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半月刊在沅陵
2014-05-30 16:14:04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点击：  复制链接

　　文/赵范

　　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的会长是孙科，湖南分会的会长是覃振。湖南分会的会务由翦伯赞同志负责，党内受湖南省委领导。

　　《中苏》半月刊于1938年在长沙创办，它是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简称长沙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刊，由翦伯赞任主编，张生力任编辑。张生力同志被调走后，由王时风和王仁忱任编辑。长沙被焚后，随长沙中苏文化协会迁沅陵，仍由二王任编辑。

　　长沙中苏文化协会迁沅陵后，改称湖南中苏文化协会，但仍以原来的名字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联系。主要是接受他们赠送的书报杂志和寄赠给他们《中苏》半月刊及其他公开出版的刊物。

　　1939年秋，二王相继离开沅陵，翦伯赞同志要求省委派人接编《中苏》，于是我就被派往沅陵接了这个工作。这时湖南省委领导的公开报刊，在国民党反动派日甚一日的压制下，一个接一个地被迫停刊了。迁在邵阳的《观察日报》也处在朝不保夕的厄运中，能够继续出版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中苏》半月刊，省委决定维持下去。这个情况是当时的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向我交代任务时谈的。

　　10月，我带着组织介绍信到沅陵找伯赞。他不在，但交代过住在中苏文化协会的同事们，待我来时立即告诉他，由我到溆浦民国学院或由他来沅陵见面。协会的门牌号码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沅陵北门里的一个小院，大门向西，院内只有一明两暗——中间是堂屋，两边是两层木板楼房。会址只是东边的楼上，但是用木板隔成两进的。《中苏》的助理编辑刁牧夫同志和一个青年朋友胡剑琴（现名胡振平，在南京江苏省政协工作）就住在这里。我自然也住在这里。

　　住下后，我遵照党的指示，马上写了一封平安到达的信。党万分关心每一个同志的安全。这在白区特别突出。一封平安书信岂止值千金!遗憾的是，我在信中装作过路的样子，说“日内即动身他去”，引起了一点小小的误会。组织上马上回信，叫我不要走。这使我很不安。幸好伯赞同志从溆浦来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哈哈一笑，答应向组织解释。我想，省委负责同志在听到伯赞同志的汇报时，也会哈哈一笑的。

　　伯赞同志告诉我：《中苏》的主编是他，我是负责编辑。每期编好后，送溆浦定稿。刁牧夫是党员，但他不知我也是党员，我们之间没有发生横向关系。协会的行政工作由翦伯赞的联襟王世昌（槐庭）负责，他不是党员，但比较可靠；协会在沅江南岸农村中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仓库，王全家住在那里，那里也是我们躲警报和休息的地方；王时风和王仁忱离沅陵时答应给《中苏》继续写稿，要和他们不断联系。另外还谈了一些情况，现在记得的，只是关于蒋史安的一些。他说蒋史安原是一个同志，时常到协会来，曾被捕，释放后在沅陵一个植物油厂工作。他在监狱里的情况还没弄清楚，要尽量少同他来往。这时的沅陵特务机关除警备司令部第二处外，还有伪装着的中统机构，也设在中苏文协附近。

　　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反对中苏间的文化交往，也就不敢公开地阻挠《中苏》的出版。他们采取了打击承印机构和威吓房东的办法，同时由警察局出面，恫吓《中苏》的工作人员。后者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前者却渐渐奏效。

　　湖南警备司令孙常钧找翦伯赞同志谈话，吓唬他说：“你们中苏文化协会有很多共产党员，我们知道。你知道共产党员是要杀头的，共产主义无论怎样好，杀了头就看不见了。”翦回答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的同事也不是。中苏文化协会是搞人民外交的，我们不宣传苏联的文化不行。不然，苏联不帮助我们抗战，对我国非常不利。你们应该支持我们的工作，不应该和我们为难。还有，我不能不提醒你，国共合作抗战是蒋委员长的决策，你们杀共产党的头，如果上边追究责任，你怎么办？”孙常钧否认他要杀共产党员，客客气气地将翦伯赞同志送出了警备司令部。翦伯赞的话在孙常钧的心里并不是没有分量，但不能改变他继续执行反动派的政策。

　　承印《中苏》的印刷所，要求取消契约，房东也要求协会腾房。《中苏》虽名为半月刊，实际上已经成了不定期的刊物。个把月能出一期就不错了。湖南省委决定加强《中苏》的阵容，1940年初建立了省文委，要求委员们都要给《中苏》写文章，提高文稿的质量。主编仍由伯赞担任，他每期至少写一篇文章；张天翼开始发表他的长篇童话小说《金鸭帝国》；我开始翻译《列宁传》（署名大概是“宋弗落”）；谭丕模和杨荣国也每期都写文章；吕振羽和李仲融因已离开湖南，暂时没有文章。可惜政治形势越变越紧张，反动派的限制越来越厉害，《中苏》依然不能按期出刊。

