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北京市的暴行（1933年4月—1945年5月）之二
2015-04-17 08:48:03  来源：《侵华日军暴行总录》  点击：  复制链接

　　大兴县南各庄惨案

　　1938年9月28日，八路军三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朱占魁奉令率部渡过永定河，深入敌后，在南各庄一带开辟游击区，使刚刚到达中国执行侵略任务的日军一一〇师团立足未稳，就遭到沉重打击。日军决定对南各庄村进行一次报复性的“扫荡”。10月28日拂晓，日军一一〇师团盘踞礼贤小队30多名日军纠集伪军200多人，突然从东北方向进犯而来，将南各庄村包围。村里的“联庄会”闻讯把70多条枪集中到村东北角的护村壕上，与日军展开激战，后因寡不敌众撤走。日军很快冲进了村，见人就开枪。周恩印、王振朝等四人当即被杀害在街上。紧接着，日伪军挨家挨户的搜查，先后抓住18名青壮年。他们在抓人的同时，还到处抢东西，看到骡马就拉，见到粮食、布匹就扛。最后在村里放起火来。日伪军在南各庄村作恶两个多小时，才用抢来的牲口驮着抢来的粮食、布匹等，把抓来的人一个个倒背着手捆绑起来，分成九人一组，用大绳串起来，由10几名日伪军押着向礼贤镇撤去。其中，贾宝军在途中侥幸逃脱。当天上午，敌人把17名青壮年关进礼贤镇大兴布店的东厢房。掌灯时分，又把他们赶到村外，让他们面朝南站好。他们的背后是10几名日军和数十名伪军，东西两侧不远的麦地里也趴着日伪军。这时，日军官喊了一声口令，机枪立刻对着这17个人扫射起来。受害者有的中弹倒下了，没中弹的也被绳子拽倒。有几个人高声叫骂：“兔崽子们，开枪吧，爷爷没有死！”敌人又疯狂地扫射起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日军先后枪杀青壮年13人（其中三人侥幸存活），焚烧店铺、民房100多间，焚毁粮食六万余斤，烧毁衣物家具不计其数，抢走骡马70多头（匹）。（王观凤 邢友廷）

　　大兴马村惨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三路大举进犯平津地区，其中一路以第二十师团为主力，向平南侵袭。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兴县马村小学校长张美儒四处奔走，秘密串联，组织了一支“兴亚挺进军”，进行抗日活动。正当他们筹划“打进日军内部，骗取信任，取得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计策时，被村里的汉奸、伪保长李永清告密。日军盘踞庞各庄小队队长川奇于1938年12月9日下午，命庞各庄伪警察所派人请张美儒到警察所商量“交货”事宜（即从日本人手里获得武器的暗语）。张校长带了两个随从就去了，一进伪警察所，他们就分别被扣押起来。此时，抗日队员们正在张校长家待命。10日拂晓前，盘踞庞各庄的日军小队10几人在队长川奇带领下，盘踞黄村的日军30余人在队长佐佐木带领下，纠集伪军100多人，分别向马村进犯。他们把学校和张校长家包围起来，放了一阵枪后喊队员们出来，说是放他们回家。队员们出来后，日军立即把他们包围，从中挑选了20名小伙子，押送到黄村上了火车，据说是被送到日本当了劳工。其余47人被日军用机枪扫射致死。张校长的儿子张长贵也同时遇难。11日，张美儒被解往黄村。日军对他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割掉了他的舌头和上下嘴唇。最后，英勇不屈的张校长被日军枪杀。（王观凤 邢友廷）

