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太行山大生产运动
2017-06-28 14:21:57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张艳  点击：  复制链接

　　1943年10月，遵照中共中央决定，一二九师师部与八路军前方总部合并(保留129师番号)，中共北方局和太行分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的敌后抗战工作。

　　身为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也从涉县的赤岸村移居山西麻田镇，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日常工作。上任初，摆在邓小平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带领根据地军民克服粮食和物资缺短的严重困难，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和今后的大反攻奠定坚实的基础。

　　生活依然拮据的北方局

　　1942年、1943年，是太行山抗战根据地异常艰难的两年，除了日寇频繁的大扫荡和经济封锁，旱灾、水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也降临到很多地区，使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就连部队，也是经常以野菜充饥，而且，很多战士吃不饱饭。在一些地方，群众甚至连树皮都剥光了。

　　对于领导整个华北抗战根据地开展敌后工作的北方局来说，也和普通军民一样，过着紧衣缩食非常拮据的日子。邓小平到北方局主持工作初，北方局机关领导和人员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1943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前赴延安参加“七大”会议，途经太行山，来到了麻田，顺便向北方局领导汇报了山东根据地对敌斗争和经济建设情况。

　　朱瑞是江苏宿迁人，1905年生，曾赴苏联留过学，担任过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白天，他同北方局的几位领导一起吃饭，发现小灶里的细粮很少，菜也不好，便追问北方局秘书处的处长陈鹤桥：“你就不能把领导同志的生活搞得好一点儿么?”

　　陈鹤桥是安徽霍丘县人，1914年出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校部秘书、抗大总校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等职。此时，北方局的后勤工作归他这个秘书处处长负责。

　　陈鹤桥对朱瑞无耐地说：“蔬菜可以靠自己解决，但要想吃点肉食和细粮，很困难。”在物质供应奇缺，大家都很困难的时期，北方局要想改善伙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之后，朱瑞也看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的食堂和北方局一样，都是吃的野菜和稀饭。朱瑞觉得，作为领导根据地军民抗战的首脑机关，生活也太困难了，他见了邓小平，便问道，为什么总部和北方局领导机关的供应都这么困难?还要吃野菜?!

　　邓小平向朱瑞解释了太行山根据地这两年所遇到的困难，朱瑞也明白了内中原由。

　　由于太行山区连年灾荒，田地收成减少，而且，敌人连续大“扫荡”，破坏根据地，也让军民们在粮食和其他物资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太行区人口少，人均负担却很重。按中央规定，各个根据地的脱产人员数量不得超过负担人口百分之三的比例(军二政一)，太行区负担人口有150万，按规定，只能负担3万人员的抗日部队和1.5万人员的地方干部，但是在实际负担上，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前两年，驻扎在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多人，地方干部2万多人，而且，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这一级领导机关及直属单位(包括抗大总校两千多人)，一二九师、太行分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一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人员，也都需要太行区人民直接负担和供应。虽然说，总部和一二九师这两级领导机关的人员经过了大力精简，但是，从脱产人员总数来说，仍然超过了太行区人民应有的负担，军民们也不得不吃糠咽菜，过艰苦的日子。

　　朱瑞有些动情地说，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领导着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物质供应上，应该由华北各个根据地共同负担，不应让太行区人民独力负担，山东地区可以负担一部分。

　　邓小平微笑着说，你的意见也有道理，但是，华北各个根据地都有困难，而且，交通被敌人重重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运输上很不方便，也很难做到，我看，主要还是靠我们党政军人员和太行山的人民一齐，动手发展生产，这样，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

　　邓小平推动大生产运动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十大政策是指“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这十项政策和工作。

　　1943年10月、12月，邓小平两次组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等机关领导，讨论如何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会议也将1944年根据地宣传和执行十大政策的重点放在生产上。在会上，邓小平说道：“开展全年的生产大运动，把减租减息、救灾都提在里面，晋察冀在这方面，因反扫荡，会受到影响。在大生产运动中应密切结合减租减息，以减租推动生产运动。中央说的减租减息和拥政爱民，都是为了明年的生产运动。在灾区与灾荒严重地区，一定与救灾斗争结合，平原地方应密切结合反资敌，提出保护生产果实。机关生产也在这里提出，应提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亦不可缺少。”