　　大概是1940年的清明节，刁牧夫同志在兰田被捕了。伯赞同志在这前后被调往重庆去了，杨荣国也准备离开湖南。《中苏》的力量大减。

　　湖南省委决定尽一切可能把《中苏》维持下去。这年5月，湘西工委书记李文定（李鳌）第一次来找我，传达省委的指示，要我到长沙去向省委汇报工作。我遵照省委的指示，先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王凌波同志。凌波同志告诉我，聂洪钧同志到湘潭去了，行前嘱咐派交通员带我到湘潭去找他。凌波同志立即找到交通员同志，带我到了湘潭。在湘潭聂洪钧同志带我到离江岸不远的一个小丘上，那里有一个僻静的茶馆。在那里，他对我讲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告诉我：“习牧夫同志已壮烈牺牲，没有告诉敌人任何东西。现在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我们就越要坚守岗位。《中苏》是湖南省委唯一公开出版的刊物了。它的作用不只在宣传，更重要的在组织。湖南的同志有一些失掉了联系，他们看见《中苏》仍在出版，就知道省委仍在湖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足以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所以必须坚持出版。当然，我们也不应轻易牺牲，在确有牺牲的危险时，要脱离险境，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他又说，他不久要离开湖南，以后有事多和李文定商议。受到这样的重托，我十分兴奋，但又怕工作搞不好，辜负党的期望。我匆匆地渡过洞庭湖经常德，回到了沅陵。

　　警备司令部乘我不在沅陵时，检查了中苏文化协会。检査了我的信件，在我的箱子上贴了封条，要胡剑琴告诉我，在我回来时立刻到警备司令部二处报到。特务们说：“共产党闹得很厉害，湘西就有30000人，不能不严加防范”。

　　我一回到沅陵，胡就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劝我快逃走。我刚刚接受坚守岗位的任务，岂有逃走之理。仔细问了一些情况，知道特务们拿到警备司令部去的信，检查后又送回来了。我看了一下，有的还不曾剪开。同时，他们只封了我的箱子，没有拿走。看样子是威胁侦査，不是要直接动手捕人。我如果害怕、逃跑，他们就下令逮捕。我决计闯一闯，到警备司令部去“报到”，并质问他们为什么检查中苏文化协会。当然，这样做有自投罗网的危险。我请胡剑琴立刻以中苏文协名义打了一个急电给孙科，说湖南分会横遭警备司令部无理检査，要求保护；另外，如果我被扣留，中午还没回来，就请他去找王槐庭，打电报给翦伯赞营救，并把警备司令非法检查中苏文协和捕人的消息宣扬出去。

　　第二天上午，我穿得整整齐齐地到了警备司令部。传达室的值班问我什么事？我说明了我是什么人，并说是二处处长要我来的，我也正要找他。传达说:“处长刚来。你坐一下，我去请。”过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回来，说：“处长不在，你有什么事？”我说：“你们检查了中苏文化协会，封了我的箱子。我要问问为什么。我办公的文件，图章都在箱子里，你们贴了封条，我无法办公!”他说:“不巧，处长不在。你明天再来吧。”我知道至少他们还没有决定捕我。第三天，早饭后我又去了。传达一见我就说：“处长不在，你有什么事，给他留个条吧。”我留了一个条子，请他三天之内派人给我的箱子启封，不然，我就自己启封了。他们一直没有派人来。我揭去了箱子上的封条。以后，警备司令部不再公开找中苏文协的麻烦了，但他们却加紧了暗中捣鬼的把戏。

　　《中苏》继续不定期地出版。但是房东说什么也要我们搬家，说：“你们不搬走，我们不得了”。我们只得搬到沅水南岸的一位小学教员的房子里去。印刷所也说什么都不承印了。《中苏》在湖南实在出不了版了。翦伯赞同志从重庆来信，决定迁桂林出版，由已在桂林的李仲融编辑，改为月刊，仍由他主编，依然是湖南的刊物。这年10月，在桂林出了第一期。这一期刊载了编辑委员会的名单：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谭丕模、杨荣国、李仲融、田价人（我）。其实这也是湖南省文委的全部名单。我在沅陵看到以后很诧异。1941年我到桂林去接编《中苏》月刊后，才知道这是南方分局的意思。目的之一就是让湖南省委知道这仍是湖南的刊物，让同志们知道湖南省委仍然存在。

责任编辑：赵丁言 最后更新：2014-05-31 15:56:2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略记《抗战日报》

下一篇：回忆“一致剧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