　　大兴县连营惨案

　　1939年初，为适应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作战和“强化治安”的需要，大兴县伪县长李希增强令收缴民间枪支，激起人民的反抗情绪。河津营村的梁希庆等联络了一溜连营中20多个村的负责人，成立了上路“联庄会”，武装反抗日伪军收枪。5月25日，盘踞县马驹桥据点的日伪军，在西田阳村抓了10几个家里有枪的人，把他们杀害在马家井，尸体抛入井内，以示对拒绝缴枪的人的惩罚。26日晨7时许，汇聚在青云店的驻南苑、黄村、马驹桥、万庄、廊坊等地的600名日伪军，分采育方向、解州营方向、大回城方向三路，乘20多辆汽车，开始对一溜连营地区实行侵袭，武装收缴枪支。“联庄会”因敌我力量悬殊溃败。一路上，日伪军遇村便烧，见人就杀，所过村庄无不火光冲天，尸体满地。下面是17个村被烧杀情况的不完全统计。霍州营，被烧房屋36.5间，沙堆营，被烧房屋108间，庙二座，被杀二人；垡上营，被烧房屋110间，庙二座，被杀11人；赵县营，被烧房屋三间，被杀12人；留民营，被烧房屋200间，被杀四人；窦营，被烧房屋30间，被杀一人；白庙，被烧房屋八间，被杀一人；北蒲州营，被烧房屋120间，被杀13人；靳七营，被烧房屋18间，被杀一人；长子营，被烧房屋30间，被杀八人；河津营和上黎城，分别被杀七人、四人；沁水营，被烧房屋11间，被杀三人；潞城营，被烧房屋16间，被杀二人；宁家湾，被烧房屋60间，被杀二人；永合庄，被烧房屋59间；车固营，被烧房屋10间，被杀二人。合计被烧房屋826.5间、庙四座，被杀百姓73人。并且抢走、烧毁财物数量甚巨。许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注：连营，明朝永乐皇帝建都北京后，为充实京师，“移山东（山）西民以填之于大兴县凤河两岸”后而建起的村庄。移民全部以祖籍地名为村名，以村为营。）（邢友廷 王观凤）

　　延庆县大柏老惨案

　　1940年8月初，伪警察让延庆县大柏老村村长姚金玉说出村内有无八路军。姚一口否认。几天后的一个夜晚，50多名日本特务、伪警察摸到大柏老村公所。村公所设在一个庙里，八路军游击队员郭耻正巧回村执行任务，住在庙里，被日伪抓住，并被搜出手枪。日军将郭耻上绑，悄悄抓走押入延庆监狱。9月17日，日军100多人于上午10点左右向大柏老村围宋，日军将姚金玉和副村长唐富治上绑，接着到村公所把炊事员冯贵生也上绑，一同押到古城围子。几天后又押进延庆监狱。在监狱里他们被日军用八号铁丝绑着双手，受尽日本警务官毛利的审问和各种刑罚，但没有一个人招供。后日军又抓走10人。10月17日，从延庆警察署开出一辆汽车，拉着郭耻和姚金玉等13名无辜被捕的人开到大柏老村南场上，押到事先挖好的坑沿旁，在村东崖子上架着机枪。南场上跪满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向拿着洋刀的日军求情。日军说：“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可现在已经晚了。”说着就挥起洋刀向被捕者砍去。砍掉一个头，用凉水冲一下，再砍一个又冲一下。就这样13名无辜村民一一死在日军的屠刀下。（颜青）

　　门头沟斋堂惨案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无数次扫荡。为了压制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日军于1940年10月了日在斋堂建立了据点，并以斋堂为中心在杜家庄、清水、沿河城、清白口等地也先后建了据点。为镇压抗日干部和群众，日军在据点内利用原有的地窖，经过扩大加工，成了一个三间房子大小的地下监狱（百姓叫它万人坑）。1941年7月的一天，盘踞斋堂据点的日军在汉奸李兴仁的带领下，包围了距离斋堂8里的灵岳寺村。由于情况突然，村干部来不及转移，在汉奸的指认下，日伪军抓捕了刘永华、李国玉等村干部，将他们押到斋堂据点刑讯严刑拷打，逼问八路军和区干部的去向。刘李二人一言不发，日军就强行给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电椅。连续刑讯了七天，将他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日军实在得不到什么，就将奄奄一息的李国五全身的血抽干后肢解了尸体，用锅煮了后喂了洋狗。刘永华被日军绑在树上，胸前捆一块铁板，然后放出几条洋狗去撕咬他的四肢。他的四肢被咬得只剩下白骨但因伤不到胸部，三天后有人看到刘永华还在微弱地呼吸着。1943年夏季的一天，日军在西斋堂抓住了中共地下党员杜春振等三人，将他们带回据点。第二天天不亮就拉到河滩用刺刀挑死。这年的冬天，西斋堂的村干部共产党员史文雨被敌人抓住。日军逼他说出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情况，他宁死不说。日军将他全身衣服扒光，头朝下吊起来，又是灌水，又是往身上浇冷水，并施以严刑，待他奄奄一息时扔进了“万人坑”。白虎头村的共产党员区干部宋广仁被日军抓去后，在据点内将头砍下，放入大锅中煮熟挂在东胡林村口的核桃树上示众。区干部李景有被抓后，日军将他捆住，放在地雷上炸得他血肉横飞。日军在斋堂从建据点到1945年五年间，杀害的村干部和群众总计有100多人。一些老人至今回忆起来仍不寒而栗，恨之入骨。（何建忠）

