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工业企业内迁的历史进程回顾
2017-10-17 09:24:57  来源：华诚论文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大量工业企业的内迁，不仅造成了中国工业布局的改变，也对大后方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关于抗战内迁大后方工业企业的研究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也成为历史、经济、政治、管理等学科均十分重视的研究方向。现就近十年来相关的文献进行归纳和梳理，总结最新的研究成果、观点和论断，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厘清未来的研究思路和方向。

　　一、抗战中工业企业向大后方内迁的历史概述

　　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脉络可知，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我国的工业企业大部分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在以上海为中心的 “长三角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大批工业企业建立，并且得到了初步的发展。当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时上海及其周围有大小工厂5418 家，约占全国登记工厂人数的三分之一; 资本额占40%，工人数占41%。由此可见，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在当时中国的工业体系和经济版图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愈发受到威胁，日军一旦入侵，就会使中国本就脆弱的工业体系遭受灭顶之灾。在这种情况下，东南沿海一大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为 “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抗战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纷纷主张内迁御敌，并得到国共两党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1937年8 月11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责成资源委员会翁文灏等出面，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 12 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开始全面进行工业企业的内迁工作。在委员会的不懈努力下，东南沿海地区的 146 家大型工厂、1.48 万吨物资和2 500多名技术人员迁入至西南后方，成为抗战时期工业生产的中坚和骨干。正是由于工业企业的内迁，使当时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基本的保存，有力地支持了战时经济和抗战前线。同时，工业企业的内迁，也在客观上起到了优化工业布局，推动后方地区特别是广大西南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作用。抗战时期工业企业的 “大后方”内迁，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国内关于抗战中工业企业内迁的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 年代末，并随着抗战资料的不断解密而逐步深化，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经济史领域，探讨工业企业内迁后对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到对具体企业的案例研究。近十年来，随着历史 “第一手”资料的不断出现，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提供了丰富的参考和依据，相关的理论成果也随之增多。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工业企业迁移的历史进程回顾，企业内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内迁企业与后方地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关系，以及典型企业的案例分析等。

　　( 一) 工业企业内迁的历史进程回顾

　　对工业企业内迁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史料的归纳整理和深入挖掘，各类文献反映了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内迁至大后方的真实状态和内在关系，具体分析则基于历史情境再现和历史关系分析两个层面。学者们对企业内迁的历史情境分析主要是依据各种史料的综合归纳，苏良智等系统地研究和描述了抗战初期工业企业内迁的状况，并对其中的很多历史事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深刻再现和反映了抗战中工业企业向大后方迁移的艰苦历程。熊杏林和李清江研究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的内迁历史，并着重对其组织和管理体制做了研究，认为兵工企业的内迁与民用工业企业相比更具组织性和计划性; 张亚斌和王兆辉则进一步对兵工企业在抗战初期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过程进行了阐述，并认为其是坚持全面抗战的 “战略创举”; 还有学者研究了历史人物对企业内迁的影响，如李学通、翁文灏在工业企业内迁中的历史功绩做了评价; 张守广对卢作孚在工业企业内迁中的贡献做了描述，及王子韩对胡厥文在组织内迁中作用的研究等。

　　国内学术界关于工业企业内迁的状况和关系分析较多，且有着丰富的成果。张守广对内迁企业的企业家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后方企业家群体具有以工业家、金融家为核心，联系紧密、代表性广泛等特点; 江满清则着重考察了内迁过程中企业主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抗战的不同阶段企业主与政府之间有着不同的博弈形态，并对工厂的生产绩效有着直接影响; 吴仁明以 1942 年为分割点，对内迁企业的工业生产情况做了对比分析，并得出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导致 1942 年内迁工业生产下降主要原因的结论; 李强则对内迁后中小工业企业的衰落情况进行研究，并认为其陷入困境既与政府政策有关，又有着自身的因素[12]; 何梦琳总结归纳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对后方工矿企业的经济政策并做了正反两方面的评述。

