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的最新进展
2015-09-21 10:27:39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由于新史料的发掘、新档案的公布、新视角的拓展，中国抗战史研究在很多问题上得出了富有新意的结论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表现得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扩张渗透性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 “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战略策略演变,提供了较新的视角。

　　□对日本一八五五部队在华北的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走向深入

　　关于日本侵华罪行的实证性研究有很多新的成果。如有关日军细菌战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七三一部队,也有研究涉及南京一六四四部队,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华北一八五五部队的研究一直不能深入。谢忠厚利用中央档案馆档案,填补了这一空白。他详实地介绍了一八五五部队的始建、本部及分支机构、细菌试验及细菌作战罪行的基本情况,并根据史料提出: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和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使用数千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试验和活体解剖;在华北战场上,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并与‘三光’作战相结合,残忍之极,仅1943年在鲁西北霍乱作战中,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20万人以上”。

　　□日本学者认为，日军战时屠杀具有非人的种族屠杀的属性

　　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因史料的发掘而取得进展。程兆奇利用日文史料对屠杀是否得到日军高层命令进行了详实考证,认为:“日军在攻占南京的过程中屠杀的大量俘虏,不是所谓‘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发、散发事件’,而是由现地日军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至少可以肯定,日军在师团一级确实下达过屠杀令”。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学者还对战争犯罪动因与特征进行了探讨。如日本学者石田勇治认为日军战时屠杀应具有种族屠杀的属性,他还把南京大屠杀、“三光”作战、生化武器的试验与应用,都看作是种族屠杀的案例。

　　□中共在抗战期间的政治眼界问题也进入研究者视野

　　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侧重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对战争的影响,而近几年,有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在战时的政治倾向进行研究。王桧林撰文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中共战时两个并存的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向。近代以来一直存在两种趋向,即向西方学习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而这两种情况在抗日战争期间更有突出的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上面两种趋向做了顺应的变化。中共本来只是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而“这种变化对中国有着极大的意义”。

　　□“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

　　谢忠厚等学者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前后接续的特殊时期,具体地考察了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并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例,具体地论证了共产党人如何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现代化进步的实践及其结果。他特别强调,“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奋斗目标,奋斗的结果则是,中国社会形态中出现了过渡到现代化而必经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

　　敌后战场一般也称解放区战场,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辟的，是中国抗日战争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基地。正面战场,是指在日军侵华推进线上中日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由于在这个战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要是国民党的军队,因此一般也称其为国民党正面战场。

　　关于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过去很少进行研究。现在多数人认为,两个战场之间有着互相依存、互相协同、互相配合的关系,缺少哪个战场,中国抗战都无法坚持。有人总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是在总的持久战方针的指导下的整体战争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既有战略上的配合,也有战役战斗上的配合,抗战前期是战役战斗的配合;中、后期则是战略上的配合。

　　□敌后战场及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战略作用

　　对敌后战场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著述比较丰富,而现在比较新的观点有以下方面。

　　关于敌后战场的战略方针问题,过去一般认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或“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在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上提出的。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个战略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1935年瓦窑堡会议上即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战略作用”。也有人认为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仍然是为着南京政府战略部署的需要而以正规战为主,直到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游击战战略方针才为全党接受,而在此前,中共党内存在着意见分歧。

　　关于敌后战场形成的时间问题,过去一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这些年有学者提出,抗日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一个战场,即国民党正面战场,而中国分为两个战场的最早时间只能始于1938年以后。这种观点是立足在敌后战场战略作用的表现方面,即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独立战略作用才比较明显地发挥出来。也有人具体地考察了八路军、新四军各部挺进敌后作战的过程,提出敌后战场形成于1939年春。

　　关于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多数学者认为,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积极作战成为迟缓日军正面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被迫转向推进线的后方,因此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而且敌后战场的作用也不能以作战规模的大小而论,而应看实际效果。有人统计,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日军伤亡133万人,其中有52万人是在中国敌后战场被歼的,占全部被歼人数的40%;如以作战军队的人数比例来看,敌后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是正面战场军队人均歼敌数的两倍。当然也有人从日军侵华战略和中国抗日的作战规模方面来考察问题,认为即使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也没有完全放弃正面进攻,在正面战场发生过多次重大战役,其规模超出了敌后战场。

　　□关于国民党提出的“持久消耗战”,在研究中得到初步的讨论

　　过去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很少,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邓小平同志对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合作进行肯定,并开始展望第三次国共合作,史学界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其研究成果有以下方面。

