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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2022-07-20 09:42:07  来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文化界进步人士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云集桂林,共1000多人。其中知名的文学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和教授学者达200多人。他们在广西活动,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团结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出现了桂林抗日救亡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

  新闻出版业

  1938年11月以前,桂林只有广西当局独家办的《广西日报》。从1939年至1944年,先后在桂林复刊、创刊发行的报纸有《新华日报》(重庆航空版)、《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大公报》、《大公晚报》、《广西晚报》、《自由晚报》、《公民报》等,其中《新华日报》创刊于武汉,在广州设有分馆。广州、武汉沦陷后,总馆迁重庆,分馆迁桂林。分馆负责人先后是张尔华(张思敏)和陈晃(陈东)。

  1938年12月7日,在桂林发行《新华日报》航空版。它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广西分销处旧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救亡日报》原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1937年8月24日创刊,上海沦陷后迁广州,再迁桂林,1939年1月10日在桂林复刊。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报社内建立中共支部,由李克农直接领导。周恩来指示《救亡日报》的办报方针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的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该报发行量高达8000多份,远销华中、华东、华南、西南各省以及海外南洋等地,成为广大读者喜读的新闻报刊。1941年2月28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

▲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朱德、周恩来为《救亡日报》创刊两周年题词。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广西日报》是广西当局的喉舌。抗战初期因蒋桂矛盾,该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间立场,曾先后邀请中共党员金仲华、傅彬然、张锡昌、秦柳方分任主笔,分别撰写时事、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方面的社沦。其副刊《南方》、《漓水》先后由进步文化人士艾青、陈芦荻主编。

  《力报》于1940年3月在桂林出版。总经理张稚琴(张治中的秘书),总编辑先后为欧阳敏纳、冯英子。该报聘请中共党员杨东莼、宋云彬、张铁生、傅彬然等为该报撰写专论,其副刊《新垦地》采取了与《救亡日报》基本相同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桂林版是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1941年3月15日创刊。该报对蒋介石持“小骂大帮忙”的态度。报社编辑部负责人徐铸成对中共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采取友好的态度,经常与中共党员张锡昌、秦柳方等联系,曾请千家驹等撰写一些好社论。

  此外,在桂林的进步新闻单位中,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国际新闻社和中共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1938年10月20日成立于长沙,11月21日在桂林正式成立总社。社长先后是范长江、陈同生、孟秋光,总编辑黄药眠。香港设分社,重庆、金华设办事处。向国内外报社发新闻稿,大力宣传团结抗战,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奋勇杀敌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消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言行,揭露日伪罪行等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1938年成立于汉口,后经长沙迁至桂林。1939年春,总会从桂林迁往重庆,在桂林设立南方办事处。它同国际新闻社互相配合,并肩战斗,团结和培养了青年新闻工作者,繁荣了战时进步新闻事业。

  书刊出版业

  抗日战争时期,桂林先后办起来的书店、出版社共有180多家,出版的杂志近200种,各类图书杂志,不少畅销内地、港澳,以至南洋。《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4家店、出版社均属中共直接领导,建立了中共支部,受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办事处辖的桂林书报界中共总支书记沈毅然领导。

  《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是个新闻事业机构,又是个图书发行机构。它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发行《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和《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生活书店是1932年邹韬奋、胡愈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爆发后,由上海迁武汉、重庆,1938年3月在桂林成立分店。胡愈之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张铁生任编审。先后出版了“战时大众知识”、“战时社会科学”、“世界文学名著”、“新中国学术”、“青年自学”等丛书。还发行了《国民公论》、《全民抗战》、《世界知识》、《妇女生活》、《战时教育》、《文艺阵地》、《读书杂志》、《理论与现实》等刊物杂志。

