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十三）
2017-08-16 15:31:17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由于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的策划，制定了各种镇压、屠杀、奴役中国东北人民和掠夺中国东北财富的政策法令。对这些罪行，武部六藏应负完全的责任，古海忠之也应该负参与策划制定和推行的主要责任。"沈阳法庭严肃追查古海忠之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行，古海供认说：“我起草并在'火曜会'会议上审议决定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及《日满华经济建设联系要纲》、《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主要是为进行军事生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对中国的侵略而建设一个由日本自己所支配的掠夺的侵略的经济圈，用这样一个经济圈来建立适应各个地方的产业，以便有计划有系统过建立他们的经济圈。……以进一步增加军需生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大量供应物资。为了这个目的，在'满洲国'内进行了残酷的经济统治，大力征用劳工，掠夺资金，并在中国的东北、华中等地协力互通有无，尽量减少日本帝国主义的负担，尽可能掠夺更多物资，以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古海忠之供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以总务厅次长身分参与策划、决定和推行《战时紧急方策要纲》，从中国东北掠夺走大批煤、铁、铝、石油等战略物资，用以支持侵略战争。

　　他供认，1940年6月至1941年11月，参与策划、推行《价格等临时措置法》，推行《物价及物资统制法》，哄抬物价，榨取东北人民财富。

　　古海供认，他参与、推行《金属类回收法》，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金属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战时最感到困难的东西，当时'满洲国'也感到缺乏，因此就制定了《金属类回收法》，禁止转移金属，这样便于'满洲国'任意大量收买金属。同时在中国整个东北展开金属献纳运动，掠夺了大量的铜、铁、铅等金属，还毁坏了中国的一些历史文物，如对承德'离宫'的铜亭、五大莲寺的佛像等也加以破坏。“审判员质问他对掠夺人民日常生活用品采取了什么措施，古海供认说：“对中国人民日常用的锅、金属门把、铁刷子、铜平等，甚至暖房里使用的机器都全部掠夺了。同时在我所主持的'物资动员计划'中对人民日常使用的铁、铜等用品根本不配给，征用的人民日常用品有100余种，我就是使中国人民陷入到贫穷、破产甚至死亡深渊的一个极凶恶的犯罪分子。"古海供认他参与制定、推行《米谷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产物专管法》、《农产物交易场法》、《战时农产物增产搜荷对策大纲》等政策法令，大量掠夺农民粮食，甚至在各省次长会议上做出使用强暴手段夺取农民粮食的决定，使东北人民饱受饥饿摧残。

　　中国军事法庭追究古海用鸦片等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他供认说：“我参与鸦片政策，首先在1932年到1933年初，'满洲国'制定鸦片专卖制度时，我以总务厅特别会计科长身分，参与制定了这个制度。以后把鸦片专卖作为特别会计的时候，我从任特别会计科长到主任外长的期间，主管了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的事务。我就任总务厅次长以后，仍旧领导有关鸦片事项，负责编制鸦片专卖的预算及决算。"中国军事法庭掌握了古海忠之等日本关东军头子在中国推行烟毒政策的罪证，于是审判长袁光单刀直入提问：“你是不是亲自到过上海、南京推销鸦片?"古海忠之见中国掌握他的罪证如此之细，只得老老实实供认说：“在总务厅次长任内，我于1944年亲自到过上海、南京，通过派遣军总司令部卖给汪精卫南京政权10万两鸦片，在当地订了契约，后来正式做出决定，把大量鸦片送往南京，使严重的烟毒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我不仅把烟毒更广泛地传播到上海、南京及其他地区，并且在上海掠夺了战时需要的大批物资，如棉布、汽车、铜等。"审判长袁光对日本在中国贩毒问题专门进行过研究，进一步追问：“你们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了推销鸦片，施行毒化，采取了什么办法?"古海忠之供认说：“我们在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制造鸦片的工厂。1933年初，我和当时的财政部税务司长源田松三乘飞机把大量种植鸦片的传单运到热河一带散发，这是鼓励热河省和兴安西省人民大量种植鸦片的一种方法。'满洲国'曾有一个'十年禁绝鸦片'的欺人招牌，大东亚战争爆发时，我认为一切政策都要为战争服务，因此我就任总务厅次长以后，将这个招牌也抛弃了，公然推动大量种植鸦片。为此，1942年采取了提高鸦片收购价格、对收购组织发给奖金等各种措施。1942年，在东京由'兴亚院'召开了'支那鸦片需给会议'，由企划院召开了'建立大东亚鸦片制度恳谈会'。我派遣了'满洲国'的官员出席这两个会议。会议决定张家口也就是蒙疆及'满洲国'负有鸦片供应地的使命。根据会议的决定，我决定扩大鸦片的种植面积，即除过去在热河盛兴安西盛间岛继续种植鸦片外，又在平原地区，也就是在奉天盛吉林盛四川省等地区推行了集体种植，生产了大量鸦片，使鸦片烟毒的传播更加严重。对此，我应负责任。"审判长对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义愤填膺，怒声喝问：“所谓的'十年断禁鸦片'，'断禁'了没有?"古海忠之苦笑着回答说：“1937年，在'满洲国'掀起了反对吸食鸦片的舆论，当时为了缓和这种舆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因而，制定了《十年断禁鸦片和麻痹品要纲》，采取了十年断禁鸦片、麻痹品的欺骗政策。因为在这个要纲里并没有规定为了断禁鸦片而必须缩小鸦片的栽培面积，也没有禁止吸食鸦片的工作计划，更没有限制贩卖鸦片，因此，并没有断禁鸦片和麻痹品的意图。特别是我在任主计长期内，为了增加'满洲国'的收入，同时也为了削弱中国人我对日本的反抗，我认为这种鸦片政策有它的重要性。我推行了使一个民族衰亡的量可怕的鸦片政策，广泛地传播鸦片的烟毒，同时又掠夺了大量的资金，我这种行动是违反国际公法的，是不可饶恕的非人道的罪行，我不胜惭愧。"古海忠之还供认，1940年6月至1941年11月，他以伪经济部次长身分参加'火曜会'，参与修改《出版法》、《满洲国通信社法》、《新闻社法》等罪恶法令，并且以伪总务厅次长身分负责领导总务厅弘报处，控制东北的新闻、出版、通信等宣传工具，鼓吹侵略战争，向东北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在做法庭最后陈述时，古海忠之痛哭流涕说：“过去，我为了拥护和保证以天皇裕仁为首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同时为了追求我个人的飞黄腾达和家门的荣誉，毫无理由地侵入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我剥夺了这个社会的主人--中国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对他们进行了镇压、残杀、奴役和鸦片毒化，掠夺了中国的物资财富，强占土地房屋，我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根据古海忠之所犯罪行和认罪态度，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古海有期徒刑18年。古海忠之激动地对记者发表感想说：“在这次审判时，尽管我认为应该被判处极刑，中国政府仍然作了非常宽大的判决，对我只判18年徒刑，而且可以把被捕以后的日数抵算刑期，这实在是想都不敢想的宽大政策。

