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迁会：担负将钢铁工业西迁至抗战大后方的重任
2018-08-12 16:01:48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临危受命 重器西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预谋已久的侵华行动全面铺开。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钢铁工业一向被称为作战力的标志。抗战军兴之际，钢铁能否持续供应战备考验着整个国家民族。在此危难之际，钢迁会奉命成立，担负起将仅存的钢铁工业择要西迁至抗战大后方的重任。

　　1946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统计手册》这样写道：“民国27年(1938年)3月1日，本会奉令在汉阳成立，其主要工作为拆卸汉阳及武汉附近其他各钢铁厂的机器设备，以备迁川建厂，俾为后方钢铁事业树一基础。”

　　钢迁会成立后，广泛组织流散在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拆迁工作。“细心筹划，大胆施工”，他们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六河沟铁厂和上海炼钢厂等处拆卸机器设备5.68万吨。拆卸工作一直持续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撤守前夕。撤离武汉之前，钢迁会还会同军方将不便拆除的设备器材炸毁，以免资敌。

　　拆卸下来的设备器材随即开始从水路转运。11个月间，钢迁会拆卸的数千吨机件器材，被分装在74艘木驳和5艘拖驳上。因为燃料缺乏耽误了时间，船只无奈被困于石首封锁线下。钢迁会职员王干臣挺身而出，往返跋涉雷区十余次，以生命为代价探得安全航线。之后，曾服务长江航业多年的钢迁会铁狮轮大副钱安益自愿请命，带领各轮驳探索前进。当时，钢迁会运输股临时雇员刘朝祥，甘冒牺牲的危险押运装载急要器材的木驳首艘试航通过封锁线。在这些事迹的感染下，钢迁会及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厂的近百只轮驳循着迂回曲折的通道鱼贯而行，仅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便全部顺利通过封锁线，将这批设备器材安全运出。

　　钢迁会艰难的西迁转运工作从1938年6月初一直持续到1939年底，由于时局紧张，航运困难，沿途于三斗坪、庙河、巴东、巫山、奉节、万县、涪陵、九龙坡等处设立转运站，依据设备器材状况和航道条件合理布局运输方案，终于将钢迁会所属设备器材顺利运抵大渡口，为尽快建厂复工生产，支援前线抗击日军奠定了基础。

　　群贤毕至 兴厂抗战

　　钢迁会成立初期，从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汉冶萍公司、上海炼钢厂等处集中了各领域专家进行建厂筹划、设计及建设，他们大多毕业于国内名校，并有留学海外的经历。

　　当时厂中技术人员众多，学术氛围浓厚，虽处战时，钢迁会图书馆仍想方设法获取国外专业杂志，在生产上一遇国外新技术便立即试用。例如，根据美国杂志中意大利工人卖给德国的专利所提供的线索，改进了平炉用焦油白云石炉底的煅烧、比重粒度配比、打结方法等，延长了使用寿命;又如，学习美国物理化学家理论，改进了平炉的炉渣控制及脱氧方法，试用美国平炉炉头中心线偏向角纠正火焰喷前墙的经验，使平炉火焰方向正常，等等。

　　钢迁会还有不少来自上海和武汉的老工人。他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抗战爆发后他们弃家随厂西迁。尽管战时物资缺乏，生活极为困难，加之日机不断轰炸，工作极为艰辛，但他们依然坚守岗位，开炉炼铁炼钢。工人乙丐在一篇名为《我们的生活》的散文中这样写道：“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并不觉得难过，因为我们早已了解了现实，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

　　同时，钢迁会还向各大学征聘各专业毕业生，来自西南联大、交通大学、北洋工学院、重庆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院校的青年才俊汇聚一堂。他们在设计、建设及生产中培养锻炼成为技术骨干。1940年，钢迁会着手筹备学徒班，后经改组成为第三十八技工训练班，由曾经考察欧美18国艺徒训练工作的高许培等人出任班主任，前后5年间，共培训普通技工266名，特别技工81名。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钢迁会集无数爱国志士于一厂，在钢铁战线上共赴抗日伟业。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生产，不仅提高了钢铁产量与质量，贡献于兵工生产支援前线，还提高了技术水平。事实证明，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大钢铁厂、大专院校、研究院、设计院等部门的技术领导，均有出自钢迁会者，中国台湾钢铁界的领袖，亦多出自钢迁会。

