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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民主斗士邹韬奋
2021-02-20 14:57:59   来源:人民网 作者:熊爱军    点击:

  邹韬奋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忠贞的民主主义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家,一生爱国,以笔代枪,不畏强权,经历坎坷,六次流亡,颠沛流离,不屈不挠。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是知识分子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典范。

  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从1922年开始,邹韬奋在中华教育社专门从事职业教育工作。1926年10月,担任中华职业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主笔的王志莘另谋他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的推荐下,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踊跃地走上记者编辑的岗位,实现了他一直以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愿望。《生活》周刊旨在传播职业界的消息和言论,刊载有关职业教育和职业修养方面的文章。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从内容到排版等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发行数量也随着内容的改进而逐年增加。邹韬奋接办3年,订数2000多增到4万份。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东三省。邹韬奋于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本着爱国热忱,反复向当局呼吁,向大众揭露亡国危机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倾尽全力,把《生活》周刊作为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并督促有关各个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一致抗日。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蒋光鼐和蔡廷锴奋起反击,开始了著名的淞沪抗战。上海的抗日救国浪潮日益高涨,邹韬奋和他领导的《生活》周刊的同事们,都成了抗日救亡的积极参加者。这时的邹韬奋既要奔赴前线慰问将士们,又要参加后方的各种服务活动,白天奔波不止,夜晚又写作不停。他恨不能分身为几人投入这抗日热流,以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生活》周刊也变成全国闻名的坚决主张抗日救亡的刊物,销量激增到12万份,这是当时任何报刊都没有达到的。同时,邹韬奋深深感到自己主编的周刊,已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又加编了《紧急临时周刊》。

  国民党当局当时正在对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进行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围剿”,对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报刊视为眼中钉。黄炎培是《申报》的董事长,而《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都与黄炎培有关。蒋介石把黄炎培申斥一顿,要《申报》和《生活》周刊改变态度,拥护国民党,否则就要查封。在蒋的高压下,《申报》再不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关于《生活》周刊,黄炎培要求邹韬奋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声明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关系。邹韬奋坚决拒绝改变政治态度,同意与职教社脱离关系,由他自己负责办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生活》周刊的态度,也是前后变化的,先是称赞,后是恫吓,进而下令禁止邮寄,直到最后查禁。邹韬奋在这些伎俩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1931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奉命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进行了4个小时的辩论。胡宗南企图对邹韬奋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邹韬奋义正言辞,毫不动摇。关于抗日问题,邹韬奋说,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暴力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关于《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邹韬奋指出,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对中国前途,认为只有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胡宗南要求邹韬奋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则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1932年7月2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发表《我们最近的趋向》重申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随即遭到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诽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邮递,后又在全国禁止邮寄,有的学生因购阅这个刊物而遭逮捕。蔡元培曾经致电蒋介石进行解释,均遭拒绝。后又有人为此事进行“疏通”,蒋介石拿出合订本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批评国民党的地方,都有红笔划了出来,并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尽管如此,在热心读者多方面的帮助下,《生活》周刊的邮包绕过军警特务的监视,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渠道,大捆大包地运往各地。

  正当《生活》周刊遭受到种种压力的时候,在胡愈之的建议下,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有了生活书店就可以出版书籍和其他刊物,可以扩大宣传阵地,而《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封闭的可能。有了书店,刊物即使被封,阵地仍然存在,可以换一个名称继续出版刊物。

  1932年12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鲁迅和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3年 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经常受到盯梢、恐吓。他每天上下班几次往返经过法国公园,尤其到了晚上,天黑路偏。朋友们替他的安全担心,都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他一想也是,不保存自己,怎能有力打击敌人。可往哪里躲呢?何处才是安身之所?看来出国才是唯一的去处。1933年7月,邹韬奋离开祖国,开始了第一次流亡。

  二、“不做陈布雷第二”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从美国回到上海。邹韬奋回国之际,正是国难更加危机之时。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后,1935年5月开始,日军大批直接入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对于友邦,务敦睦谊”。

