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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
2015-06-03 15:59:22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遂将我大好河山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我东北人民,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蹂躏与苦难。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杨靖宇、邓铁梅、苗可秀等,先后在安东(今东港)地区燃起抗日烽火;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不甘心当亡国奴,以各种形式,向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法西斯反动统治,采取高压手段,一方面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残酷扫荡,一方面大肆逮捕爱国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东教育事件”大惨案。

  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波及的地区 “安东教育事件”发生在1936年冬延续1937年春天,日寇以“肃清东边道救国会”为借口,以安东宪兵队为首,从1936年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开始,到翌年1月7日(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安东、凤城、岫岩、宽甸、庄河、桓仁、通化、临江、长白等县,大肆搜捕省、县教育厅(局)长、会长、中、小学校长、教务主任等及部分商界、财界人士达300余人。当时,安东属省城,被捕者又绝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故人们均惯称之为“安东教育事件”。

  事件的起因 “安东教育事件”的起因是日寇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对具有爱国反满抗日思想的教育界、知识界的一次血腥大镇压。其借口是“肃清东边道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在北平(今北京)的东北爱国志士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车向忱、卢广绩等,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并把这个组织逐渐扩展到东北各地。据说,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廷接受北平救国会的批示,1932年返回安东活动。他与当时安东省教育会会长、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陈述了心情,秦积极赞成,并通过工商界以日本函馆地震救灾的名义,为救国会募集资金。1935年12月20日,安东省教育厅举行中学教员鉴定会。在林科中学,秦有德秘密劝导各界以教育界为中心组织分会。除抚松县外,安东省境内先后都组织了分会。

  1936年,救国会事机不密,被汉奸出卖。桓仁有个盖洪洲,他哥哥叫盖维新,曾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乡里有什么难办的事,常常求托于盖洪洲,地方上一些豪绅也很器重他。“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退入关内,盖洪洲的身价亦日趋衰落,常受一些绅士的冷遇,盖因而不满。当他得知该县绅士金巨庭和救国会经济上有联系后,就写黑信告密,把信交给宪兵翻译,要他转给宪兵队长砂本。翻译看了信后,没把信直接交给砂本,却先给金巨庭看了,想借此勒索。但金看出翻译的意图,怕他以此为把柄继续要挟,就拒不承认。翻译变了脸,把信交给了砂本,金巨庭等人便被宪兵队捕押起来。经过严刑逼供,金招认了。日寇宪兵队便在桓仁搜捕了100多人。其中有个叫李大华,曾任安东县教育局视学,李在严刑下又供出同安东县教育局有联系的人,于是,事件波及到安东。

  疯狂的搜捕 1936年11月12日(阴历九月二十九日)夜间,安东县日本宪兵队突然把县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围住,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枪口直逼邓的胸口,大肆翻箱倒柜,片纸只字也不肯放过。从凌晨3点多钟搜到近6点钟,一无所获,便把邓绑走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安东县教育会长、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安东县教育会副会长、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安东县第四小学校长单荣道等,搜捕时,还把他们的书籍,连同办公桌抽屉全部拿回宪兵队,带不走的大卷柜贴上封条。当晚,要捕的还有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秦家住的是一座二进院,半夜凌晨1时许,秦家电铃响了,秦与妻子一同去开门。秦妻问:“谁?”外边答的口音不明。当秦妻开门时秦便乘机藏在大门后边,敌人直奔里院,秦暂逃脱,藏于东坎子一位姓姜的家里(后经友人孔昭懿又转到英国楼地下室。不久,秦被汉奸秦有君密报宪兵队,后被捕入狱)。敌人没有抓到秦有德,便把秦妻和儿子一起抓去,并搜查了秦在林校的办公室。在这段时间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宪兵队、警察署的小汽车横冲直撞,有时敌人将小汽车开到学校院内,指名逮捕;有时趁下班被带走;有的在路上被截走,并警告家人和同仁不得声张。第一批被日寇逮捕的有满商小学校长马仁田,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省林科中学教务主任李庆善,训育主任侯泽麟,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安东总商会长孙朗轩,图书馆长宋子云,讲演所长孙德润,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等42人。11月15日,日本宪兵队检查了商立小学的书籍,下午逮捕了该校校长刘景芳,接着就又开始第二次逮捕。11月16日下午,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坐着小汽车到安东县第二小学,问校长迟学禹:“你是校长吗?”迟说“凑数”。翻译说:“宪兵队请你去有点事”,就把迟抓走了。当车到了安东省警察厅,就把迟押到一个地下室。日寇宪兵冈田拍了拍迟的肩膀,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假惺惺地说:“你的朋友大大的。”迟一看,有各学校的校长,教育局的事务员等30多人。12月3日又继续逮捕了金汤小学教员陈仁轩,朝阳小学教员张仁凤,林科中学教员佟进阶。不久,又逮捕了中央银行安东支行行长淳于喜亮多人。