　　密云六寡妇村惨案

　　六寡妇村是北平市密云县上甸子、下甸子、涌泉庄、香水峪、北香峪、南香峪六个村的别名。1941年8月31日，日军探知上、下甸子和涌泉庄有抗日组织活动，盘踞密云县古北口的日本宪兵队突然侵袭了这三个村庄，将村里的青壮年178人全部抓走，押至古北口。当晚，经本地特务辨认，从中挑出50名所谓“良民”，交保释放。对余下的128人逐个严刑审讯，木杠打、烙铁烙、灌煤油辣椒水，一连七天七夜，村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9月7日，日本宪兵将村民们押上火车，送往承德监狱。在承德监狱，村民们又遭严刑审问，然后被判刑。下甸子村民梁青山、梁文成、梁文贵，上甸子村民梁万恩、刘汉忠等七人以“国事罪”被判以死刑，拉到承德水泉沟“万人坑”砍了头。其余村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0年、15年、10年、七年不等，分押在伪满洲国的各个监狱，其中以押在沈阳监狱的最多。他们在监狱里作苦力，遭虐待，受尽各种非人折磨，到日本投降时，只有14人生还，其余均惨死狱中。1941年10月25日，古北口日本宪兵队以同样原因又包围了香水峪、南香峪和北香峪三个村庄，抓走全部青壮年163人，押到古北口。宪兵在对被抓村民进行逐个刑讯后，挑出95人送往承德监狱判刑。其中四人以“国事罪”被判处死刑，在承德水泉沟“万人坑”被杀，其余均被判处12年以上徒刑，分押在各监狱。日本投降后，只有七人生还。香水峪被抓走的43人仅生还数人。古北口宪兵队的两次大抓捕，给这六个村带来空前灾难，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家庭从此断了香火，绝大多数妇女成为寡妇。因此这六个村被称为“寡妇村”。（曹友林）

　　密云孟思郎峪惨案

　　孟思郎峪位于密云县西北部山区，抗日战争时期隶属于平北丰（宁）滦（平）密（云）联合县。1941年9月23日，开创丰滦密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冀察步兵第十团，在驼古梁上伏击出来扫荡的日军驻密云石匣铃木大队朱狩中队，一举歼灭中队长以下官兵56人，活捉一人，只有几名漏网逃窜。日军找不到十团，就报复百姓，连续对这一地区进行“梳蓖式”的清剿。10月30日，盘踞下营日军进山扫荡，抓走孟思郎峪村百姓四人。其中一人中途逃跑，其他三人同朱家峪、罗圈厂、石湖根等村33人一起被杀害。后，西驼古据点日军串通下营、石佛和白马关据点日军，再次清剿这一地区。其中孟思郎峪村民发现敌情较晚，除身强力壮的男人躲走外，大部分妇女、老人和孩子未能及时转移。日军踹开百姓家的栅门，挨户搜捕，一家家的老小被赶了出来。日军把抓到的36名老小驱赶到一个场院，四周架起机枪，对百姓进行审问，但无一人开口。日军逼问不出口供，就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枪杀。不一会儿，36名百姓全部中弹倒下。日军又抱来干草和玉米秸放火焚尸。日军看着死人的尸体在烈火中抽搐，活人在死人堆中拼命挣扎而狂欢取乐。直到傍晚时分日军才回到据点。36具尸骨中，有的血肉尚未燃尽，身下柴火正旺，不时发出响声；有的尸体被烧焦，拘挛成一团；有的肢体分离，身首难对；有的依稀可见是夫妻俩、母子俩的骨架搂抱在一起。遇害者的面目全非，人们只能从尸骨的腋窝下或着地处尚存的一小片衣服来辨认亲人的忠骨。多数年轻妇女的尸骨根本无法辨认。全村71间房屋全部化为灰烬；全村10户人家只有一户幸免遭难，36名遇害者中，有11名儿童，最小的年仅2岁。（张桂新）

