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贵州公路建设
2018-03-01 16:14:43  来源：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抗战前贵州公路建设之概述

　　贵州地处中国西南，位于云贵高原东部，隆起于四川盆地、湖南丘陵和广西丘陵之间。自古以来，贵州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甚为重要，东接湖南，西连滇省、南界广西、北邻四川，为东来西去、南上北下的必经之地。明清时期，官方驿道便发展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黔湘、黔滇、黔桂、黔川四条干线。[1]P1然受政治、经济形势之影响，加之受阻于复杂的地形地势，贵州的道路建设相较于东部各地则颇为滞后。当西方近代文明的曙光照耀中华大地，当近代铁路、公路在东部各省蔓延，当各地相继响起机车轰鸣声的时候，沉静的贵州依旧在传统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徘徊。传统的交通方式、原始的运输工具仍旧在贵州的土地上续写着它们曾经的辉煌。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这股前所未有的汹涌洪流并未因贵州的闭塞而放弃对其洗礼，落后的贵州终于翻开了其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然而，革命终究没有换来贵州的兴盛。朴实的贵州人民刚刚脱离清廷腐败统治的火坑，却陷入了腐朽的军阀统治的深渊。贵州的道路交通也没有因辛亥革命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而脱下陈旧的外衣，换上新式的华服。古老的驿道交通犹如黄昏的夕阳，仍旧发挥着它的余热。

　　1926年6月，周西成任贵州省长。为加强统治、活跃经济、增加财源，在联粤反蒋、窥蜀拒滇的决策下，制定了“通江(注：长江、珠江)达海”的筑路方针。[2]P120次月，成立贵州路政局，直隶于省长，管理全省路政事宜，并任命窦觉苍为第一任路政局长。同年，在贵阳市区建成了贵州第一条近代公路。随后，动工兴建黔川、黔桂、黔湘、黔滇四大干线及一些支线等长途公路。以1926年为标界，贵州的近代公路交通实现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性转变，运输方式亦告别了以人力、畜力运输为主的原始时代，迈入了近现代的大门。此后，尽管贵州政局颇不稳定，主政者频繁更迭，主管路政事宜的机构名称一换再换，但是，周西成的后继者――毛光翔、王家烈等人从巩固和加强统治的目的出发，仍旧依照周西成时代的既定计划继续修路。自1926年起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期间，贵州近代公路建设实现了零的突破，并迎来了第一个发展的春天。期间，不仅兴建了以贵阳为中心向东、南、西、北方向沟通邻省的四大干道，还建成了多条干道支线以及环绕贵阳通过贵州腹地及边区主要城镇的二重内环外环路线，总长约为1686.5公里。1926年至1937年间，贵州各年公路建设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二、抗战时期贵州公路建设之概况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继蹂躏东北之后，越过长城，入侵华北。欲望的触角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延伸。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发动的这场侵华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公然挑衅，更是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在这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在这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携手共赴国难。在抗日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在中华民族付出巨大民族牺牲的基础上，历时八年，勇敢的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长达八年的抗战，对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极大的不幸。残酷的战争，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同胞或死、或伤，难以计数的房屋、厂矿毁于弥天的战火，因战争而受到的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然而，八年的抗战对于地处中国西南的贵州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当熊熊的战火从华北向华东、华南等地蔓延，中国东部地区大面积国土相继沦陷。特别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政治中心西移之后，西南地区成了抗战大后方。地处西南的贵州成为后方要冲，湘黔、黔桂、川黔和滇黔四大公路干线交汇处的省会贵阳，一夜之间即成重要的交通枢纽。东部地区工矿企业的西迁，大量资金及技术人员向西南地区流动，促进了该地区的开发，也给贵州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一时期，贵州的经济、文化、交通等事业皆获得长足的进步。期间，贵州公路建设亦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虽然抗战前贵州已经修通四条通往邻省的公路干线，但由于当时筑路经费支拙，完工期限短促，导致工程质量低下，辅助设施极为简陋。这严重影响了公路运输的顺畅。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对这四条干线进行了整治和改善。