　　1943年12月3日，邓小平又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汇报了华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情况，在电报中说：“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通灾荒及我们自己的生产工作很差，除山东之胶东、滨海及冀鲁豫一部分地区外，经济上都已接近枯竭点，最近太行区因敌人封锁，山货不能出口，导致物价飞涨。晋察冀经济亦非常困难。冀南今年旱灾之后，又遭水灾、雹灾，入秋普遍瘟疫，死人很多。今年因水灾种麦减少，特别估计到明年敌人的大破坏，灾荒的继续性，深值警惕。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究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意指：耕种三年，节余一年的粮食，耕种一年，节余四个月的粮食)，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财的积蓄。”并建议，“由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给以具体任务，最好能转送一部到延安或华北，以备不时之需。否则，将来华北万一大军云集，困难很多。”

　　12月16日，毛泽东、彭德怀对邓小平的来电，复电指示：“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 　　为推动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1944年1月8日―11日，由北方局召集，在麻田召开了晋冀鲁豫边区财经会议，在会议上，确定了1944年的财经预算，讨论了如何贯彻发展大生产运动，决定在全边区发展1000个合作社，种植5万亩棉花，并确定了1944年边区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增加生产，扩大根据地的财富，发展工农业，克服财经困难，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

　　1944年4月2日，太岳军区副司令员谢富治、政委王鹤峰来到北方局，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邓小平听了二人的汇报后，谈了些关于审风整干的工作，重点在太岳区的经济建设上，给予指示。因为灾荒严重，困难较多，太岳区出现了经济萧条的现象，对此，邓小平指出，太岳区的物质条件要比太行区好，各种矿产、土特产较多，现在之所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根本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生产没抓住，一个是经济政策上有毛病，致使有些工业倒闭，冬耕没有做好，在帮助人民渡荒方面也没有做好;太行区的经济条件比太岳区差，但在去年，救灾工作成绩却很大。随后，邓小平向二人深入谈论了太行区的救灾经验：为克服困难，太行区从敌占区吸收粮食，销售到灾区，并发动灾民运粮、妇女纺织，在群众间开展借粮运动，引导农民及时种春菜、秋菜，大力发展商业、手工业、合作社，搞煤炭输出，多方面救济灾民，从而缓解了很大困难。最后，他指示谢富治和王鹤峰，太岳区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人民收入来解决经济问题，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检查经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正确掌握经济政策，发展大生产，工商管理局的重点应放在建设合作事业上，农业生产很重要，但要搞些小的水利建设。

　　1944年7月，邓小平组织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再次召开财经会议，讨论了生产、征购小麦和贷款等问题。会议决定，拿出4000万元冀南币购买小麦，提出，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不再提倡开荒，号召深耕细作，大量扶植养猪，并决定贷款扶持手工业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上，正是由于邓小平多次组织会议，加强部署和检查，并亲自指导生产工作如何具体开展，从而极大推动了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邓小平带头自力更生

　　为深入贯彻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方针，在生产建设方面做出表率，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很多机关领导，和普通战士一样，扛镢挑担，躬身下田，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带动部队和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3年秋天，邓小平和北方局的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委员刘锡五等人合作，征得驻地村干部的同意，承包了两亩公产水田，并向村里立下“军令状”，保证第二年按规定交田租，出负担。

　　邓小平等人都缺乏种田经验，所以，特意在当地聘请了一位老农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如何上粪、犁地和下种。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邓小平一行人便早早起床，拿着铁揪、镢头，挑着箩头，来到地头，一块儿担粪、施肥、锄地。在几人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秋耕任务。