  同时,日寇在各县也大肆搜捕。12月14日夜间,岫岩守备队长藤井率部倾巢而出,逮捕了男、女中学校长关英华、赵书纬,教务主任曹甫赢,训育主任谢忠厚,教员孔昭伦,寇绍准及教育局长江敦友,教育会长关桂生,内务局长夏渔生,农务会长于瑞庭,商务会长王凤武,财务局长李乃臣等多人。

  日寇在宽甸逮捕的有:宽甸县教育会长、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职业中学校长吴凤震,县女中校长邹绍南,县财务局长栾继先,县内务局长杨春华,商务会长李铭三,万字会长王冠五,农务会长吕武臣,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马如九,中央银行宽甸支行行长李世赢,县城街长唐荫阶。职业中学教师李季等人。

  凤城县被捕的有:教育局长何泮林,中学校长李云霖,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第一小学校长关子荣,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第三小学校长姜振昌,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第五小学校长李绍岩,第三小学教务主任赵际清,商务会长白宝山等。

  据不完全统计,被日寇逮捕的安东97人,宽甸21人,凤城19人,岫岩14人,桓仁115人,通化26人,庄河14人,辑安3人,临江、长白各1人,合计311人。

  严刑逼供与英勇斗争 日寇以“思想犯”、“国事犯”罪名逮捕的这批人,都由宪兵队“突击”提审和严刑逼供。11月17日下午提审刘景芳,问他做过什么事,刘说:“教书,没做过别的事”。这时,敌人就吩咐打手把刘的头、手、脚绑在一个长凳上,用水壶往他鼻子里灌凉水;刘不招认,被打得死去活来。18日上午,又继续对刘施刑,把刘的两手背到身后绑紧吊起来烤打,刘仍不开口。敌人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开始.上去两个人压,后增加到4人、6人、8人。只听“咔嚓”一声,刘痛的昏厥过去。苏醒后,腿断了。在提审迟学禹时,迟不讲,7个日本宪兵就把他吊起来,用铁棍、竹板从上身打到下身,边打边吼:“你的说话”,直打得迟不能动了,才放下来踢到墙角里,再审问另一人。豺狼成性的日寇,审讯时用尽了各种酷刑,灌凉水、压杠子、用竹尖刺指甲,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有的还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真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

  在严刑逼供下,许多人表现出“身受囹圄苦,救国志不移”的伟大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用手指在毯子上划“不知道”给难友们看,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11月14日审讯邓士仁时,邓宁死不讲,日本宪兵就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捺到水锅里灌凉水,活活地把邓灌死了。曹甫赢被捕后,借孩子送饭之机,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一要立志,二要放心”。当曹被拉回原教室让曹上课,敌人拍照取证时,曹还向学生发出“不当亡国奴”的庄严号召。曹被日本鬼子昼夜审讯,打得遍体鳞伤,终未变节。于瑞庭被审讯时,不但不供认,并怒骂敌人“口唱王道,实是霸道,”被敌人活活打死。关英华在敌人严刑烤打下,义愤填胸,他乘敌人不备,抓过案上的刀,直向敌人砍去,当场壮烈成仁¨¨¨。

