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与上海抗战
2016-09-06 15:08:33  来源：联合时报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事变”吹响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号角，在这场长达八年的全民抗战中，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社会各阶层都为祖国的存亡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郭沫若作为一度活跃在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士也不例外。自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到达上海，至1937年11月27日上海沦陷郭沫若离开上海前往广州，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郭沫若积极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为上海抗战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郭沫若在武汉新闻界纪念记者节上演讲

身处异国心系上海

1928年，共产党为保护像郭沫若这样在社会、学术界颇有名望的党员，安排其前往日本隐居，实际上也是避难，这一去便是十年。至1937年郭沫若回国的十年间，对他而言是人生最艰难的岁月。这十年里，日本帝国主义一步一步蚕食中国，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等一系列侵华事件。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秉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始终实行不抵抗策略，反而将“剿共”作为首要任务，中华民族的危机逐步加深。此时，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几乎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一直受到日本当局的监视，没有行动自由，生活极其艰苦。但这丝毫没有减弱他的革命热情与斗志，他一直关心着祖国的革命文化活动，与国内（主要是上海方面）保持联系，并且积极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随即一批左翼团体相继成立，推动着上海革命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左联”筹备的过程中，郭沫若曾致信钱杏邨表示支持。“左联”成立之初，郭沫若便立即加入，并且将自己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的版税全部捐献给“左联”，作为活动基金。除此之外，他还参与东京支部的各项活动，指导支部刊物的出版和发表，如《杂文》、《东流》、《诗歌》等，成为与国内革命文化运动相呼应的一名战士。

郭沫若在上海文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创造社出版部、上海光华书局、上海现代书局等先后在这一时期发表了《沫若诗集》（1928年）、《我的幼年》（1929年）、《黑猫》（1931年）等一系列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文化作品。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幼年》一书在出版后不久，就被伪上海市教育局以“讥嘲当局，意在反动”的名义查禁。但在1933年3月，上海光华书局抵住重重压力，将书名改为《幼年时代》重新出版。可见郭沫若虽身在日本，但上海文化界、学术界依然对他十分青睐。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震惊了所有具有爱国情怀的中国人，更让远在日本的郭沫若看到了祖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和希望。他一直埋藏在心中的爱国热情一触即发，郭沫若知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带着满腔的报国之情，郭沫若于1937年7月25日摆脱日本方面的监视，辗转回国，于7月27日抵达上海。他最重要的行囊就是一支笔，也正是这支笔带给上海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巨大的力量。

郭沫若与抗战宣传队合影

国亡与亡国存与存

1937年7月27日至11月27日，郭沫若在上海直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时间仅有4个月。时间虽短，但郭沫若一到上海便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郭沫若为该协会负责人之一。协会以国共合作的合法形式开展活动，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均有代表参加，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性质。上海文化界人士积极投入，对上海抗战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郭沫若对上海抗战做出的最大贡献当数主办《救亡日报》。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动军事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即“八·一三”淞沪抗战。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群情激昂，热切地想要将中国抗战宣告全世界，急需创办一份具有浓烈抗日民族色彩的报刊。当时郭沫若刚刚回国，考虑到郭沫若长期生活在日本，对国内情况难免略有生疏，党组织派夏衍做郭沫若的工作助手。在周恩来、潘汉年的指示下，8月24日，由郭沫若出任社长，夏衍和阿英出任主笔和主编的《救亡日报》正式创刊。这份有着国共两党参加、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创办伊始便引发了上海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掀起了一股“郭沫若热”，广大读者只要一提“买郭沫若”，摊主便心领神会地晓得是要购买《救亡日报》。由于郭沫若本人和报纸的强大影响力，《救亡日报》的办公地点——南京东路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已然成为各界抗日人士的联络站和信息收纳站。

据夏衍回忆，当时上海有十几家大报、几十家小报，《救亡日报》之所以能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与其他的报纸有着不同的特点。第一，《救亡日报》虽然为国共合作的产物，但它很少刊登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主要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日主张和号召，如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二，《救亡日报》所刊登的时评、社论多为郭沫若亲自撰写。郭沫若多次前往战斗一线，与抗战将领深入接触。根据了解到的战地情况，他在《救亡日报》上发表大量文章、诗歌，同仇敌忾、抵御外敌之情跃然纸上。第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救亡日报》一经创办，便汇集了国内众多文化名流，如巴金、茅盾、郑振铎等均为编委。

