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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火·综合回忆〗文夕大火前后见闻
2019-11-13 11:31:14  来源:《长沙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武汉被日寇侵占后,谣言甚炽,人心惶惶。省会各机关、学校工商企业以及市民相继疏散。湖南省政府首先迁移沅陵,湖南大学迁辰溪,其他中等学校有的迁安化蓝田桥头河一带,大工厂商店也陆续迁往沅陵、衡阳等地。市民则自找安全地区,或去农村,或往大后方。到1938年11月上旬,往城郊或外地疏散的更多。水陆交通更紧张,轮船、火车、汽车都为军队和一些机关所控制。军车上装的武器弹药,卡车上装的行李物品,还有官老爷的沙发和铁床,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不仅老百姓莫可奈何,就是尚未撤完的普通机关也无法找到交通工具。富商巨贾,钱可通神,他们的货物和行李家具能搬上轮船或火车,有的军车也为他们运货。一般老百姓就只好用板车、人力车,甚至连这两种落后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只得肩挑步行。连日来不分昼夜地向四面八方奔走。长沙至湘潭的公路上,军车、马车、汽车、人力车和板车络绎不绝,喇叭声、铃声和叫喊声,闹得震天价响;还有小脚老太婆,手推着孙儿坐的竹包车也挤在人丛中。混乱、恐慌、紧张,到处是逃难的凄凉景象。

  火车站一片嘈杂混乱。车站内外,人山人海,各股铁道上停的车辆,堵塞着开不出站,车厢内的旅客挤得满满的,无逢插针,仍然有人死命地往里面钻,车头车顶到处有人攀着。从月台到车站以外的余坪,伤兵病兵到处皆是,有的重伤号躺在地上呻吟,有的人伤口发炎溃烂疼痛难忍,只好在地上打滚。这些伤病员都是新近两天从湘北运来的,因为长沙市的军医院已无法容纳,仅有极少数医护人员来车站为他们裹伤,别无他法救援。有向车站办公房接治公务者,因拥挤不堪,无路可择,就从伤兵身上踩过去,情况之惨,令人酸鼻。

  轮船码头上也是人山人海。许多人既搞不到车,只有改道过河往宁乡、益阳等地逃走。可是上自猴子石下至新河,沿江只有几十只小划子摆渡,所以划子还没靠岸,就有人下水往上面挤。每只划子都严重超载,因之有的划子还冒开动就下沉了;有的划到河中,也因超载下沉,不少人被淹死。长沙河里本来有几百只划子摆渡,这时都到哪里去了呢?据了解,已被划业公会理事长任绍梅所占有。他为了图私利,借口怕军队掳去,竟将大批划子远远地靠在靳江河边,暗中与保安团的枪兵合作,向每人勒索三至五元的过河费,在那里摆渡。少数国民党军人也在新河一带控制着一部分划子,索取高额过河费,少则一元,多则四五元。这帮趁火打劫之徒,乘此机会发了一笔横财。

  11月12日大火这一天,正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下午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到教育会坪举行纪念会,席楚霖市长讲了话。原拟在晚间举行火炬游行,由于形势紧张,谣言风起,加之当日下午国民党政工人员又在交通要道的墙壁上,书写日文标语,作为对敌人的宣传。这样一来,更显得紧张了,好象敌人就要到来、谁还有心参加游行。当时整个市区商店开门营业的极少极少,最繁华的八角亭一带的大商号都停了业,仅有极少数店员留在铺房里聊天。到了傍晚,连小杂货店也关门了,纸烟摊也没有了,沿街叫卖馄饨、油条、烧饼的小贩也寥寥无几。行人也渐渐少了,只有疏疏落落的电灯仍旧照着大街小巷,冷冷清清。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料到国民党会放火烧城。