　　狂轰滥炸 我自岿然

　　日军从1938年底开始对重庆施以野蛮的战略轰炸，整个重庆市区时时警报长鸣。这样的轰炸持续了5年半之久，重庆地区的钢铁厂、兵工厂等时时遭到敌机的侵袭扰攘。

　　1940年9月14日，约午后1点，钢迁会厂区忽闻一长一短的空袭警报声，须臾变成短音相接的紧急警报，钢迁会职工和家属纷纷躲入附近防空洞，炸弹轰鸣中，洞中石壁震抖。约3小时后，闻警笛一声长鸣，他们出洞方知侯家湾、石槽门、沪汉村、洞庭村、白鹤嘴等处全部被炸。

　　据亲历者徐万邦回忆：“这次轰炸死伤百余人，香涛院约百平方公尺的小小门诊布满伤者，公路侧卧于门板竹床上之伤者排成两行，等待救治。但见有手腕炸断，医生一手喷红药水，另一手正剪残皮者;有头破血流，臂足残，正消毒捆扎者;有弹片嵌入腹内，医生正探视者。伤者呻吟声、家属哭嚎声、医生安慰声，声声入耳，场面悲惨，令人魂断。”当时日寇扶持的汪精卫南京伪政府曾广播，“九·一四炸得大渡口火光熊熊”。可见战时大渡口因为钢迁会的关系，对日本人而言还是具有一定威慑力量的。

　　日军的轰炸并没有使钢迁会职工屈服，而是让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与侵略者抗争。为躲避空袭、减少损失，钢迁会采取了很多积极有效的办法，如在双山布置高炮阵地，开凿用于员工避难、存放重要器材的山洞，对厂房烟囱等重要设施进行伪装等。虽然日机频繁轰炸，但钢迁会炼铁炼钢的高炉和平炉，从未熄火停产!

　　钢迁会职工邹宗友回忆道：“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日机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红气球没有，挂了红气球，就是空袭警报，预示日机马上就要丢炸弹了。我们当时很希望尽快赶走日本鬼子，我们好安心工作、生活;也希望多生产一些钢铁产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生产出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国之桢干 厥在钢铁

　　钢迁会是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情况下紧急迁建的，尽快复产支援前线是其建厂初期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1939年底即已出产螺丝铆钉约80吨、铁矿砂6万吨。到1942年全部建成时，钢迁会已有员工1.5万余人，成为抗战大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生产企业，是“直接为国民政府提供军火生产原料的重点企业”，生产任务由政府指令下达。

　　《新华日报》1944年1月1日载：钢迁会仅1943年即生产铁矿44613吨、煤10178吨、焦炭27085吨、生铁13393吨、(粗)钢4069吨、钢材2416吨。钢迁会的生产经营方式是按兵工署下达的制造令和所拨制造经费款，购置原燃材料组织生产，所产灰口生铁、钢锭及各型钢材，均由兵工署逐月配给各兵工厂制造枪炮子弹之用，每月产品数量以拨款多少而定。

　　1942年10月19日，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视察钢迁会。“闻100吨炉曾出铁共16000吨”，他不禁感慨道：“国之桢干，厥在钢铁。”

　　1945年夏天，钢迁会2号10吨平炉创造了117炉的炉龄，炼钢部领工张宽馀(老炼钢工人，抗战爆发后经上海三兵工厂动员，弃家随厂来川抗日)讲：“阿拉今年五十几，伴了半辈子炼钢炉，没见过平炉超过100炉……主管工程师张如宾应磕头拜炉。”张让领工代拜。次日，张宽馀师傅自费买了香蜡纸烛，穿着整齐，在2号平炉前点燃香烛，恭恭敬敬地向炉子磕了三个响头，同时点燃纸钱、鸣放鞭炮，大呼：“抗日必定胜利!”

　　1945年8月7日，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钢迁会，“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人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整个大渡口鞭炮响彻云霄。是夜，电灯通宵达旦，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不舍离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8-12 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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