  邹韬奋出国后,生活书店在徐伯昕的经营下蒸蒸日上。《生活》周刊早已于1933年12月被迫停刊。于是,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大众生活》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优良传统,把办刊物和民族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作宣传的重要目标,这是邹韬奋高高举起的旗帜。他决不会为反动势力的威胁而摇摆或改变。但是《大众生活》共办16期,历时3个多月就被国民党封闭了。

  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邹韬奋立即予以最热烈的声援。《大众生活》以最大篇幅来反映这个运动,国民党政府十分害怕,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大众生活》,并对邹韬奋进行毁谤和恫吓。

  在短短期间连续发生几桩预谋事件,目标均集中在邹韬奋身上。

  第一桩,特务一再造谣,诬说邹韬奋侵吞1932年《生活》周刊代收各界援助马占山卫国捐款,邹韬奋特请律师代他在报刊上再一次发表启事,并把当年会计师所出证明书一起公布,以事实粉碎这一诬陷。他说:“他们徒然心劳力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污蔑是不足畏的。”

  第二桩是,蒋介石指派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为说客,找邹韬奋说话,中间人是邵洵美,约见地点在邵洵美家里。邹韬奋同刘、张一见面,张道藩就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邹韬奋静心倾听,却始终不得要领。刘健群则鼓吹的是“领袖至上”一套,不管中国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一切全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刘健群进一步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邹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同时更明确地告诉他们:“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喊准备,实属南辕北辙。”要说抗日救亡问题,他说:“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对于所谓“领袖脑壳论”,邹韬奋则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领袖观便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领袖观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这场辩论结束,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刘健群、张道藩回南京不久,杜月笙又奉蒋介石之命,准备“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当面一谈”。邹韬奋不为权势所动,坚决回绝。一个和蒋介石走得近的银行家对邹韬奋说:“你拂逆了老蒋的意志,看来只得再度流亡了。”邹韬奋的“胆大妄为”确实令蒋介石大为恼火,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处境危殆,邹韬奋考虑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前次流亡,负债尚未还清,在经济上无力远行,他只好出走到距离较近的香港。时隔几年后,张群在重庆向邹韬奋无意间透露:“那次接你到南京,是蒋寻奇才,因为陈布雷太忙,要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蒋介石竟要邹韬奋做“陈布雷第二”,殊不知邹韬奋是硬骨头。

  三、“转移工作地点,向前努力奋斗”

  办一种合于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纸,是邹韬奋长久的愿望。1932年,《生活日报》在上海没有办成,1936年6月7日,终于在香港的贫民窟诞生了。《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55天,共出5期,日销量为2万份。这比当地的日报五六千份好多了。但是由于香港偏离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没法满足读者的要求。8月1日,《生活日报》迁移到上海,邹韬奋不顾个人安危,也跟着回到上海,进行报纸的恢复工作。但因国民党政府不给办登记手续,《生活日报》没有再和读者见面。

  团结、御侮是救国会忙碌的两件大事。邹韬奋积极参与援助绥远抗战,积极支持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在《生活星期刊》发表社论积极声援。当时,有朋友告诫邹韬奋将有被捕的危险,邹韬奋说:“我以胸怀坦白,不以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这时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1936年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却突然地被捕了。

  1937年8月3日,邹韬奋从苏州狱中释放,回到上海,立马投入到全国团结御侮的活动中。8月9日《抗战》第1号问世,还增加出版6天1期的《抗战画报》。同时,邹韬奋还兼任《国民周刊》的评论委员会委员,统由生活书店发行。他以生活书店和《抗战》三日刊为据点,利用宣讲的嘴和锋利的笔,对时局作出敏锐的观察,对各方动向作出深刻的分析,批判汉奸和准汉奸的“亡国论”,批判急于求成的速胜论,驳斥汪精卫亲日派的投降谬论。

  淞沪抗战,上海战局支撑3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邹韬奋和他的挚友以及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备西撤,重点是重庆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内地开设分店。11月27日,邹韬奋坐一条法国船离开上海。邹韬奋对这次流亡的心情曾说:“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二两次以及以后几次都迥然不同。”这次是因为“转移阵地的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惟其如此,“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2-20 14: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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