　　1943年10月下旬，邓小平指定北方局秘书处处长陈鹤桥，担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开荒生产委员会主任，带领机关人员来到驻地附近龙王堂的大山上开荒。这支由机关人员组成的开荒队伍，白天抡镢开荒，晚上就在山上的大岩石下，找个蔽风的地方休息。尽管劳动条件十分艰苦，但大家不分高低贵贱，生产积极性都很高。

　　北方局的机关大院里有块空地，也被利用起来，分给各部、科的人员，种上了菜。麻田镇外，清漳河边有一片苇子地，在邓小平带领下，将这片苇子地的苇根挖掉，开垦成地，分给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司令部、野战政治部的人员，种上了菜。冬季空闲时间较多，北方局等机关的很多男同志还虚心向女同志学习，学会打毛衣，替工商局编织毛衣，用于出口，而他们则从中赚取手工费。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也涌现出了很多生产英雄和劳动模范。在北方局的直属单位中，就有一位代表，他就是北方局党校管理科长郭瑾。

　　1942―1944年，在党校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郭瑾组织人员开荒种菜，解决了150多名学员的吃菜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到1944年，已开垦出了24亩地，打了两眼土窑，砌了一眼石窑。为了方便学员们的生活，他还在党校附近开办了“泰记”饭馆。随后，靠着小饭馆和5万元资金，他又创办了“泰记”商店，手下的职员增加到30人，驮骡发展到16头，并办起12人的毡帽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资金也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扩大到了100万元。有了充裕的资金，郭瑾便拿出50万元，解决党校办公经费，补助学员伙食。在太行区第一届群英会上，郭瑾被评为一等劳动英雄。

　　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根据地通过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了粮食产量和物资供给，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大大减少了抗日部队在后勤保障上的后顾之忧。

　　据统计，1944年，太行部队开荒88172.43亩，生产和节约收获折合粮食10万石以上(每石140斤)，太岳部队开荒58052亩，产粮25409石、蔬菜4031360斤。部队除完成每个人自给三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的任务外，食用油、盐、肉，日常办公、杂支费用，大部分也由生产解决了。太行区党政机关种地10332亩，其中新开荒7629亩，生产细粮21万斤，蔬菜150万斤，平均每个人自给2个月粮食，蔬菜全年自给。这一年，太行全区军民共开荒33万亩，增产细粮2400万斤。太行夏秋两季共产粮12.3亿斤，是抗战以来收获最多的年份，棉花也创抗战以来最高纪录，据24个县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150万斤，此外，大麻、果类、花椒、柿子、核桃等，都获得了丰收。

　　农业的丰收，带动了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群众中养猪、养羊、养鸡户多了起来，军队和民政机关也建起了许多小型工厂和作坊，涉及煤窑、造纸、铁货、皮革、纺织、手巾、肥皂、纸烟等多种行业，使边区的很多日常用品实现了自给自足。

　　太行区全年出口药材达到180万斤以上，由边区政府资助和扶植，1234户群众参加的山蚕合作社，一年获利120万元。在生产上达到“耕三余一”的村庄，副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有的地方甚至超过这一比例。

　　在大生产运动中，太行部队还抽出人员，帮助群众耕种、锄苗、收割，达42900亩，其余用工5万余个，体现了军民之间“军爱民，民拥军”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

　　1944年11月20日―12月7日，在山西黎城县南委泉村组织召开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和劳动英雄大会上，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全年的生产工作：“今年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两月或三月的食粮和全年的菜蔬，还要依靠自己生产来贴补油盐，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十万石公粮的负担，如果把办公杂支和节约统统计算起来，大约减轻了人民二十万石公粮的负担，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假使机关、部队不执行毛主席‘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方针，完全由人民负担，那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军队保护生产，机关、部队帮助人民生产，军队、政府等机关节衣缩食，帮助人民渡荒等等，无一不表示出军民一致的团结力量。”

　　(张艳 整理)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齐武)、《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邓小平选集》(第1卷)、《邓小平年谱》等。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8 14: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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