▲中共地下组织在桂林开设的生活书店旧址及各分店所发行的书刊。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新知书店于1935年秋在上海创办,抗战爆发后,从上海迁至武汉,承担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出版机关“中国出版社”的一切出版发行业务(一套人马,两块招牌)。总经理徐雪寒,副总经理华应申。1938年秋,新知书店迁桂林,由华应申主持业务,并兼任书店中共支部书记。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该店迁桂以后以出版政治理论读物为主,以新知书店和中国出版社名义,大量出版了《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著作。还出版了《吴玉章抗战言论选辑》、薛暮桥的《经济学》、狄超白的《政治经济学讲话》、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等通俗理论读物。

  读书生活出版社于1936年在上海成立,抗战爆发后迁重庆,1938年冬在桂林成立分社。该社出版发行的图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鲁艺丛书》、《新中国文艺丛刊》、《新音乐丛刊》,很受读者喜爱。该社还发行《学习生活》、《文学月报》、《新音乐》等杂志。

  文化供应社是1939年10月22日,由中共党员胡愈之设计,在新桂系民主派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支持下创办起来的。董事长李任仁,社长陈劭先,总务部主任陈此生,编辑部主任胡愈之。后为傅彬然(中共党员),出版部主任宋云彬(中共党员)。编辑中有中共党员邵荃麟等多人。该社密切配合抗日救亡宣传,普及文化教育,推进通俗文化教育运动,编辑出版大众读物、学生读物,至1941年已编辑出版了各类图书500余种。以发行进步书刊为主的尚有三户图书社、科学书店、开明书店、向虹书店、立休出版社、文献出版社、《广西妇女》社等。皖南事变后,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被国民党查封而结束。

▲桂林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人员合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文学艺术

  1939年7月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桂林“文协”)筹委会成立。李克农对桂林“文协”筹备工作非常重视,通过夏衍等中共党员进行抗日统战活动,团结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巩固和扩大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月2日,桂林“文协”正式宣布成立,大会通过了“文协”章程,规定其目的和任务是“为求抗战文艺运动更广泛的展开,为求创作与理论的更进步,为求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为求前方与后方、国内与国外文艺工作联系之密”。选举中共党员胡愈之、夏衍、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刘季平、宋云彬、黄新波以及进步文化人士王鲁彦、欧阳凡海、焦菊隐、艾芜、黄药眠、欧阳予倩、孟超、陈此生等25人为理事会理事,冯培澜、刘建庵等15人为候补理事。

  桂林“文协”成立后,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1940年1月,组织了桂林文艺新闻界桂南前线访问团,奔赴阵地慰问、采访,直接为抗战服务;组织文化界发表声讨汪精卫投敌叛变的文章,召开声讨汪精卫群众大会;举行反汪肃奸公演,愤怒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召开各种文艺座谈会,探讨战时文艺规律,促进抗战文艺健康发展。为培养抗战文艺队伍人材,多次开办了文艺写作讲习班、研究班,向青年文艺工作者讲授关于“文艺写作的任务”、“怎样建立新的戏剧”、“诗歌的写作研究”、“舞蹈的创作、批评及欣赏”和“怎样作一个导演”。

  在战时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留桂作家创作了不少文学长篇小说。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艾芜的《故乡》和《山野》、周钢鸣的《浮沉》、巴金的《火》(第三部)、骆宾基的《幼年》和《仇恨》、司马文森的《雨季》等著作,都是在这时创作出来的作品。这时涌现出《抗战文艺》、《野草》、《自由中国》、《耕耘》、《前线》、《顶点》、《诗》、《中国诗坛》、《十月文萃》等文艺刊物。还发表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抗日战争期间,戏剧界在桂林活动的戏剧团队有70多个。属话尉团队有40多个。其中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广西艺术馆桂剧实验团、国防艺术社、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中国救亡剧团是桂林戏剧运动的骨干力量。在戏剧界知名人士欧阳予倩、田汉、夏衍、洪深、瞿白音、杜宣、洪遒、熊佛西、焦菊隐等带领下,演出了许多坚持抗敌、反对投降的剧目。1939年秋,国防艺术社先后演出了以抗敌为主题的戏剧《青纱帐里》、《前夜》、《古城的怒号》、《夜光杯》、《飞将军》,还为《救亡日报》筹集资金公演夏衍编剧、焦菊隐导演的《一年间》。1940年秋冬间,新安旅行团演出由吴晓邦、盛婕编导的大型歌舞剧《虎爷》。1942年秋冬间,剧宣七队到桂林上演民间歌舞剧《新民大合唱》、《生产三部曲》、《生产大合唱》和音乐舞蹈造型《黄河》。特别是1944年,桂林戏剧运动的发展达到了高潮。