　　( 二) 内迁企业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抗战时期工业企业向大后方迁移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多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工业企业内迁后战时经济的变化以及整体经济布局的改变进行了分析，有关这一方面的典型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整体经济的研究，二是对具体产业的研究。在整体经济的研究方面，汪敬虞对内迁后工业企业的工业生产力做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在抗战时期，由于战时经济的刺激，工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比战前有所上升，但单位生产率却呈现下降的状态; 朱荫贵和戴鞍钢则对工业企业西迁后的全国经济整体布局进行了研究，认为工业企业向大后方内迁虽然是抗日战争所引致的特殊历史现象，但却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的整体工业布局甚至经济发展结构，并且产生了较大的溢出作用，如西北地区并没有迁入多少企业，但工业却得到了刺激性地发展; 叶春红通过对比战前和战后中国各地区的工业企业数量和产量分布，发现战后国内的工业布局更加合理，战前 “东南沿海工业集中，西部地区工业薄弱”的畸形现象得到了初步改变，并指出抗战时期的工业企业内迁起到了关键作用; 苗威则通过分析抗战企业内迁的经济历史意义，论证了西部大开发的现实价值。对于具体产业的研究常常被学者们关注，刘文丰研究抗战时期电力产业发展情况，并认为工业企业集中内迁至重庆，从而对电力有了更多的需求，而资源委员会对企业的协调作用则加大了供给，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了电力产业的迅速发展; 刘文丰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对战时的电力工业体系做了系统而全面地分析，并指出: 电力企业的内迁、国民政府的政策、资源委员会的协调，共同促进了电力产业在抗战大后方的快速发展; 闫亚平通过对大后方和沦陷区工矿业发展的对比，得出了工矿业企业内迁避免了我国工业体系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式”破坏的结论; 赵国壮则对大后方酒精糖料产业的发展做了分析，并总结了国民政府解决酒精糖料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 三) 内迁企业与后方地区经济社会变化的关系

　　抗战时期大量工业企业向西部的 “大后方”内迁，必然会带来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状况的改变。内迁企业与 “后方”地区经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就成为了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和重点，不仅文献较多，研究也较为深刻全面。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企业内迁与区域工业化、企业内迁与区域城市化、企业内迁与区域现代化三大类。东南沿海工业企业抗战时期的内迁，必然带动了后方地区的工业化建设。

　　研究表明，为了保障内迁工业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国民政府专门在1938年1 月拟定了 《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抗战时期西南和西北的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为战后工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战时企业内迁的辐射效应还扩展到湖南、江西等地，有力地改善了中国的工业布局。杨小龙则认为虽然是战时的被迫行为，但大规模的工厂内迁大大促进了西南地区工业的发展，为大后方迅速建立起新的工业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有些研究将内迁企业与后方地区工业化的关系细化到具体的省份，如张国镛和张成明认为大批沿海工业内迁是重庆在抗战时期工业迅速腾飞的关键因素。谭晓钟则研究了兵工企业内迁对整个四川省工业化的推动作用。

　　此外，晁丽华和刘鹤还分别研究了工业企业抗战内迁对云南和湘西地区工业化的促进和影响机制。大量工业企业的内迁，还对后方地区的 “城市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贾林东从宏观层面研究了工业企业内迁对后方地区城市化建设的间接影响，认为虽然战时条件较为困难，但工业企业内迁后，后方地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也助推了城市化的建设，其中以重庆、昆明、西安最为典型。盛美真则以云南为例，探讨了工业内迁对其社会风向变化的影响，并指出: 工业企业的内迁促进了云南地区居民社会观念的改变，推进了他们的市民化。

　　作为战时的 “陪都”，重庆抗战时期的 “城市化”进程必然为学者们所重视，对此也有着激烈的讨论。李东芝和李宏伟以及刘凤凌均认为抗战时期的企业内迁为重庆注入了城市近代化的因子，使其彻底完成了城市化的进程;而朱海嘉和常云平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企业内迁对重庆的城市化进程有 “揠苗助长”的作用，并且产生了大量的负面效应，战后重庆的 “城市化”较为畸形就证明了这一点。