  废墟上一幅凄凉图景

  11月23日,我从回龙山到南大十字路口,再到全市地势最高的天心阁,拾级而上,极目四望,全城一片凄凉景象。市区房屋幸免于火者不到十分之一二,使人感到无比的愤怒。再由天心阁往北行,古稻田、马王街、柑子园、青石桥(今解放路),而至最繁华的司门口、八角亭这一带,留下的是颓垣断壁满目疮痍。再向北去,到先锋厅,折而东行,即看到国货陈列馆(即今中山路百货商店),虽巍然耸立,但仅存外表,馆内已成为灰烬。该馆邻近的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依然无恙。复前行至水风井,看到九如斋三公司(现中山路银行办事处)壁上涂一焦字,围以圆圈,想系放火的标志。再转向北行,至荷花池原长沙师范校址和国民党省党部(即今省总工会)均未受波及。沿途所经街市,虽已稍加整理,但部分小道仍系电杆纵横,电丝缭乱,须蹑蹀而过。经老照壁、羊风拐角(即今水风井)等地时,还发现有尸体数具,系死者亲属从瓦砾中挖掘出来的。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中途遇见一位朋友告诉我,这场大火烧毁了10多万户人家,人民和国家财产的损失无法估计。最使人痛心的是,小吴门外陆军医院和西学巷、文庙坪两处临时伤兵收容所里受了重伤的士兵,自己走不动,又无人抢救,活活地葬身火海,遗尸累累。原来伤兵管理处运输大队预备有大批车辆供运伤兵之用。谁料这个大队的队长沈绍三,丧心病狂,竟将这些车辆用于运输谋私利。造成这宗惨事,沈绍三应负很大责任。还有许多穷人,因身无分文,不能逃走,也不知道会有大火发生,临到四城火起,已被火海包围,其中不少竟死于火窟。

  敌人未至,而纵火自焚,这是自古至今未有的奇闻。指使纵火者是国民党当局,牺牲者却是难以数计的无辜老百姓,真是遗恨千古,笑煞敌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七律诗:“将军治绩顿成空,万户长沙一炬中;颓垣瓦砾常迷路,矮屋沿街尽掩棚。湘水碧波春暗淡,麓山雉堞夕阳红;千秋功罪凭谁定,贼未临城先自焚。”

  大火后的善后工作

  长沙“文夕大火”后的几天中,敌人并无动静,也未向长沙进犯。这时,老百姓才知道,不是因日寇进攻而自动破坏,而是蒋介石的逃跑主义,敌人还在相距300里的新墙河以北就将长沙付之一炬。这种置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的“焦土抗战”政策,给长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善后工作,当时省政府当局远在沅陵,不予理睬。最先赶来办理善后者,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率领第三厅的负责人郭沫若、田汉、洪深及抗日宣传队、演剧队的一批青年。他们于11月17日从衡阳赶到长沙,办理火灾善后。这批青年个个怀着愤怒而沉痛的心情,来到长沙,就分别组成若干个小组,有的负责清扫道路,恢复交通;有的分别安置伤病员和掩埋不幸遇难者;有的热情抚慰灾民并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有的组织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物资,给了灾民们以极大的安慰。直到11月下旬,湖南省府的官员们方由沅陵返回长沙。这时第三厅的负责人等,方面参与积极督促长沙善后救灾委员会的工作;一方面由田汉、洪深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在市区演出《土桥之战》、《江汉渔歌》等戏剧,抚慰重建家园的市民,鼓舞群众抗战的勇气,给长沙市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省府主席张治中对此不得不感到内疚,始抓善后工作,组成了长沙市火灾善后救济委员会。参加的有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长沙市长席楚霖、长沙县长张翰仪以及民众团体青年会总干事张以藩,教育界狄昂人等,并吸收共产党人徐特立、田汉等同志参加。善后救济委员会下设秘书、财务、治安、市场等组。我被派在市场组工作。办公地点设在财政厅内。救济的办法,首先发放一批临时救济金,救济的对象,以领有长沙市难民证为凭。救济金额,在外地的每人10元,在本市的每人5元。发放地点在教育会坪和协操坪两处。同时还派人到湘潭、宁乡益阳、衡阳、常德等县,配合当地县政府给逃到这些地区的长沙灾民发给救济金。

  发放临时救济金的消息传出后,灾民陆续回到长沙,近郊民众也纷纷接踵而来。有的手抱小孩,有的扶着老人,由数十里外赶到长沙领取救济金。这一天,天刚刚亮,民众即从四面八方踊入发放地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秩序混乱,因此无法验证,只得逢人发放救济金兑换券。这天发放救济金,两个地方都直到深夜12点方告结束。当时,我也参加了发放救济金的工作。发放之后剩下的兑换券全部带回财政厅,交由各厅厅长验收后,全部当场焚毁。至于委托各县发放的,还派员前往结算。我被派到宁乡县搞结算。所谓“结算”也不过是手续而已。这是一笔无凭无据的糊涂帐,是无法清理的。

