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与抗日《力报》
2014-03-20 14:23:33  来源：网络摘录  点击：  复制链接

　                                                                         
                                                     严农

　　1946年寒冬，大雪纷飞，国新社著名记者范长江陪着好友严怪愚一同来到南京梅园中共代表团驻地，拜望周恩来。走进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正在埋头阅读文件。范长江介绍道：“恩来同志，您想见的湖南抗日《力报》的总编辑严怪愚先生来看望您了。”周恩来立即推开文件，站起身来，大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严怪愚的双手，微笑着打量着严怪愚说：“久仰大名呀，总编辑先生！”严怪愚递过名片，说：“抗日《力报》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啊！”周恩来连忙点头说：“不错！不错！抗战时期湖南邵阳《力报》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你每天委托八路军驻邵阳办事处的徐特立先生寄往延安的八份《力报》，我都按时分给毛泽东先生几位领导人看了，他们对《力报》坚定的抗日立场十分赞赏。”范长江这时插了一句：“全国第一篇揭露汪精卫叛国罪行的消息，就是严怪愚在邵阳《力报》发表的。”周恩来点点头，说：“我知道。这条消息，当时在国内外造成多大影响呀！没有足够的勇气，这条消息当时是谁都不敢发的，可邵阳《力报》发表了，这说明邵阳《力报》确实是一张不简单的报纸，是一张坚决抗日的报纸，严怪愚先生确实是一位有勇气的记者。”

　　湖南邵阳《力报》如此受到周恩来的赞赏。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报纸呢？下面是严怪愚关于中国抗日著名的报纸之一———《力报》的回忆：

　　1938年11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拨款3000元，将长沙《力报》搬迁邵阳，称邵阳《力报》。1939年夏，《力报》总经理张稚琴（张治中的秘书）在桂林创办一家《力报》，称桂林《力报》。邵阳《力报》1940年5月被薛岳查封，雷锡龄、戴哲明等即在衡阳筹办《力报》，同年7月1日创刊，称衡阳《力报》，三足鼎立，各自为政，互不相干。邵阳《力报》被查封后，我走湘西沅陵，与朱德龄合作，创办沅陵《力报》。1944年衡阳沦陷，衡阳《力报》大部分工作人员逃难到贵阳，将衡阳《力报》在贵阳复刊，称贵阳《力报》，但与沅陵《力报》毫无关系。

　　“《力报》、《力报》，多如牛毛；那家算坏，那家算好；彼苍者天，我不知道！”这是当时青年学生们唱的歌谣。

　　这里只想谈谈邵阳《力报》的始末。

　　邵阳《力报》租赁儒林街陈光中的公馆作社址。于1938年12月15日创刊（也可说长沙《力报》在邵阳复刊），出版期数衔接长沙《力报》。创刊之初，长沙《力报》原班人马不动，即：社长雷锡龄、总编辑康德、总经理张稚琴、副刊兼采访主任严怪愚、编辑主任陈楚、主笔欧阳敏讷，在邵阳又增加了两位主笔，即刘虚、沈光曾。创刊不久，我即辞副刊主任职，任“西南特派员”，副刊由侯佩璜主编。

　　1939年春，徐特立老人到邵阳，成立“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并曾亲自跑到儒林街《力报》营业部定了八份报，由商务印书馆韦芝生转延安周恩来同志。

　　1939年1月中旬，我起程经广西、贵州赴四川，2月中旬抵达当时的陪都重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均写成通讯，总题叫《三千里旅程》，寄回报社连续刊载。

　　2月底，汪精卫叛国投敌消息，已是半公开状况，国民党中央仍“严密封锁”，中央社及重庆各报亦不敢发表，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找到我，并送我一束资料说：“这是能震动国际的新闻，重庆各报不能也不敢发表，《力报》远在邵阳，天高皇帝远，你是不是可以冒点风险，抢先发表？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啊！纸包不住火，事情总有败露的一天。”

　　我将原始材料看了，立刻便写了篇《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通讯，并发加急电报回社。第二天，《力报》便在第一版头条地位刊登了出来。东南各省人民看了，莫不震惊。薛岳的政工人员胡越大发雷霆，说我造谣，说我侮辱他们的副主席，非把我拖回来枪毙不可。正如长江同志所说：“纸包不住火”，国民党反动当局知道实在无法隐瞒了，不得不交中央社把消息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地宣布出来，但已迟《力报》半个月了。———《力报》可说是早国民党统治区各报半个月第一个发表这消息的报纸，胡越看了“中央社”的新闻，说：“我们湖南的报纸早已把这个新闻公布了，中央社在追‘黑屁股’！《力报》消息灵通，不错！不过假如没有我们开明的薛主席，《力报》有这么大的胆吗？”

　　6月，桂林《力报》创刊，从邵阳《力报》拖去了一批人；同时康德与雷锡龄矛盾也日渐尖锐；康德感势孤力薄，即电我回邵，我将“西南特派员”的职务交与“青年记者学会”负责人冯英子，立刻经湘西回社，沿途写了《西南回归线上》长篇报道，中旬抵邵。其时雷锡龄尚盘踞报社，见了我似乎很不顺眼，我没有理会他。康德要我任总编辑，我想，雷在，我们的工作一定展不开，理想也不能实现。于是建议将“社长制”改为“经理制”，推康德为总经理，我为总编辑，陈楚为副总编辑，雷锡龄作名誉董事长，决议即定，雷亦无可奈何，只得悄悄离开邵阳到衡阳筹办衡阳《力报》。

　　雷锡龄即走，我们便大力改革版面，调整人事，充实内容，升侯佩璜为副刊主任，升助理编辑李幻如为编辑，原编辑主任樊礼仲不动。但此人系复兴社分子，思想顽固，只不过与雷没有私人关系罢了，刘虚、沈光曾仍留任，欧阳敏讷则早已去桂林。