  在欧阳予倩和中共党员田汉、吕复、熊佛西、瞿白音、丁西林、吴荻舟、徐洗尘、姚平等的倡议和筹备下,从2月15日起至5月18日止,在桂林举行了历时3个多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参加演出展览的有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福建等省的30多个戏剧团队,与会者近千人。演出的节目有话剧23个,平剧29个,桂剧8个,歌舞1个,还有少数民族歌舞、傀儡戏、马戏、魔术等,总共演出175场,观众10万多人次。演出节目的思想内容,主流是抗战、团结、进步,效果良好。如剧宣七队演出的《军民进行曲》,剧宣九队演出的《胜利进行曲》,影响最大。美国戏剧家爱金生评论说:“这样宏大规模的戏剧展览,有史以来,除了在罗马曾举行外,还是仅见”(见新华日报1944年5月14日载《爱金生赞扬西南剧展》一文)。同时,举办了戏剧资料展览,召开戏剧工作者大会,由欧阳予倩、田汉作戏剧运动的报告。还举办了关于戏剧运动路线、如何创作民族歌舞和旧戏剧改革问题的专题讲座。中共中央南方局对西南剧展极为关注,《新华日报》先后发展了30多篇社论、评论和通讯报导。剧展大会会长黄旭初和名誉会长李济深、白崇禧、张治中出席了大会。大会指导长蒋经国也派了一个赣南代表团来大会观摩。

▲欧阳予倩为剧宣九队题词。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田汉及其题词。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新中国剧社演出的《大雷雨》和剧宣七队演出的《军民进行曲》剧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供图

  抗日战争期间,音乐家、中共党员张曙、林路随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从武汉撤退到桂林,负责领导桂林新音乐运动,推动了桂林新音乐运动的发展。许多机关、学校和群众团体,都组织有歌咏队、合唱团,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歌咏比赛,进行街头歌咏宣传。1938年12月下旬,张曙组织“桂林反轰炸歌咏大会”,不幸在一次日机轰炸中殉难。以后由林路等继续领导桂林的新音乐运动,先后出版了《每月新歌选》、《音乐阵线》、《新音乐》、《音乐与美术》、《音乐知识》等音乐刊物,举办了数十次各种抗日音乐会。1940年桂林音乐界举办的抗战三周年音乐会,大唱抗战新歌,演奏和表演广西苗、瑶、彝等少数民族歌舞,讴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1941年5月28日,在桂林市体育场举行了“万人大合唱”大型歌咏会,万众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等抗战歌曲,歌声震动了山城,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画家徐悲鸿、关山月和一批进步漫画家、木刻家丰子恺、余所亚、黄新波、赖少其、陈烟桥等云集桂林。美术界的抗日救亡团体亦搬迁桂林或在桂林成立。1938年12月底,中华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山武汉迁到桂林。1939年3月下旬,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办事处成立。同年5月,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由重庆迁到桂林。1942年4月26日,中华全国美术会桂林分会成立。他们先后开办了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战时漫画训练班、木刻函授班、漫画与木刻讲座。创办了《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术艺》、《漫画木刻月选》、《漫画专刊》等刊物。还举办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览、木刻十年展览会、留桂画家抗战画展。1942年12月,举办《香港的受难》画展,展出的作品以描写香港失陷前后的情景为主题,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了豪门官僚荒淫腐败的丑恶面目。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2-07-20 17:2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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