后来的侵略行动也是按此计划进行的。朝鲜移民的水利纠纷，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开枪伤害中国农民多人。同时，在日方的煽动下，朝鲜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事件，一周内有109名华侨遇害，数千人受伤。日本政府乘机大造侵华舆论，加紧准备武装占领中国。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的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及其随从4人，携带军用地图、测图仪器等，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葛根庙一带探测地形，搜集军事情报，被东北屯垦军捕杀。日本侵略者便以此事件为借口，叫嚣要“以武力解决悬案”。他们一面调集大量军队到南满各车站，并调驻朝日军到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会宁等地集结，一面唆使在中国东北的日侨在乡军人会采取行动，准备占领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也从9月14日起在沈阳北郊中国驻军东北军的营地附近举行夜间实弹演习，加紧进行侵华战争的准备。

（二）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随即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是一个沼泽密布、人烟稀少的荒村，位于沈阳北部，距北大营约3华里。9月18日这一天，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营第三连连长川岛大尉带领105名士兵，在距柳条湖约6华里、距北大营约8华里处的文官屯设置了前哨指挥所。第三连的和国劲少尉率领一批用金钱收买的日本浪人，部署在爆破现场附近，担任警戒和联络工作。第三连的河本末守中尉带着七八名士兵，携带黄色炸药42包赶往现场进行爆炸。当天晚上，河本末守等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东侧单轨的两根铁轨接头处，炸断了路轨，毁坏了2根枕木。

河本末守完成爆炸任务后，立即向埋伏在文官屯的川岛大尉“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路，现正在激战中。川岛故作惊诧，立即“报告”上级，请求派兵支援。

柳条湖的爆炸声刚响，日军立即按预定计划，分别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区进攻。这时，日本设在沈阳南站大和旅馆内的炮兵阵地，用24厘米口径的重炮向北大营、飞机场等要害部门轰击。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营营长岛本正一命令第一连连长小野、第四连连长高桥、第二连连长川上，在坦克掩护下，率部向北大营进逼。

本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中国东北当局已得到密报，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准备率部“抵抗”。但是，蒋介石三令五申，命令驻军“暂不抵抗”。王以哲部只得服从命令。9月18日晚10时30分，日军迅速从西、南、北三面包围北大营，并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19日凌晨2时许，日军迫近营房四周的铁丝网。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落入敌手。日军攻进营房，搜掠军械、子弹和钱财，然后纵火焚烧西部营房，烟火弥天，“居民北望，无不挥泪！”

19日零时40分，日军第二十九团团长平田幸弘上校率部由驻地出发，于1时许到达沈阳小西门外。晨4时50分，驻辽阳的日军第二师师长多门二郎也率部抵达沈阳，并迅速占领兵工厂、航空处和东大营。当日拂晓，日军分三路进攻沈阳。6时30分，沈阳沦陷。

日军占领沈阳后，到处鸣枪示威，恣意杀人，不仅见着军服者即格杀勿论，对青年学生也倍加蹂躏。男生被残杀，女生被奸污。上百名无辜市民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日军还把张学良的官邸洗劫一空，夺走价值3200万银元的黄金与8000万银元，以及锦囊细软、烟土、古画等一批贵重物品。其他东北军政显赫人物的官邸也多被洗劫、捣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电令张学良“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东北军接到命令：“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对此，爱国士兵极为愤慨，“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情一战，甚有持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近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大片土地很快沦陷。日军于19日侵占沈阳、长春、鞍山、抚顺等城市。21日，驻朝鲜的日军第三十九旅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吉林。从9月18日至25日1周之内，辽宁、吉林两省基本丢失。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数以万计的中国军民被屠杀。事变中，中国官方损失达178亿元，仅沈阳兵工厂就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多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多架飞机全部被日军掠去，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当年在中华大地到处传唱的《松花江上》，曾这样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全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三）、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激起中国的举国愤慨，中国各地迅速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对日抗战。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和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武装民众、发动游击战争。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

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各厂的工人，抚顺、本溪、鞍山等地区的矿山工人，辽宁的纺织工人，安东丝厂的工人，南满铁路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沈阳兵工厂的一批工人离厂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广大农民也组织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1931年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们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搬送货物，迫使船只停靠码头无法行动。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邮务、水电、卷烟、针织、棉纺、皮革、造船等行业的100多个工会约10万人参加。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初，上海80万工人组织抗日救国联合会，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组织义勇军并颁发军械，检查日货，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上海日资纱厂八万多工人自动组织抗日会，并决定退出各自的工厂，实行对日不合作主义。10月10日，北平邮务工会组织抗日救国会，通电要求：全国一致备战抗日，成立邮工义勇军，组织全国邮工抗日救国会及北平工人救国联合会等。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包括有邮务、火车、火柴、缝纫、电车、自来水等行业工会，并且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举行集会，发表宣言，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抵抗政策。

在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传开，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长沙、西安、广州、武汉等城市的大、中学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罢课请愿，组织救亡团体，进行抗日宣传，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9月20日，北平的大学生发出“代”电，提出“为今之计，惟为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作政府后盾”。各地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许多人脱下学生装参加抗日部队。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同日，流亡到北平的阎宝航、高崇民等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和领导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斗争。9月27日，北平学生组织的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全国的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是爱国民众发出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最初呼吁。

当时，上海、南京的学生除集会游行外，还纷纷到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请愿。9月28日，南京冒雨请愿的学生，怒不可遏，痛打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次日，蒋介石被迫接见请愿学生，口头上表示要“抱定与国民同生死之决心，以不负人民之信托”。为了蒙蔽民众和抵制反蒋派要其下野的呼声，蒋介石又在11月19日于南京举行的国民党四全大会（当时国民党分宁、粤两派，并分别于11月19日、18日在南京、广州各举行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声称：“本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于是，在南京请愿的学生发起了“送蒋北上”运动，继续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门上高悬一只大钟，轮番敲打，以示警告。学生们“鹄立于雨夜之中过夜，一任风雨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然而，青年学生们赤诚的爱国之心，竟一次次被蒋介石所愚弄，他根本没有“北上”抗日，而是继续南下部署“剿共”。

12月5日，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国民政府竟指使军警镇压，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中央大学学生和南京大学学生数千人立即举行示威，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为抗议国民政府镇压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亦于12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12月17日，在南京的全国各地学生3万余人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途经《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军警竟开枪镇压，打死30余人，打伤1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珍珠桥惨案。当夜，国民政府又出动大批军警，对进京学生进行大搜捕，强行把他们赶出南京。

珍珠桥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人们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惨案的死难烈士。

“九一八”的炮声，震颤了每个爱国者的心。在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知识界人士也勇敢地行动起来，纷纷发表讲话、通电，创办刊物，撰写文章，建立组织，举行集会，阐发抗日救国主张，严厉谴责国民党

当局“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的文章，明确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王造时发表了《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提出对外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促成日本革命；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共同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