　　延庆西羊坊惨案

　　西羊坊村位于延庆县城北山脚下，该村有126户人。日军、汉奸、特务在西羊坊一带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恨之入骨。1941年10月6日，中共在延庆的游击队攻下伪军的一个岗楼，消灭伪军30多人。日伪军气急败坏，进行报复。11月4日侵略军纠集伪蒙疆骑兵三大队、特务队、伪政府人员和伪警察一、二、三中队等约800人，以“清剿”中共地下党、游击队为名，连夜偷偷侵袭西羊坊，包围了全村。次日凌晨，进村挨家挨户搜查，把村里所有男女老少400多人赶到村南的大场上，把村民分为三排，又从中挑出27名青壮年。其中李永来看势不妙，悄悄跑走。日军官挥着东洋刀嗷嗷吼叫，要人们说出谁是共产党，谁是游击队员。村民没有一人吭声。日军官暴跳如雷，他一声令下，全村立刻火焰四起，成了一片火海。不久房子大部落架、倒塌。近中午，敌人把26名青壮年用绳子绑着双臂，连成一串押往县城。途中有一名青年逃跑，到县日伪政府大场上又跑掉一人，其余24人被日伪关进延庆监狱。在狱里的九天内，日伪对他们逐个拷打审问，逼问八路军、游击队的情况。他们一字不说，日伪就用棍棒打，用香烧，开水烫，通条烙，把他们折磨得遍体鳞伤。11月13日，日伪把两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留在监狱继续关押，将其余22人押到康庄刑场上，个个反绑在木桩上，把他们圈在铁丝网内，架起机枪打“人头靶”，10名青年残遭杀害。接着日伪放进10多条洋狗一个个反复撕咬活着的12名青年，日伪围在四周取乐。不一会儿，惨叫声连成一片，受害者有的被咬开胸膛，有的被撕掉脸上的肉，其惨状使人目不忍睹。这次惨案共有22名百姓无辜丧生，有五户绝了后。烧毁民房490多间，损失粮食约860石、猪约50口、鸡约450只，抢走大牲畜无数。农具、木材家具、衣服等生产、生活用具全都成了灰烬，整个西羊坊村成了一片焦土。人们有家不能归，除四人留在村里，其他人有的投靠亲友，有的四处流浪，有的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流落他乡。全村共卖地300多亩。直到1942年春天，部分村民才陆续回来种地，而另一部分乡亲至今音信全无。（颜青）

　　平谷鱼子山惨案

　　鱼子山村距平谷县城20里，坐落在一个曲折、狭长的山谷里。日军侵华期间，在这里制造了几起惨案。1941年11月19日（农历十月初一），盘踞峨嵋山、胡庄、平谷的日军包围了鱼子山，宣布这里划为无人区，不准老百姓居住。从此开始了长达两个多月的烧、杀、抢、掠。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四）深夜，峨嵋山、胡庄据点的200多名日军，由汉奸翻译领路，偷偷向鱼子山进犯。拂晓日军进村，老百姓还在睡觉。枪响人们才惊醒，慌忙往山上躲避。大伙刚跑到坡根，架在路墩上的机枪朝慌乱的人群横扫起来，当场有60多人丧生。没有倒下的，有的冒着枪林弹雨冲了出去，有的退回村里，又惨死在日军的刺刀下。不到30岁的周克勤，就被一日兵用刺刀活活挑死。12月11日（十月廿四）天刚亮，峨嵋山、胡庄据点日军又包围鱼子山，将来不及撤离的30名村民逮到巨昆山家的门口，把10来个男的带进院子，先是拷打，继而在靠砬根的猪圈里，点燃了棒子秸，把王德等四人扔进火里，将其活活烧死。其余20多人，被绳子绑成一串，带到峨嵋山据点，对他们反复严刑拷打。几天后村里乡亲将他们赎回。2月14日下午，北土门据点的30多名日军又进村搜捕，在西山沟抓到区友和王振铎，带到河滩上。日军用脚踢，皮带抽，逼问他们村民的去向。二人拒不回答，日军用刀砍死了巨友，又朝王振铎脖子上砍去，将其砍成重伤。

　　1942年腊月二十九除夕晚上，鱼子山的房子已全被烧光。临时搭的窝棚里，慢慢聚来一家家的男女老少。他们心想，头一天鬼子刚来骚扰过，要过年了，他们不会出来了。哪知道侵占平谷、峨嵋山、胡庄的五六百日军就在大年初一（2月15日）的早晨又包围了鱼子山。有30多名老人小孩来不及跑出去，都落到日军手里。他们把郭福珍的母亲、大伯，尹朝元的老伴，尉春元的老伴等七位六七十岁的老人，推进菜窖里，往里头塞了一大堆干柴，点火烧起来，就这样七位老人活活地被烧死。剩下的大人小孩，被带到坑沿上，用刀砍，刺刀挑，都惨遭毒手。