  面对英雄的中华儿女,敌人残暴的手段失灵后,又换了新的花招,妄图软化蒙难者,这一手又被大家识破了。王奉璋被日寇连灌4次凉水,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时,有个翻译便凑到王跟前说:“救国会,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有,但这是日本的国策,你若老不承认,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出去是个残废,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打上几年徒刑出去,还能做点什么”,但王奉璋心里有数,不管敌人怎样花言巧语,始终没有上当。敌人第5欠审讯林贵家时,日寇没露面,让两个翻译把林领到街上一家旅店客房里,桌上摆有香烟、苹果、茶水。林一进去,敌人就以宾客相待,说什么这些日子让林受罪了,并说:“我们看你是个好人,想设法把你救出去。”林问:“你们能用什么法子把我救出去?”翻译说:“你就把救国会里都是谁,你们募捐了多少钱,在哪儿存的,你告诉我们,今晚就放你回家,照常当你的女师校长。”林说:“生死我都不考虑,任凭你们处置。”两个家伙一看达不到目的,又把林押回去。

  惨无人道的日寇,为了逼出口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能干出来。日寇给秦有德的儿子灌辣椒面时,让90多岁的祖母在一旁看着;还每天毒打秦的8岁女儿,问东问西。8岁的孩子,她能知道什么呢?孩子被打得直哭叫,险些双目失明。90高龄的秦母,在敌人的酷刑下,身心受尽了折磨,坚贞不屈。王贡生受刑时,其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其父亲备受摧残,便劝其父招认算了,其父厉声说:“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大义凛然,忠贞不屈,被日寇活活打死。

  在日寇的严刑逼供下,也有人在敌人写好的供词上划了押,承认拿过教育捐,但不知那是给救国会的。安东总商会的会长孙朗轩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说:“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转给救国会的,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他一个人承担。

  奉天陆军军法处的无理宣判 1936年年末的一个阴沉沉的午夜,街上行人绝迹。冰天雪地,全市电灯骤然全部熄灭,日寇宪警,如临大敌,荷枪实弹,晃着刺刀,把安东52名蒙难者,两人绑在一起,押到火车站。蒙上头,装上开往奉天(今沈阳)的闷罐车,到了奉天北站,又被押上汽车,解往奉天陆军监狱。

  到了奉天监狱,全给带上脚镣,一个屋里关押3到5人。开始,什么也没问,一天两顿饭。早晨高粮米稀饭,晚上高粮米干饭,半碗菜汤。

  六七天后,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一个日本鬼子,一个翻译,一个一个的提审,主要问参加什么组织,有多少人。有一次,日寇法官在提审宋安东时问道:“你何时加入救国会的?”宋答:“没参加。”法官问:“那你为什么在安东宪兵队承认参加了,还划了押。”宋说:“回法官话,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就是法官你在严刑下也得承认。”呛得法官什么也说不上来,只得把宋安东押回狱中。在提审迟学禹时,法官问:“救国会谁是头。”迟答:“没参加救国会,不知谁是头。”法官问:“在安东宪兵队怎么说参加了呢?”迟说“那是打的实在受不了,说的假话。”法官无奈也只得叫迟下去。

  尽管日寇什么事也没有问出来。但是,他还是按照他们的既定国策干下去。

  农历12月26日吃晚饭的时候,一看守宣布说:“明天要宣判安东县的了。”单荣道听后,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就对看守说:“请您行个方便,给我一点纸,写个信,叫家中来人收尸”。看守给了他十多张纸,他写了信。李勤业也写了家信,给看守一些钱,叫看守把信邮走了。

  第二天上午,陆军监狱的院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军法处一个科长到囚房外大喊:“大家把行理整理好”。不一会儿,叫万寿紫、林云庭、王奉璋等19人出监,押到法庭。法庭是一个大屋子,台上有20多个日本军官,只有一个中国人。军法处长宣布万寿紫等19人判处有期徒刑5年,予以缓刑,当场释放。万等被摘下镣铐,领出法庭,站在监狱院内,接着喊刘景芳、钟树瑞等14人,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3年零4个月。第三批是迟学禹、于学礼、侯泽麟、荆百斛等19人,宣布判处15年徒刑。最后一批,军警用枪口对着蒙难者,押到法庭,宣布孙文敷、秦有德、张镇藩等11人为极刑。宣判后,由法警一个个架着难友推上刑车。孙朗轩大骂日本鬼子:“你们末日到啦!”临刑时孙文敷态度镇静,高呼:“中华民族万岁!”从容就义。

