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初探(下)
2018-03-14 11:24:13  来源：论文网　作者：梁宏霞 靖裕思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发展，与其新闻媒体内部重视创新，机制灵活多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桂林各报高度重视广告发行工作

　　抗战时期，桂林各报之间竞争激烈，为能在桂林的报业市场上取得一席之地，各报努力进行新闻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加强发行管理，扩大营销市场。

　　《大公报》(桂林版)作为一份民营的综合性报纸，创刊后，凭借其出色的社评和新闻报道，数月之后，发行量便跃居桂林各报及西南各省之首，最高时可达35090份。①随着桂林市面的不断繁荣，广告收入也逐渐增加，第一年勉强能收支相抵，自1942年下半年起，大有起色，除去各项开支，每月略有盈余。虽然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但在“四不”，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的引领下，其广告还彰显了“以受众为中心”、“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经营方针，其刊布的广告在当时的战时桂林亦独具特色。

　　《广西日报》(桂林版)除了拥有广西各级党政机关的订户，拿着省党部和政府的拨款外，还积极开拓市场，运用各种手段筹集资金以此来发展和壮大自己。如《广西日报》(桂林版)1938年5月建成的新馆除了政府部分拨款外，大多是通过积极开拓市场，增加发行量，搞好经营等方式筹集到的资金。另外，《广西日报》(桂林版)既承担党政宣传工作，又满足市民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并没有使它走向没落，变成一份没人愿意看的报纸。正是因为不断的开拓市场，重视读者受众的影响，才让《广西日报》(桂林版)更贴近民众，同时也加速了新桂系政府各项政策的传播，使得民众能积极支持和响应政府的号召。此外，正是由于前期的市场开拓，才使得《广西日报》(桂林版)能在日后与《大公报》(桂林版)等大报纸同台竞争，占据一席之地。

　　《救亡日报》(桂林版)为了在报业市场上站住脚，积极树立品牌意识，推出独有的新闻产品――“本报特稿”。该报通过利用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关系，分别约请在桂林、重庆、昆明和香港等地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写文章。为了引人注意树立本报品牌，每篇文章的题目都加上一个“本报特稿”的标志，以示本报独有的新闻产品。这个独有的新闻产品的推出，为桂林各报所无，深受读者欢迎。不但提高了《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品位和质量，也迅速扩大了《救亡日报》(桂林版)的销路。此外，争取抢在《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等报之前出报，是《救亡日报》(桂林版)争取在桂林报业市场站住脚的经营策略之一。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严格了出报流程，密切了编辑部与印刷厂之间的衔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使《救亡日报》(桂林版)成了桂林报业市场上出报最早的报纸，促使报纸的发行量迅速上升。

　　二、桂林各报在内部推行灵活多变的管理制度

　　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还来自于桂林各报在内部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了媒体运行的效率。

　　《广西日报》(桂林版)在管理方面采取的是比较开放和自由的管理模式，即“只管人，不管事”。该报三任社长对报社的具体事务很少直接插手，尤其是对编辑部的事务，几乎不参与。广西日报社采用社长制，社长在报社拥有最高权力，而这三任社长中有两任是兼任，韦永成兼任社长时职务是第五路军政主任，韦贽唐兼任时任广西绥靖公署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后任广西财政厅厅长。据当时的记者楼栖回忆“社长韦贽唐(兼职)，对编辑工作表面上不大管，连编辑部每周例会，有时他也不参加。”②黎蒙虽没有身兼他职，但黎蒙却得到了李宗仁给的“办事和任人自主权”承诺。该报记者谢落生曾这样回忆，黎蒙每天到报社批几张条子，处理一些事务，便回家接待朋友。③

　　《救亡日报》(桂林版)为提高报纸质量，建立每日批报制度和定期召开编辑部民主会议。每天一早报纸印出来之后，先由总编辑夏衍校看一遍，从版面安排到新闻内容、形式以及文字，如对当时新闻报道中常用的一些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语汇，如说“云”、“云云”之类，一一用红笔划出来进行批点，再张贴出来让大家批点、议论，检查这些差错出现的原因，以便改正。或提出总编辑个人看法，征求大家的意见和看法，予以纠正。同时，《救亡日报》(桂林版)还确立每隔十天(有时半个月)召开一次编辑部民主会，检查这段时间编报情况，有批评有表扬，并计划下一步编辑工作。每次会议集中解决一两个突出的问题。有关编报业务上的问题，也不是由总编辑一个人说了算，而由总编辑或值班领导集思广益，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准。

　　《大公报》(桂林版)在管理制度上的特点是经理负责制，经理有人事权、财权和经营权。总经理秉承董事会的决策办事，各馆秉承总经理的意旨办事。总经理还与总编辑共商编辑业务，审新闻稿、撰写社评，事必躬亲。如抗战时期，胡政之就往来于渝、桂、港、汉各馆指导工作。

　　三、桂林各报积极多渠道引进人才

　　媒介因人而产生，因人而变化，人才资源是报社生存发展的第一资源。桂林各报十分重视人才工作，多渠道引进人才，充实报社的力量，以期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例如，《广西日报》(桂林版)在当时就采取了三种进人方式：第一种是社长所熟知的人，能胜任的留下重用，不能的辞退。如韦永成先后将自己的下属蒋一生兼任编辑，后又调韦容生做总编辑，由于韦容生不能胜任，又调莫宝坚任总编辑。第二种是社长有朋友或是熟人介绍来。如莫乃群第二次进《广西日报》(桂林版)就是经过俞颂华等人推荐。第三种是招聘考试进来的。如：严杰人、陈子涛、陈如雪、陆田君等四人就通过1939年11月的招考进入该报的。无论哪一种引进人才的方式，都以个人的能力为标准。