  在发放临时救济金的同时,市场组负责调运了一批煤、米、油、盐供应市民,另外还在军服仓库调来背心、棉被千余件发给灾民。这个临时救灾工作搞了不到一个月就结束了。这次救济款数额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更何况发放手续不健全,官员还要从中贪污,所以不能解决无家可归、无地栖身的民众的苦难。

  对老百姓的救济是那么微不足道,可是对于某些头面人物和特殊阶层,却特殊优厚。蒋介石用掩耳盗铃的手法,在火后的第三天,打了一个电报给当时在宁乡的湖南籍中央监察委员周震鳞(字道腴),要他调查这次大火案。周震鳞原有一栋私人住宅在大古道巷,也被这次大火烧了。张治中回长沙得讯后,立即派员前往周家慰问,并致送赔偿房屋损失费数万元。周震鳞得此巨款,心满意足也落得做个人情,乃复电蒋介石。电文是:“激于民愤,纵火自焚。”竟把放火烧长沙的责任诿之于市民,为纵火的主使者蒋介石开脱罪责。

  长沙大火,商界的损失也不小。富商大贾本是当时官老爷赖以维持他们统治的靠山,于是国民党当局也在这次给了长沙商会的大老板一笔救济款,如当时商会委员、湖南电灯公司经理肖莱生就获得了两万元的所谓补偿费。长沙市商会委员、南食业主席王维翰,在中山东路开设怡丰斋南货店,据他本人事后说,他曾借行业名义领了千余元的补偿费。

  旧社会的新闻界,有一部分人惯于颠倒是非,指黑为白,利用舆论搞钱。当政者为了借助新闻界为他掩饰罪责,也分别送了一笔所谓救济金。当时有一个趣闻,有某通讯社负责人刘某,用了这个社的名义领了一笔救济金,全饱私囊。随后被同事发觉,乃大兴问罪之师,由口角竟至动武,惹出一场大风波,经同业从中调解,才算了事。

  几笔不完全的损失帐

  长沙遭此大火,国家和个人财产的损失,事后并无精确调查统计,据我从各方面了解,记上这几笔不完全的损失账。

  粮食损失巨大。长沙市是我国最大的米市之一。当时长沙市的粮栈和米厂共有100余家,其中幸免于火的只有12家半。这半户是泰丰粮栈,位于草潮门,只烧掉一部分。其他粮栈和米厂,总共被烧掉的稻谷和大米约200万石。大的粮栈如裕顺长、义丰、协丰等户存谷尽毁于火。火后据粮食业中人约略估计,裕顺长烧掉稻谷16万多石,义丰粮栈烧掉稻谷10万多石。西长街协丰粮栈和盐运坡茂德堂粮栈均各存谷10万多石,全部被烧毁。此外尚有谢咸和、谢三和两家米厂,各损失2万多石稻谷和大米。其他各粮栈、米厂的稻谷和大米损失数字也都很大。

  文物被毁,损失无法估计。当时长沙的收藏家不少,其中以古书版本为最宝贵,某些巨幅版本多系明清时期所刻。当时收藏古典书籍和版本较多的,如六堆子湘阴郭氏养知书屋、苏家巷叶氏观古堂、公立中山图书馆、定王台以及黎家坡府学宫,所存版本和古典书籍皆成灰烬。再有东茅巷蜷庐肖敬止藏书很多,大火前虽抢运了部分到湘潭,但来不及运走的仍不少,且多系宋元版本,均付之一炬。古玩损失,同样无法估计。当时古玩商店皆聚集藩城堤一带,已全部被毁。其中最为可惜的是长沙有名的江西富商余太华金号,所存最珍贵的汉印440颗,过去美国商人曾愿出重价收买,该店怕得了巨款后国民党政府必将垂涎,而不敢出售。该店老板为了妥善珍藏,将汉印专置该店地下保险室的保险柜内,由于大火烧,已熔成铜块和铁饼,无价之宝变了废金属。蔡锷路杨家巷黄叔东家也藏有不少珠宝字画,亦成灰烬。其他豪门富贾所藏文物,绝大多数抢运不及,皆毁于火。

  至于全城千家万户的房屋被毁,物资、生活用品的被焚,其数额之多,损失之巨,虽无统计,皆可想见。

  长沙“文夕大火”,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这一惨绝人寰的大火,给长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原载《长沙文史资料》第1辑)


大火时的长沙

责任编辑:李谷灿 最后更新:2019-11-13 11: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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