　　从1938年到1942年仅四年，日军就烧了鱼子山2000多间房屋，全村成为一片瓦砾，就连瓦砾也被拉到山外修了炮楼。鱼子山村共有180多人被杀害，有10户被杀绝，有72名年轻妇女成了寡妇。（胡尔森）

　　密云张家坟惨案

　　1941年秋，日伪纠集万余兵力对新建的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后，又将长城内外广大山地划为“无人区”，施以残酷的“三光”政策。张家坟村即是日伪划定的“无人区”的一个小山村。张家坟村的百余间房屋全部被日军烧毁。村民们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瓦房被烧后盖草房，草房被烧后搭窝棚，誓死不进敌人指定的“部落”。1942年3月，村民们响应中国共产党区政府的号召，纷纷返回家园，坚持“无人区”内的春耕生产。日伪为彻底消灭抗日力量，更加紧进行频繁的“扫荡”。3月21日，盘踞马营据点的日本关东军二五〇联军独立守备队来村“扫荡”，将村民任宗武、任永安和区游击队长任永海枪杀，并抓走五人（后保回三人），以“国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押至鞍山监狱，其中一人惨死狱中，一人至日本投降后获释。几日后，盘踞四合堂据点的关东军二五〇联军独立守备队30余人，串通后山铺据点伪满军200余人，再次“扫荡”张家坟。村民来不及转移，有七人被捕。日军用绳子将他们捆起来，押到据点，连夜进行审讯，逼迫他们供出自己的身份和八路军的去向，以及八路军设在当地的炸药厂、被服厂等军事情报。因无一人回答，日伪气急败坏，对七名百姓用皮鞭、棍棒毒打，后又吊打非刑，致使他们遍体鳞伤，失去知觉。后用凉水泼醒继续审问，仍无一人张口。日伪改灌凉水、辣椒水，压杠子。七名村民的肚子被灌得鼓鼓的，杠子压过，辣椒水混着血水从口鼻喷出。有的被压断了筋骨，压出了粪便，但无一人招供。日伪精疲力尽，停止用刑。为防止逃跑，将他们关进牲畜棚，用铁丝穿起锁骨，牢牢锁上。日军用酷刑没有得到口供仍不死心，继而改用饥渴法，一连四天断水断饭。第五天突然送来好饭菜，妄图瓦解七位村民的斗志，但无一人动用。实在难忍时，他们就撕破棉袄里的棉花塞在嘴里嚼嚼咽下。日军软硬兼施连遭失败，七日后的下午将他们枪杀。（张桂新）

　　平谷上鞍子惨案

　　上鞍子是一个散居着10户人家的深山小村，位于平谷县东北与兴隆县相接处。日军侵占时期，日军在长城沿线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这个小村也未能幸免。1942年2月28日上午，大批日伪军进山讨伐逼近上鞍子村，村里的百姓闻讯逃出后，只留下屈景芳和五个上了年纪的人支应日伪。屈景芳那年44岁。大约10点多钟，日伪蜂涌进村，抓住了屈景芳，逼问他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屈说不知道，日伪举棍就打。正在这时，被日伪点着的柴草垛里传出劈啪声。一个日军军官问：“什么的响？”屈回答说：“是烧木柴的响声。”军官叫道：“胡说，明明是你们给马猴子（指八路军）藏的子弹炸了。”日伪把屈景芳倒吊在一家房柁上，两个日兵用椽子粗的木棍狠打。屈仍不说，日兵就把他放倒，往他嘴里灌凉水、辣椒面，屈还是不说。日兵就用刺刀往他身上乱扎，直把他扎得全身是血，昏死过去。然后又用凉水把他浇醒，当着他的面把一个从村外抓来的壮年汉子的头砍下来。屈坚持回答：“不知道。”日兵端起刺刀朝屈景芳的脑后和肋下猛刺两刀，屈惨叫一声当场死去。这次惨案，日伪屠杀村民二人，伤四人，九家的房屋全被烧光。共计烧房70余间、柴草五万多斤，烧死猪、羊20多头。后日伪军又多次进村扫荡，杀死四人，整个村子完全被摧毁。（韩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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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17 08: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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