　　工业企业的内迁还在抗战时期促进了后方地区的整体现代化。宫炳成指出，西迁工厂的分布形成以四川为中心，辐射云南、陕西、甘肃、湖南、贵州、广西等省的新工业区，除了推动了后方地区的工业现代化外，大量技术人员的内迁，也带动了教育现代化和观念现代化，以及人口素质的现代化; 陈雷刚认为现代化的核心即是市场化，抗战时期工业企业的内迁，对后方地区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工业化建设的同时推进了市场化体系的建成，从而有效推动了 “大后方”的现代化; 谭刚则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工业企业内迁改善了后方地区的产业工人的技术水平结构，并且在广大后方地区形成了人口众多的工人阶级群体，工人群体的形成现代化的建设奠定了人力资本的基础; 刘鹤研究了企业内迁对湘西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而王永发则以重庆为例，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工业企业内迁的现代化推动机制。

　　( 四) 典型企业的案例分析

　　抗战时期内迁的企业众多，不同的企业在大后方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对后方原有产业的冲击或促进作用也有区别。因此，国内有部分学者将视角投放至对抗战中内迁企业的典型案例研究中来，且在近几年较为流行。王利霞以汉阳铁厂为个案，研究了钢铁工业内迁对战时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 汉阳铁厂的内迁重庆，推动了重庆的工业迅速发展乃至大后方工业的整体进步，同时有力地支持了抗战的胜利，为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且汉阳铁厂的内迁虽是历史背景下政治经济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战争的进程和时局的变换，但它仍促进了重庆地区较大程度的跳跃式发展。

　　王荣华以大兴面粉厂为例，论证了面粉企业迁入陕西对陕西原有面粉产业的推动作用，并使在抗战前濒临衰落的陕西面粉产业出现转机;她认为，内迁面粉企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推动陕西面粉产业整体发展的关键因素。吴静通过研究裕华纱厂和申新第四纺织厂内迁后的生产状况，归纳总结了战时四川整体纺织产业的特征: 虽有所进步提高，但囿于运输条件和棉花质量的限制，内迁企业的产品质量却有所下降。

　　刘茂伟以渝鑫钢铁厂为例，研究了内迁企业与后方本土企业的联合问题，并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其战后衰落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同时还进一步研究了国民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述评与未来展望

　　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抗战内迁大后方工业企业的研究成果总体上比较丰富，体现出较为宽泛的覆盖面，跨学科的研究也逐渐涌现，如管理学与历史学、管理学与军事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几个学科共同研究的论文也较多。在研究内容方面，有的学者从纯历史的角度，对工业企业在抗战期间内迁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和评价; 有的学者探讨了工业企业内迁后对民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并剖析了工业企业内迁对当前西部开发的现实指导意义; 还有的学者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工业企业内迁与大后方区域发展的关系，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 更有一些学者开始从微观的视角进行分析，基于典型企业的案例予以研究。但是，我国目前的文献在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缺乏以抗战时期后方工业为主体的系统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工业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就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基于这种历史状况，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研究重点也主要集中在对沿海工业和企业家的研究上。这种状况与20 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产生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无疑与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史先关实力档案和历史资料的整理不足有关。资料整理的匮乏，严重限制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其次，是缺乏对抗战时期后方工业发展特殊性的研究。后方工业发展的特殊背景一是战时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是所在地经济社会落后，缺少现代工业发展必须的市场条件; 三是抗战胜利后内迁工矿企业的大多数或通过复员签回原地，或折价出售，内迁工业家更是悉数返乡。论者往往单纯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着眼来评价后方工业，严重轻视后方工业在中国早期现代工业发展演变过程的历史地位; 也有一些论者极力强调内迁工矿和企业家的历史作用，而忽视内迁工矿在抗战胜利后大多数复员迁回原地，难以在后方地区落地生根的历史事实。凡此种种，严重制约学术界对中国早期现代工业发展演变的全面认识。

　　最后，是定量研究过少。目前的研究主要定性方面的研究，系统化、规范化和普遍化的定量研究还较少。国外有关经济史的很多研究，已开始进入数理统计模型分析和仿真系统建立的阶段，但在我国此类研究方法还很少见。因此，可以增加数理实证分析的研究力度，在思想性的基础上加强论证性，做到有道理和有证据的相结合。

　　总体来说，近十年来关于抗战内迁大后方工业企业研究成果丰硕，有助于推进抗战大后方工业的整体研究，总结前人经验，汲取前人教训。随着国内外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的力度加大，新的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国内外学者们共同的努力，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必将取得重大成果。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7 09: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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