　　三、抗战时期贵州公路建设迅猛之原因探析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然这场战争却给地处西南的贵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契机。民国时期的贵州公路建设，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达到了巅峰。当国家遭遇劫难之时，贵州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东部等较发达地区的各项交通设施毁于弥天战火时，贵州的近代公路建设却迎来了它的春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时代的需求和影响，为贵州公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二年间，由于国民政府抵抗不利，华北、华东、华中等广大地区先后沦陷，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西南地区成为战略大后方，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沿江、沿海大中城市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大量内迁，运输任务，瞬时聚增。随着战争的持续，东部地区的沦陷，西南的滇缅公路成为与东南亚盟军联系的唯一国际通道，也是中国获取盟国物资支援的重要渠道。因地缘因素的缘故，贵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成为支援全国抗战的重要基地。贵州西通云南、缅甸、印度，南达广西、越南，北接重庆，东连长沙，为抵抗日本侵略，国际盟友所支援的各种军需物资皆需运经贵州或转运出去。这即需要一个便捷、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而战前贵州的交通运输能力远远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故政府急欲加强贵州交通运输建设势为必然，然公路运输建设势必要为其首选。正如交通部在拟定战时交通方案时所述，“公路建设之功用，或则替代铁路，或则辅助铁路。吾后方各省面积广大，地势错综，赶筑铁路，非旦夕可成，不得不从速完成公路，以代铁路之功用。”[3]P8时代的需求和影响，为当时贵州的公路交通建设，创造了客观条件。

　　其次，当时的贵州业已具备了大力发展近代公路运输的一些主观条件。

　　随着战火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蔓延，沿海、沿江的工矿企业不断向内地迁移。大批爱国工商业者、实业家、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继入黔，带来了较先进的工业设备、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为贵州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当时流传有一句口头话，说从外地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许多曾在“铁公机”(铁路、公路、飞机场)部门工作过，即是明证。[4]P129除了工矿企业之外，高校的内迁也为贵州引入和培养了诸多技术人员。例如，国立浙江大学即于1939年冬，迁至贵州，设校总部于遵义。该校创设有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等与公路建设有关的工程技术专业，为贵州的路政培养了诸多专业技术人才。内迁的高校还有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担任院长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等。[5]P334此外，抗战时期，贵州亦建立了自己的高等院校，如贵州大学，并设有相关的工程技术专业。这些内迁入黔或是贵州省内创办的高校，为贵州的近代公路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

　　最后，是贵州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努力，带来了公路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处在亡国灭种的抗日时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贵州民众热爱祖国，热爱乡土。他们切身感受到兴建公路对抗日的重要性。在“前方多流血，后方多流汗”口号的激励下，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早日把侵略者赶出国门，贵州民众忍饥受寒，努力筑路。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下拨的筑路经费极少，所拨费用，纯粹是一种补助性质。据国民政府统计局统计，修筑川滇公路赤杉段、湘桂路西段、兴兴路、玉铜路、遵松路遵思段、陆三路等六条干、支线，总计984公里。国民政府仅投资6326.51元，平均每公里仅6.43元。[6]P75不仅国民党政府中央对贵州公路建设拨款微乎其微，就是贵州省地方政府在抗战期间，受多方因素影响，省财政用于公路建设之费用亦在逐年锐减。根据《贵州省志?财政志》资料记载，贵州省财政的建设费用支出，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即1936年占省财政支出总额的17.2%，这是比例最高的一年。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下降，1943年为3.23%，1944年为2.21%，1945年仅为1.66%。[7]一边是民国贵州公路建设在抗战时期达到了巅峰，无论是公路建设里程，还是质量皆为前所未有;一边却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该项事业的财政支持少之又少，更甚者是在逐年锐减。在前后相较中，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贵州人民为抗战时期的贵州公路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多资料显示，抗战时期的贵州公路修筑，主要是征调沿线民工，被征调者基本上义务出工。很多时候，就是粮食及筑路工具，皆需自理，更别奢谈工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广大贵州民众的默默奉献，才创造了抗战时期贵州公路建设迅猛发展的辉煌成就。反过来，贵州公路建设的迅猛发展，加快了各种战略物资的调运，积极的支援了中华民族的抗战。这亦是贵州人民对抗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交通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2] 贵州省交通厅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编.贵州公路史(第一册)[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4] 林辛.贵州近代交通史略[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5]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教育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6] 熊大宽著.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7]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财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1 16: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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