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羊倌成为八路军通讯员
2015-08-11 08:34:09  来源：光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京华时报记者王海欣摄

　　老兵档案

　　姓名：徐月厚年龄：84岁住址：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峪村

　　放羊人身份做掩护躲避日本人盘查

　　13岁羊倌成为八路军通讯员

　　讲述·老兵

　　羊倌身份做掩护传递消息

　　我叫徐月厚，北京昌平人，1931年出生，今年84岁了。1944年、1945年两年里，我以放羊人的身份，给在昌平南邵四合庄、大辛峰、九里山一带的八路军、地下党传递情报。这段经历我之前从未对人讲过，包括我的子女。那时的九里山上，谁来谁打，山上净是子弹壳子和手榴弹把儿。我庆幸那时的流弹没有把我打死，日本人也没有发现我，如果那时我死在山上，也许不会有人知道。

　　1944年，我13岁，还是个孩子，当时四合庄有一个远房亲戚，是我姑奶奶的儿子，我叫他表叔，他家家境比较殷实，有房有地，雇了一些伙计。那年正月初六，我表叔家买了25只小羊没人放，让我去给他放羊，我就去了。

　　我白天去九里山放羊，晚上就住在表叔家的长房里。和我住在一个屋的，是一个姓陈的老头，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这老头五十多岁，皮肤特别黑，又矮又瘦。他和我住一间屋，睡在一个炕上。

　　1944年的五一，吃完晚饭没什么事，老陈突然问我，“我给你点工作，敢不敢做？”他说他岁数大了，走路也不行了，你不是天天去九里山放羊嘛，有一封信，你帮我送到九里山，那边有人来接，不过道儿上这信你可别让别人瞧。我说，我一个小叫花子，谁检查我呀。后来，他就给我一张手指宽的纸条并折好。他说到了九里山以后，那边有俩人等着我，还告诉我一个暗号。山那边人说“西方来”，我说“我是西方来”，然后我说“东方去”，那边说“我到东方去”，然后就可以把信交给他们。见面之前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直到看到他们。那两个人披着灰色大衣，里面是军装，衣服里背着长枪，腰上还有手枪，我才知道他们是八路军，来和我接头的两个人，一个姓高，一个姓唐。就这样，我成为了八路军的通讯员。每天上午，我都赶着羊去九里山，有时老陈这边儿没信送，我也要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信息要带过来。

　　翻山越岭夜送重要情报

　　1945年秋，天气开始转凉，表叔家已经开始刨白薯了。有一天傍晚，老陈突然找我，问我吃饭了没，我说吃了，他问我黑天敢不敢出去，我说黑天出去干吗？他说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今晚就送过去。我说你说吧，他说，你去大辛峰一趟。

　　大辛峰离四合庄十几里路不说，村里上百户人家，我去找谁呀？老陈说，你别着急，到了村里，你到村最北头，有一条东西向的后街，看见一个独门独院的三间瓦房，就到了。他问我敢不敢去，我说试试吧。那天晚上有月亮，也有云彩，天黑蒙蒙的，脚下有时瞅得见又有时瞅不见。我一出门就奔辛庄，那会儿没大马路，相邻的村子间才有路，只能从一个村奔另一个村，我一口气穿了5个村才到大辛峰。

　　那时昌平时有狼群出现，晚上更是没人敢出门，我就一路拿着放羊的小鞭子，吧嗒吧嗒敲着壮胆。在大辛峰村南面的天地庙，我坐下来歇一口气，才发现我身上的褂子都是被汗打湿了。进了大辛峰村，外面一个人都没有，连狗都不叫，我就一路奔北，走到最北头，看到一户人家。三间瓦房，独门独院，和老陈和我说的一样。我知道我到了，就开始叫门。南房里，有站岗的兵，哗啦哗啦推子弹。“干吗的”，他们问我。“串亲戚的”，我小声儿说。这时，里面出来俩人，让我把手举起来，我把手里的小鞭子扔了，他们开始摸我身上有没有东西，摸了半天没发现才让我进去。我还没进屋，屋里的人出来说，“你这么晚来干吗？”

　　我抬眼一瞅，嘿，屋里的人我认识好几个，都是以前我送过信儿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八路军老十团的一个营部。我把信给他们的头儿，他一拍大腿，说了声“嗨”，然后又写一个纸条交给我带回去。

　　八路军截获情报伏击日军

　　当晚我赶回来后，老陈跟我说，明天早上你放羊别那么早出去，晚着点儿。

　　我当时不知道他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我刚把羊赶出圈，就发现大门外头，日本人的警备队猫儿着腰跑。我就赶紧把羊往回赶，进院后没多久，枪声就响起来了。

　　我和其他的长工都躲进红薯窖。一会儿功夫，八路军就杀过来了，警备队被打得抱头鼠窜，我这才知道头一天晚上送的情报可能就是这个。

　　我给他们送信两年零两个月，慢慢地和他们熟悉了，后来有一个姓高的八路军想带我走，跟着他们参军，但因为我太矮了，最终没能去成。

　　在给八路军送信的这两年两个月里，我没有受到日本人盘查。因为我赶着羊，穿着和叫花子似的，也没人理我。老陈也是充分利用我这优点，让我拿着信走，他绝对放心。1946年6月，共产党在西峪村进行了土地改革，我们家有房有地了，我妈让我回家种地。就这样，我结束了两年零两个月的通讯员工作。当时我身边的人，除了老陈和我，谁也不知道我这份“秘密”工作。

　　讲述·儿子

　　从我记事起爸爸就特别忙

　　我叫徐长富，是徐月厚的长子，我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1955年生人，从我记事开始，我爸就特别忙，特别累。我爸小的时候上过一年半私塾，他特好学。1956年到1965年，他就一直在村里做会计，四清的时候，上面来查账，我爸任何贪污的事儿都没有，公家的东西分文不取，后来上面得出结论——这人是个好人。

　　1965年，我爸成为村里的书记，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主动请辞支部书记一职。当书记不容易，要负责一村人的吃穿，所以他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为村里办了不少事。现在村里的路，就是他带人修的，水井也是他带人打的，还开了好多矿山。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曾多次被评为昌平区（县）优秀党支部书记、优秀共产党员。后来辞去书记一职，除了两袖清风，我爸爸什么也没带走。

　　我爸爸的这段经历，我觉得值得铭记和深思。他给八路军传递情况时，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在面对日本侵略时，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反抗，日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再一点，我爸爸的这段经历，也可以作为日本侵华的证据，现在村里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人已经没几个了，这段历史，应该有人记住它。

　　本版稿件京华时报记者王硕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8-11 08:3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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