　　这年秋桂南战役爆发，我赴桂林，除写抗日前线通讯及桂林文化活动、社会面貌通讯外，由“国新社”供应材料，还写了一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杂感性报道，将广西这个“模范省”的内幕尽情揭露，白崇禧看了火冒三千丈，在“广西扩大行政纪念周”上将我大骂一通。

　　桂林《力报》负责人张稚琴向我索人，要将刘虚、沈光曾调去，我不肯，张写了一封信给刘虚，力数桂林《力报》笔政困难交我看，我在信上开玩笑地批了一句：“所陈属实”，想不到刘虚以为我排挤他，立刻便同沈光曾到桂林《力报》去了。我回到邵阳，顿感《力报》评论部人员缺乏，便急电冯英子回社任主笔兼采访主任，邀请原《观察日报》的唐旭之（后改名唐麟，解放后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任首席主笔。唐开始不肯来，说邵阳的反动分子非常注意他，恐“祸延《力报》”，经李锐（原中央电力部副部长，当时正住在唐家）力促，方答应暂来工作一个时期，但需保密。唐一进《力报》，便“满城风雨”，说《力报》已变为共产党的机关报，非查封不可！我们没有政治背景，又无斗争经验，只好听之任之，版面却较前更加激进了。

　　我们用的稿件百分之八十是由“塘田战时讲习院”和“国际新闻社”供应的；各省都有“国新社”介绍来的通讯员或特约通讯员。报社工作人员能够执笔的，每天都得写点文章。侯佩璜的副刊更为出色，一些进步作家都经常为副刊写稿；同时，副刊还举行了两次“征文比赛”由张天翼先生评定甲乙，取录的作品，连续在副刊发表。侯佩璜还办了一个杂志叫《论持久战》，大半选刊抗日根据地的文章，随报附送，也可单独订阅。1939年冬，我们成立了“文化俱乐部”，其中有“读书会”、“工人文化学习班”、“书报贩卖部”等组织。“书报贩卖部”专售桂林生活书店、文化供应社及别的进步书店新出版的书籍杂志。记得在几天之内就售完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百余部，沈志远的《政治经济学》两百部。1940年春，我们举办了“抗日根据地油印报展览”两次，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因此，报纸在一个短时期内由3000多份激增到12000多份。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竹篱塘国立十一中、辰溪湖大等学校，差不多放弃了订别的报纸，专订抗日的《力报》。湖南文学学生中还有所谓“力报分子”出现（当然是反动派构陷的）。

　　这么一来，国民党反动当局更视抗日的《力报》为“眼中钉，肉中刺”，非把它拔掉不可了。CC分子、复兴社分子、国民党邵阳县党部，天天向薛岳打报告，《力报》也经常挨警告。但我们仍是听之任之，不改变态度，也不向当局解释。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已经形成，扬言要逮捕唐旭之，我恐怕牺牲了同志，便将旭之送到渡头桥新渡口暗藏起来，每天或隔一天仍派人到那里去取社论。

　　4月底，康德热血来潮，突然写了一篇《邵阳县党部在干些什么？》的短评，一时舆论哗然，CC、复兴社立即联合向薛岳写报告，加上一些黑暗附着物的喧扰，薛岳终于以“内部复杂、言论荒谬”八个大字为诛语，令邵阳警备司令部于1940年5月13日将邵阳《力报》查封了。第三天，又将康德、冯英子和我逮捕（另外还逮捕了一个外勤记者郭静，旋即释放）。邵阳警备司令岳森比较开明，加上有雷时若、石陶钧几位有声望的老前辈说话，对我们总算客气，结果决定康德一人坐牢，将我与英子交保暂释，随传随到，并由潘乃光、晏明秋两位校对代坐。他们坐牢八个月，1941年1月释放。后康德亦释放。

　　我与英子出狱后，他赴桂林向新闻界呼吁求援，我到泰阳（当时省政府迁移此地），找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廖维藩申诉。我问廖“查封命令上说《力报》言论荒谬，究竟荒谬在什么地方，请指示。”廖说：“我很少看《力报》，不过当苏联向芬兰进兵时，你们说不是一种侵略行为，这是公然为苏联辩护。”我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各报的指示给他看，指示上说：“苏联是我们的友邦，我们不能有得罪苏联的言论。”廖说：“这个指示，我们省党部没收到。”我说：“收到可能收到，只怕书记长像对我们的报纸一样，没有看。”廖不作声，良久才说：“有些事，中央有中央的政策，地方政府有地方政府的苦衷。”我说：“我们办报的是循中央的政策，还是适应你（我把你字说得特别重）的地方政府的苦衷呢？”廖无词以答，彼此不欢而散，接着我去长沙，薛岳不肯见我。同时听说另一批人———复兴社分子在组织班底，准备到邵阳抢劫力报的财产。我便马上回邵阳，与康德（康白天可以外出）商量，立刻将力报财产疏散到农村。那批复兴社分子无法，只好作罢。事情解决后，我们开办了一个大华印刷厂，养活一批工人职员。后冯英子由桂林回来，说范长江、胡愈之等人的意见，主张我们暂停一个短时期，不必与他们斗，因为国民党已掀起了反共高潮。

　　《力报》从复刊到被查封之日止，共出报一年零五个半月。

　　《力报》被查封后，读者纷纷来信慰问，或亲自到报社鼓励我们。我们要退费，他们不收，并说，《力报》一定可以复刊，他们要看这么一种抗日的报纸。

责任编辑：周愉景 最后更新：2014-03-28 10: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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