郭沫若对上海戏剧界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戏剧界立刻展开行动，相比较于文学，戏剧的宣传鼓动更有直效性，因此对抗日救亡文化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1937年8月4日，郭沫若回到上海仅一周的时间，便为中国剧作者协会会员集体创作的爱国戏剧《保卫卢沟桥》作说明书和题词。1937年8月17日，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成立，组织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除两个留守上海外，其余分赴华北、华东等地进行抗日文化宣传。9月和10月间，郭沫若除主办《救亡日报》外，还组织了“文化宣传服务队”（抗战演剧队）和三个战地服务团，多次带领这些组织前往抗战一线进行宣传和慰问。《保卫卢沟桥》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剧作家们又积极撰写40多部抗战救亡题材的话剧，包括郭沫若的《甘愿做炮灰》，这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部现代话剧。

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上海的抗战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可以说从“八·一三”淞沪抗战到上海沦为“孤岛”，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是上海抗战文化发展的高潮期，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日军对上海的军事进攻。但从两军实力对比以及全国的形势上看，上海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1937年11月12日，中国守军全线撤离，上海沦陷。为保存实力，大部分活跃在上海的文化人选择撤离上海，前往广州、重庆等地。部分选择留在上海继续奋战的文化人也不得不将爱国活动转至地下进行。上海盛极一时的抗战文化中断了上涨的势头。11月22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郭沫若亲自写下停刊词《失掉的只是我们的镣铐》，言辞恳切，向广大读者传递了自己的真诚以及决不放弃的信念。11月27日，郭沫若同何香凝、邹韬奋等人乘船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一周后辗转到达广州。

暂别上海影响犹在

郭沫若虽然选择了离开上海，并且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前再没有到过上海，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笔停下了、他的热情减退了，他在广州、重庆、延安等地仍旧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对全国包括上海在内的抗战局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在上海的抗战文化阵营仍占有一席之地。1938年1月10日，上海明明书店出版《沫若抗战文存》；同月，郭沫若在上海期间创作的话剧《甘愿做炮灰》被列入《文艺新刊》，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8年11月，言行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939年4月，上海文献丛刊社出版的《艺术文献》收录郭沫若的《文化与战争》一文。当时上海已完全沦为“孤岛”，除小部分租界仍有一定程度的发表自由外，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工作都遭到日本侵略者的严格控制。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上海仍有许多出版社争相出版郭沫若的文学作品，足见郭沫若人虽已离开上海，但对上海文化界的影响仍在。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郭沫若等文人疏散到全国各地，实质上是上海抗战文化的转移，这也是抗战时期上海文化对全国产生的重大影响。国内其他各地的抗战文化中心，如武汉、重庆抗战文化中心，都在上海沦为“孤岛”后、文化中心地位失却后才形成的。1938年3月27日，“中华文化界全国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武汉成立，60人理事会中，郭沫若、茅盾、田汉、巴金等知名文化人均是从上海撤离而来的。“文协”的机关报《抗战文艺》的33人编委会中，上海文化人如茅盾、田汉、胡风、夏衍等也是绝对主力。此外，由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是战时指导文化的官方机构，这个机构也差不多是以上海文化人为核心。可以说，上海文化人的转移促成了武汉抗战文化中心的形成。上海的沦陷使得上海抗战文化的发展势头中断了，但这绝不意味着抗战文化的中断，新的抗战文化中心不断出现，这是上海抗战文化的独特意义所在。除此之外，郭沫若将他在上海创办的、对上海抗战初期宣传工作起到很大作用的《救亡日报》先后带往广州、桂林等地复刊，仍然坚持他在上海办报时的精神，亲自撰写时评、社论。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上海的四个月是短暂的，但他同众多一度战斗在上海文化抗战一线的文化人一样，为上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即使撤离上海，也将上海抗战文化的精神和经验带往新的战斗基地，为“孤岛”之中的上海人民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更为全民族的解放而不懈努力着。

郭沫若创办的《救亡日报》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9-06 15: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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