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家：战火中推进经济学中国化（1）
2017-11-30 11:19:39  来源：九江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马寅初

　　强烈的民本意识和民族精神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洋政府财政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职。曾出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48年当选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马寅初曾强烈抨击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掠夺和破坏，要求实行民主，反对独裁，并因此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战之前，马寅初针对可能到来的战争情况，对中国的财经政策进行了理性分析并提出建议;抗战期间，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围绕财政、金融两个核心命题展开，并就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财政思想。早在抗战之初，马寅初就密切关注中国财政贸易发展情况。1939年6月，马寅初发表《中国之国际贸易》一文，总结了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提出农业国转向工业国是实现独立自主的关键，资本不足和人才缺乏是过去国际贸易为人所操纵的原因，强调培养人才和健全组织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抗战有着良好前景，但需要政治经济的支持，而经济发展亟待提高教育水平和行业工会的组织水平。

　　随着抗战的发展，无良官僚资本家大发国难财，马寅初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在《提议对发国难财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一文中，他指出，战后移民垦殖、恢复失地、国防开支以及文化经济各项建设都需要巨额资金，建议战后开征临时财产税，征税对象主要是因战争而暴富的官僚集团和位于敌伪占区的工厂，而对于迁往后方的民族工业则加以保护。此后，马寅初又多次撰文，从资金的跨地区流动、侨胞投资与外资利用的困难等角度为开征临时财产税的必要性作进一步论证。

　　金融思想。抗战期间，针对中国资本匮乏的境况，马寅初特别关注货币发行和通货膨胀问题。“可知中国战后，无论对内对外，不言建设则已，如言建设，必以通货为第一着。”他1944年2月写的《通货新论》对此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

　　马寅初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特殊的银本位对工业生产乃至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将“银之金价”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充分考虑银价涨跌对工商业经营者、工人、债务双方和对外贸易的影响。他的政策主张是：禁止白银进口;实行有限银本位，使银币价格不受白银价格涨跌影响。尽管当时多数国家通行的金本位存在诸多积弊，但要用发行纸币替代金本位，必须解决通货控制问题。他指出，管理通货的手段有二：贴现率的运用和公开市场操作。对于内价(国内市场价格)和外价(汇率)之间的关系，马寅初的观点很鲜明，即稳定内价优于外价：“大要以内价与外价同时稳定不可兼得时，与其牺牲内价维持外价，反不如牺牲外价维持内价之为愈。”

　　民生、民主和工业化。马寅初不仅关注经济问题本身，更重视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民生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战争即将结束时，马寅初开始为战后的民主建设奔走呼吁。1944年12月，马寅初发表演讲《中国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于时人对国家财力的推崇，他指出“其最重要者，非财力，乃财力所由生之物力与人力也”，主张国家长期建设计划中应对民生改进多加关注。

　　马寅初认为，“无论任何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走向民主的一条路，否则无以保其生存与独立。”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一目标，马寅初力主政府遏制官僚腐败，实业界致力农业改革，提高农民生活水准，为工业化创造必要条件。1945年3月，马寅初于伊斯兰青年会作了《战后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的演讲，认为：“经济上的出路是：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动分子。”同年6月，在为交通大学的同学讲话时，马寅初又针对中茶公司徇私舞弊一案，严厉批评官僚资本的贪婪和混乱。

　　马寅初的政策主张，无论财政方面的加税发债、统制财政，还是金融方面的稳定币值，都在适应特殊时期国家战争需要的同时，体现了强烈的民本意识和民族精神。作为现代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先驱，马寅初对中国问题的客观审视和有益探索充分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其经济思想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后世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吴承明

　　为“经济救国”理想而奋斗

　　吴承明先后入北洋、清华、北大、西南联大及哥伦比亚大学诸校，历工学、理学、史学、经济学各科，在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艰苦岁月里艰辛求学，为抗战作出了一个经济学人的突出贡献。

　　1934年9月17日，正是“九一八事变”3周年纪念日前一天，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第十级开学典礼，校长梅贻琦致辞，勉励新生努力学习、埋头苦干、报仇雪耻。吴承明是在场的270名新生之一。校长的慷慨陈词燃起他“经济救国”的理想，促使其从学化学转到学经济，以求振国济世。时任经济系主任的陈岱孙教授亲授基础课，萧遽的货币银行学和余肇池的会计学都是必修课。吴承明学习十分刻苦，1935年，年仅18岁的他即在《东方既白》创刊号发表论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阐发农业大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

　　随着日军侵华凶焰日炽，东北沦陷、平津危机，“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吴承明入学不久便与黄诚、姚依林等人带领同学开展爱国活动，当选第十级级委主席，曾参加世界语学会和蒋南翔等领导的座谈会。1935年春，吴承明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投身抗战。他与姚依林、蒋南翔等人积极宣传救亡，蒋南翔任《清华周刊》总编，吴承明负责总发行。

　　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成立，酝酿发动游行请愿。清华素有民主传统，发动大游行必经全校学生大会通过。吴承明向大会提议“响应学联号召，举行游行请愿”，惜未通过。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成大会通过决议，史称“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大会还选举产生了吴承明提案的清华救国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吴承明是清华救国会和大游行的领导人之一，“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请愿时，他带领清华同学奋勇直前，与反动军警斗智斗勇。此后，他参加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加入该团骨干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选为清华大队长。学生运动惹恼了当局，清华开除了吴承明、黄诚等4人。

　　吴承明转学考入北大史学系。他选修了孟森、钱穆等大家的课，并继续追求其“经济救国”的理想，到经济系听课自修。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战地服务团，坚持为抗战尽力。这年冬天，他在试马时写下“策马登峰极，边城看雪消;含悲辞燕阕，饮恨建康桥”的诗句，记述那段艰辛岁月和抗战决心。1938年冬，他跋山涉水到西南联大复学，得以面聆陈寅恪、姚丛吾、刘文典、赵廼抟等名家教诲。他还加入联大话剧团，参演过曹禺执导、闻一多任舞美的剧目，并到基层演出，宣传抗战。

　　1940年夏，吴承明毕业后就职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银行界》主编等职，发表的多篇文章产生了广泛影响。如1942年载于《时事新报》的《论当前生产政策》《论大小生产——再论当前生产政策》、1942年载于《金融知识》的《产业资金问题之检讨》、1944年载于《金融知识》的《理想利率》等文章，对于战时的国民经济发展及后来的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抗战仍在继续，有识青年已在为战后的国家重建作准备。1943年冬，吴承明舶行43天越洋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为将“经济救国”理想落实为“实业救国”举措，进商学院主修货币与金融学，兼修工业管理。此时，美国正值罗斯福总统任内，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兴盛。吴承明选修金融市场、工业管理、营销学等多学科课程，在比较中深入学习不同学派的观点，成就了海纳百川的学术胸襟、开放包容的学术风格和思维逻辑。1945年，他的论文《认股权、股票股利及股票分裂与扩充公司之投资理论》被授予贝塔—西格玛—伽马(ΒΣΓ)荣誉学会“金钥匙奖”。1946年，他的学位论文《美国的战时公债与金融政策》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国内抗战胜利，百废待兴。吴承明当时是西蒙·库兹涅茨的助手，由于急于报效国家，放弃继续攻博，回国工作。此后，他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研究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成为“学贯中西古今、德泽桃李同仁”的一代名师。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30 1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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