　　关于国民党的战略方针。过去一般仅强调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其战略方针却无研究。现在则一般认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消耗战”,它的基本内容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有学者提出,早在1932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写明对日“长期抵抗”,不久蒋介石更明确提出:“长期的抗战,愈能持久,愈是有利。”直至1937年8月国防会议,正式提出了“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

　　关于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与共产党的“持久战”之异同,现在尚有争论。认为不同者强调,两个战略的指导路线有本质区别,在片面抗战路线指导下的“持久消耗战”只能是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因而是消极的战略;认为相同者则强调,两个战略所依据的是同一客观条件,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也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原则区别”,并且这正是两党军事合作的基础。

　　关于国民党是否开展过敌后游击战。与前述战略问题相关，近年来有人提出国民党为了实现持久消耗的战略目的，也曾提出过抗日游击战的方针并加以实施。相反的意见则认为：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并不重视游击战，也未曾计划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少数部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也是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而与中共合作的结果；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才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并成立了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但其目的一是为了使正规军作战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一是为了限制和破坏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场。

　　□关于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的民族性一面也受到关注

　　在对抗日根据地经济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近些年学界的研究开始有了更大的视野。如关于战时国统区经济研究，以往一般是以近代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较少注意到在战时国统区经济相对日本的侵略而具有民族性的一面。因此，在总体评价上，对战时国统区经济持否定态度。而近些年的研究，开始注意从战时状态下中国经济与反侵略密切相关的大背景下考察问题，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给予一定的肯定。如有人提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经济政策，总体上顺应了全国抗战的潮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它的实施促进了西南经济的发展，并有利于摆脱抗战初期的被动局面。

　　□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经济开发问题在个案研究中有所深化

　　因与现实借鉴相关，战时西部地区经济研究成为热点。李云锋、曹敏主要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国民政府早在战前就有了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并着手实施，而在战时则积极推进这一战略。西北开发包括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等项；西北开发的结果是使农业进步、工业近代化程度提高、商贸繁荣、东西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扩大，这不仅为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改变西北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基础。另外，关于战时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也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如对蒋经国与陈诚在战时的新政改革，都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战时中苏外交研究,三个条约是研究重点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抗日需要外援,另一方面,中国战场又具有牵动全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不仅十分频繁,而且作用重要。因此,战时外交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关于战时中苏外交研究,三个条约是研究重点。对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单方面的受惠国。现在则有人提出,中国仅希望签署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兴趣,只是苏联施以不签此约就不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压力后,中国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制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

　　对于《苏日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它分化了日德关系,保证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使之能够集中力量准备对德作战,这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具有意义。但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对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其多持全面肯定态度。新的研究则认为,此约既有苏联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苏联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它的积极因素是,苏联红军根据条约精神对日宣战,加速了结束战争的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势力。消极因素则是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也有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另外,关于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学界的共识是: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战场牵制了日军大部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欧洲战场盟军作战;中国是以最大的牺牲坚持抗战来赢得大国地位的。

　　□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是指与战争历史密切相关而在战后没有解决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战争受害民间诉讼引起两国重视,一方面也是由于日本右翼否认历史事实的现象频频发生,并对日本政府保守势力产生影响,使得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其次是与战争受害诉讼相关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包括中国慰安妇受害、劳工受害、生化武器战时受害与战后遗害等研究。其中关于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国起步较晚,落后于日本和韩国,但近年也取得一些成绩。如关于受害人数,有学者考证后提出,在日军36万-41万慰安妇中,大多数是朝鲜和中国受害妇女。

　　针对日本右翼提出的所谓战时慰安妇是商业行为的产物这一观点,中国学者依据史料论证了慰安妇制度的起源,指出这一制度完全是为日本侵略方针服务的。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中国平民事件(八四事件),引起学术界对日本化学战及化学武器遗留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有学者认为对日本化学战责任的追究可以成为日本人正确认识侵华战争历史的突破口。

　　再次是关于日本右翼史观的研究。该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日本右翼教科书的剖析方面。从2001年日本科学文部省第一次通过右翼教科书之后,中国就出现了一批剖析日本右翼教科书的著述。今年4月,日本政府再次审定通过右翼教科书,再次引起学者高度关注,目前正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针对右翼教科书中的错误,中日韩三国学者已经联合起来,撰写了客观描述东亚历史的三国共同历史读物,该书在今年5月底在三国同时出版。

　　□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

　　在研究右翼史观时,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了学者注意,这就是关于民族主义的评判。我曾撰文提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维护民族利益也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范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9-21 10: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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