  农历12月28日,秦有德英勇就义的第二天早晨,一封无名者的电报发给秦家,内称:“秦有德已死”(至今秦家也不知电报是谁发来的)。上午9点多钟,虎口余生的王奉璋返安到秦家说,秦已于27日午后在沈阳浑河岸叫鬼子给杀害了。接着,安东日本宪兵队交给县公署死者名单一份,叫转告各家去奉天领尸,并告诉不准家人哭泣。蒙难者家属闻之,个个泣不成声。他们赶到沈阳大西关姜公祠一看,亲人已面容皆非,血迹模糊,被装在几块烂木板钉的棺材里,上面写着死者姓名。家属欲哭不准,只有含恨啜泣。家属在索取衣物时,件件都是血迹斑斑,不忍一一过目。但是,中华民族是不能被征服的,广大民众是站在死难者一边的。有的过往行人,见死者家属悲痛欲绝,怕日寇再加害于亲属,便把他们扶到僻静之处,劝其早归,免得再出是非。当死难者的棺木过往时,行人无不唉声叹息,对死难者家属投来同情的眼光。特别是秦有德的棺木在运往火车站时,路经大西门和南市场时,遇到两次摆路祭的,使家属深受安慰和激励。但时至今日,家属亦不知摆路祭的是谁。

  抚顺监狱里的非人折磨 在奉天军法处非法宣判的10到20年徒刑的,很快被转到抚顺监狱,约有80多人。安东县的21人。日寇唯恐这些人再图谋不轨,便都给带上四五斤以至八九斤的脚镣,而且不分昼夜地让带在身上。安东县的21人,开始关在一个大屋子里,白天都整天坐在木板上,不准歪头斜脑,更不准讲话和看书报。不仅大小便需要报告,就是咳嗽、吐痰,晚间睡觉翻身,也得报告。有时,有人出口粗气,看守便吼道:“你心里想什么,要跑吗?”穷凶恶极,如狼似虎。监内伙食,十分粗劣。一日三餐,全是带霉味的高粮米稀饭,白菜萝卜,不洗干净就下了锅,既不卫生,又吃不饱。1937年春天,监狱里发生了热病,仅“安东教育事件”一案里的难友就死了15人。有的还没有断气,敌人就用被子给捂住,促其死亡,然后把值钱的衣物抢去。监狱里的看守,常常勒索受难者,让其向家中要钱给他们使用。有的人家中无钱,无奈就将衣物给看守,以求看管的松一些。

  在狱中,蒙难者亦不屈从敌人的淫威。饭食不堪入口,难友们就联合起来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允许家属给送薄子(即送吃的),经过斗争,当局不得不答应,这对一些人得以活着出狱,不能不算是个原因之一。平时,难友们互相体贴,互相照顾。一年之后,让受难者到工厂里干活,但脚镣仍然不分昼夜带在腿上,有的腿磨破皮,腿肿了,肉里出现紫斑,难友们就向家里要些药物和食品,帮助度过难关。安东县教育局事务员刘长德腿肿了,迟学禹就给他搓治,刘景芳就背着他上下工。难友们互爱互助,坚持活下去,要亲眼看看日寇的末日。

  一切反动派都是贯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反革命两手的,日寇也不例外。一方面对具有爱国思想的志士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一方面又虚伪的搞“减刑”。第一次是伪满傀儡访日,减余刑四分之一,以后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成功等又减了三次,各减余刑的四分之一。这样,大多数是1943年前后出狱的。有的出狱时已气息奄奄,如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出狱后即死亡。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剃发为僧,光复后才还俗。进抚顺监狱时80多人,活着出来的只有三四十人了。

  光复后的胜利控诉 1945年抗日胜利后,安东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为怀念这一事件的受害者,中共安东省委曾在友谊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会上死难者家属及蒙难幸存者,进行了血泪控诉,当场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田好久等3名罪犯,为人民和死难者报了仇,雪了恨,并对秦有德等家属,发放了抚恤金。1946年在鸭绿江造纸厂又召开了类似大会。1948年安东第二次解放后,市公安局处决了27名反革命罪犯,汉奸秦有君等受到了应有的镇压。

  “安东教育事件”的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人民将永远怀念抗日救国的英烈们!

责任编辑:刘文庆 最后更新:2015-06-03 1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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