　　我希望日本的人士想一想我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污秽的罪恶行为。我现在已经认识到发生侵略战争的原因，而它的结果又是什么。我要说明我的决心：我不论处在什么情况下面，都要贡献出一切，为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而斗争。"古海忠之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他被判刑后马上就受到考验。

　　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是古海的前任，又是古海的老朋友，听到古海被判18年徒刑的消息，马上派古海的老部下、水栖市市长赶到抚顺，看看古海忠之是否变心，千方百计拉拢古海参加反华活动，这位市长甜言蜜语说：“古海君，您将来回国以后，是否还有意做官啊?岸信介先生很关心您哪!"古海忠之早已看穿了岸信介之流的可耻居心，冷笑一声回答他的老朋友、老部下：“请您转告岸信介，他的盛情，我难以从命。岸信介当年还不是同我一样，是侵略中国的罪魁吗?如今他向美国一边倒，执行敌视中国的反动政策，莫非想重走老路，再一次使中国人民受难吗?我怎么能给这样的家伙当爪牙?不!绝不!"见老部下被训得面红耳赤，张口结舌，古海忠之才把语调变得温和一些，但态度依然如故：“那么，我获释后做什么呢?我要积极从事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工作。我决心促进中日友好，这一点，我不妨代为转达。"1958年，藤田茂获释离华归国时，古海忠之请他带给岸信介一封长信，揭露岸信介曾当过伪满总务厅次长，炮制了许多为战争服务的法令，指责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一样都是侵略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使中国人民陷于苦难的军国主义者，当上首相后不思反省，反而追随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为敌。古海在信中警告岸信介：“凡是想把日本民族导向毁灭的人，他就是日本民族的公敌，不久就会在民族的裁判面前自己打破自己的头颅。"藤田茂要求向岸信介转交古海的信，岸信介不敢接见，藤田茂就将《古海书简》公开发表，引起朝野轰动，一时被传为美谈。

　　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监狱表现较好，1963年2月提前释放，3月12日回到日本，很快投入"中归联"的活动之中。他因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同年即被推举为"满蒙同胞援护会"副会长，并担任相互贸易公司和出光兴产公司顾问。

　　他的经济才能得到充分发挥，1966年任大谷重工业公司副经理，1967年任星制药公司理事、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1968年任东京批发公司副经理，后任经理、董事长。

　　古海战前曾与池田勇人同在大藏省共事，私交甚笃。古海在苏联、中国关押期间，池田对古海家属多方照顾。古海回到日本后，两人在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等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合作较好。

　　在池田帮助下，古海忠之在日本政界、经济界都非常活跃，曾担任日本内阁在外财产问题审议会委员、内阁海外移民审议会委员。还出任白露田园俱乐部董事长、新大谷饭店理事、"满蒙关系思给期成同盟"会会长、日本预防医学会会长。

　　1978年10月，古海忠之率领日本大藏省出身者访华团访问中国，受到廖承志副委员长的亲切接见，他以自己曾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积极分子感到骄傲，说自己不花一分钱，在中国读了4年大学。他深情地回忆在抚顺管理所学习《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难忘情景。他说是中国人民使他恢复了良知，才能够为促进中日友好尽一份力量。

　　古海忠之著有《不能忘怀的满洲》一书，笔端带着浓厚感情写出他在中国东北的巨大变化，成为中日世代友好的一个例证。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8-16 15: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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