　　《大公报》(桂林版)用人有方，众口皆碑。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记《大公报》就培养了范长江、萧乾等一批名记者。《大公报》(桂林版)创办后不久，公开招考了一批编辑、记者，如罗承勋、陈凡、钱庆燕、黄克夫、曾敏之等。这些人在《大公报》(桂林版)的培养扶植下先后成为新闻界的领导者。如罗承勋是香港《新晚报》的总编辑，陈凡是香港《大公报》副总编，曾敏之去美之前是香港《文汇报》副总编。《大公报》(桂林版)的人员除自行培训者外，有选聘的，有从投稿者中录用的。即使通过人事关系介绍进馆的，也要长期考验其工作能力后才放置适当位置。任人唯贤是其用人宗旨，不称职的人员随时辞退，对有用的人才则爱护备至，积极培养，使发挥其才能，放手让其工作，在工作中继续得到培养。另外，《大公报》(桂林版)任用新人，大多是经过严格的考试甄别的，在工作中缜密观察发挥所长。王文彬做副经理，事必躬亲，对使用干部洞察力极强。当时《力报》有位记者写作能力较差，在《力报》工作一直郁闷不乐。后来转入《大公报》(桂林版)工作后，王文彬把他安排在经理部。有次奉命派到邵阳去买土报纸，竟然雇了几十个人逐张检查，剔出破烂，向纸厂更换好纸。一个在其他单位不起作用的人，一到了《大公报》(桂林版)就大展所长了。④

　　另外，新闻社团和新闻理论的开展提高了桂林战时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技能。抗战爆发后，随着桂林一批新闻刊物应运而生的同时，一些新闻社团也得到一定的发展。

　　当时出版的报纸多，加之新闻人云集，桂林新闻界需要一个做联络协调团结工作的机构。在这种背景下，首先成立的新闻社团组织是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该学会由秘书陈侬菲负责主持，筹备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这个南方办事处利用交谊会、聚餐会、座谈会等形式组织新闻界人士举办了一些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促进了新闻界的团结。随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以下简称“青记”)迁到桂林，加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桂林分会的成立，新闻社团的作用立即显现了出来。

　　“青记”，1938年11月中旬，范长江带领“青记”和国际新闻社的成员从长沙退撤到桂林后，立即投入到进步新闻事业中去。范长江热爱新闻工作，经历充沛，富于号召力和感染力，很快就组织了桂林文化界、新闻界、文艺界的交谊会，自由讨论，交流经验同时也举办一些文娱活动，参加者越来越多，“青记”很快活跃起来，成为凝聚爱国文化人士的中心团体。在“青记”的倡导下，桂林新闻界举行了多次联谊活动。如1940年5月26日，桂林新闻记者第九次交谊会在广西建设研究会举行，会上于斌以“世界大战与记者任务”，前方日报社社长王造时以“望远镜显微镜下的统战观”为题发表了讲话。

　　这些相继成立的新闻团体不仅促进了新闻界的沟通联系，还运用社团成员的实践和理论优长，强化了新闻理论研究与探讨。例如，为了培养新闻型记者，范长江要求“青记”创办了《新闻记者》、《救亡日报》(桂林版)副刊等刊物。“青记”桂林分会还主办了多期(次)新闻讲座、研究会、时事报告会和新闻讲习班。当地报纸从培养人才，促进自身业务开展出发，拿出版面，甚至开设专栏，积极刊发有关新闻理论探讨的文章，如《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都提供版面给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编发《新闻记者》、《青年记者》等专刊。每逢9月1日记者节，桂林各报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论述新闻工作的文章。一些刊物如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辑印刷的《建设研究》、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文化杂志》等，也积极为新闻工作者提供新闻思想理论研究的论坛。多家出版社推出一批能反映当时研究水平的新闻学著作。比如桂林文化供应出版了柯天的《新闻工作基础常识》、艾秋飚(即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开明书局出版了吴好修的《战时国际新闻读法》、章丹枫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铭真出版社出版了程其恒编、马星野校订的《世界报社现状》等。这些著作在当时的中国新闻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如此广泛、深入的新闻思想理论探讨活动，一定量的新闻学专著的出版发行，在广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便在全国这种情况是也很少出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桂林新闻理论研究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抗战时期，桂林各报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利用桂林特殊的新闻生态，积极推行内部改革，不断宣传抗日，出色地践行自己的使命，在抗战时期新闻事业史乃至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桂林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新闻传播事业和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释：

　　①周雨：《大公报史(1902-190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2页。

　　②楼栖：《〈广西日报〉杂忆》，《桂系报史文存》，广西新闻史志编辑室(内部发行)，1997年，第99页。

　　③谢落生：《简忆抗战时期的〈广西日报〉》，广西新闻史志编辑室(内部发行)，1997年，第97页。

　　④吴颂平：《桂林文化城的报纸综述》，《广西新闻史料》(第22期)，广西新闻史志编辑室，1991年，第19页。

　　(梁宏霞：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 靖裕思：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4 11: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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