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
2017-07-04 10:15:18  来源：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作者：黄正林  点击：  复制链接

　　为渡过抗战时期的财政困难，中共和边区政府在增加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供应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一是做最广泛的农民动员和大生产运动，通过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以增加粮食生产总量;二是规范和调整粮食管理和供给制度，最大程度的节约用粮，以保障粮食供给;三是制定限制粮食出境和用粮食酿酒，以减少粮食消耗。这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边区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大幅度提高。抗战时期边区最高耕地面积达1425.6万亩，比1936年净增加582.5万亩，增加了40.85%;粮食产量最高为181.7万石，比1937年增加70.1万石，增长幅度达62.8%。其次，通过调整政治与经济政策，建立比较合理的粮食制度和税收制度，解决了与民争食的问题。

　　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给中共拨款后，边区陷入抗战最困难时期，出现了与民争食的现象。面对困境，中共在短时间内调整了政策，使其粮食生产和粮政更加务实。一方面，中共在粮食供给上，建立预计算、支粮、仓储、粮票、运输等制度，使粮政有很大改善;另一方面，中共开展了新一轮“农业第一”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粮食总产量和党政军机关的生产自给率都有了提高，救国公粮征收数额逐年降低，征粮额占收获量从1941年13.85%降低到1945年的7.75%，人均负担从1941年的1.22斗降低到0.77斗。这些都说明，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渡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坚持到抗战胜利。

　　关于中共如何渡过抗战最困难时期，学术界有一些讨论，基本上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共通过一系列新的政治与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改革，包括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互助合作等，加强边区自身的经济建设，为中共渡过财政经济困难发挥了作用，以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为代表。纪保宁也认为中共成功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在1942年边区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时，得以依赖地方的自给自足渡过困难。持相同观点的作者尽管有不同的解释，但某种程度上说，与中国大陆研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边区是通过大生产运动渡过了抗战最困难时期，甚至以往大陆的研究把根据地经济描述成欣欣向荣的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边区没有发展经济的基础，而是通过贩卖鸦片使其渡过了抗战时期的财政危机，此说以台湾学者陈永发为代表。陈永发的观点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陈耀煌从边区的金融、贸易入手，更多的是从边区自给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负面影响来讨论自给问题，以支持陈永发的观点，得出“我们再次证明，生产自给确实不足以解决边区的经济困境”的结论。在上述两种观点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边区粮食自给问题进行讨论。

　　马克?塞尔登的观点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质疑，主要原因是对自给经济论证不足。《延安道路》写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资料不足。海外学者主要利用我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等地收藏或出版的中共根据地资料，如《台湾调查局的中国共产党资料》(1976年)，其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由于资料限制，他无法对自给经济做全面系统的论述。如讨论减租运动、合作运动、农业与大生产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自给经济，一是数据不够充分，主要应用的是1943年以前的资料，此后的资料比较少。如关于三五九旅自给的问题，毛泽东要求1943年军队各单位的自给率达到80%，当年三五九旅预算自给率为82%，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法实现的目标”。实际上，三五九旅的自给程度远不止如此。1944年该旅不但做到了粮食自给，而且“还交公粮一万石”。二是对问题的讨论停留在对政策的解读层面，这些政策究竟在边区自给中起到多大作用，没法说清楚。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粮食问题，仅从粮食角度讨论自给问题。

　　根据文献记载，边区1943年就有了余粮。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81.2万石，除消费外尚可余粮22万石，“以三边、陇东和延属余的较多，有的现存粮食可供二年之食，最少亦可供一年又一季的粮食”。1944年，粮食总产量181.7万石，“除去军粮民食，可结余二十八万石”。文献记载能不能说明问题?我们再通过人口与供给标准进行计算。1943年边区非生产人员75611人，边区居民为141.5万人，需供给马匹等7012头。非生产人员每人每日供给标准是军事人员1斤半，机关干校1斤3两，马匹等料每日以1.8升(折合5.4斤)计算。党政军如均以1斤半供给标准计算，需消费粮食13.8万石;马匹等需消费4.6万石，共计18.4万石，而当年实际支出粮食18.45万石，两者相差无几。当年征粮184123石，党政军自给粮食4.6万石，共计23万石，这部分剩余粮食4.55万石。居民生产粮食除缴纳公粮外，尚余168.8万石，人均消费以0.98石计(合470市斤)计算，需粮138.67石，剩余24.1万石。不管从粮食需求计算，还是文献记载，1943年边区均有余粮。1944年边区非生产人员需要消耗粮食54769163斤，折合182563.9石。另外，边区有公家马匹等8666匹，每年需料1708万斤，折合5.7万石。两项需粮约24万石。1944年征粮16万石，党政军交公粮8.7万石，共计24.7万石。当年实际支出粮食21.2万石，除马匹消耗粮食外，人均消费1.38石，尚有余粮食3.5万石。再看民食问题，1944年粮食产量为181.7万石，缴纳公粮后剩余165.7万石，边区人口为1448818人，人均粮食1.14石，以人均消费0.98石计，消费粮食142石，尚有余粮23.7万石。两项余粮共计27.2万石，与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抗战时期，边区最困难的莫过于吃饭和穿衣。通过文献记载和根据供给标准的计算，都说明边区从1943年开始粮食实现了自给自足。历史的面相是复杂的，自给经济需要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来实现。粮食生产只是边区自给经济的一部分，尽管对粮食问题研究只能为边区渡过抗战财政困难提供一种解释维度。但是，在讨论边区自给问题时，粮食生产不能忽视，因为粮食问题的解决是边区渡过抗战财政困难的关键所在。(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4 10: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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