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方针与政策-2
2017-06-28 10:49:53  来源：三亿文库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二节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

　　正在抗日根据地财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发生了严峻的变化，由于国民党政府抗日态度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财政方针由第一阶段的“力争外援、休养民力”为重点转为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中心，从此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

　　一、财政方针转变的原因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在1941年至1943年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一个大的转折。1940年底，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德国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并对英国展开了海空攻击。1941年春夏之间，打败了英军，占领了北非，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上的暂时得势，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占东南亚和太平洋广大地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野心。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提出了建立一个在日本操纵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德、意、日三国于1940年9月在柏林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规定承认、尊重各自建立的“新秩序”，并保证互相援助，共同瓜分世界。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发动了苏德战争。英、美二国声明支持苏联，形成反法西斯联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积极南进，以配合德、意在欧洲的攻势，于12月8日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南进，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多次与国民党进行秘密谈判。此时，德国在侵略苏联的战争中步步走向失败，由形势所迫，希特勒从进攻转入了防御。与此同时，英、美在欧洲开始建立第二条战线，德国内部和法国及欧洲其他地区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人民起义，只等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打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响应，从而使希特勒走上灭亡的道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

　　国际形势的这一变化，首先使日本帝国主义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民党诱降” 。国民党政府“惧怕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的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国民党原来是想让苏联与希特勒去拼，并挑起日本去攻苏联，让英美不要在欧洲搞第二第三战场，而全力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吃掉。所以提出“先亚后欧论”或“欧亚平分论”，并派外交部长宋子文去参加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加拿大的魁北克举行的军事磋商。但是这一目的没能实现，国民党便决定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

　　国民党政府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选举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主席，加强独裁机构。同时，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为幌子，积极准备内战。因此，在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出现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磨擦乃至战争。“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是受命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 。1941年1月，终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国民党政府公开背叛了人民，背判了民族，国共第二次合作从此结束。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政府断绝了对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拨款和一丝一毫的援助，抗日根据地财政失去了一项重大的收入来源。

　　第二，外援收入被截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后，国民党政府调整兵力，调兵遣将，包围攻打抗日根据地，企图把抗日根据地灭掉。如国民党在全国的军队中，布局在西北的主力就有第34、第37、第38三个集团军，统一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的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样一来，对陕甘宁边区形成了50万大军的包围圈，北起府谷、横山，西起宁夏、甘肃，南沿泾水，东到黄河，构成了五道封锁线。封锁沟堡绵延数省，关卡哨站节此林立，便衣侦探到处巡逻，检查扣押过往商旅，出现了“筑垒山无色，丁抽路断行”的局面。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对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而且对所有的抗日根据地均发起 “围剿”。“围剿”政策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根据地又采取了“封锁”的政策，企图把共产党、八路军困死在抗日根据地之内。

　　在“封锁”政策下，国民党政府对通往根据地的货物运输与贩卖实行了严格的统制。如在陕甘宁边区，临近的彬县、西峰、平凉等地建立了百货登记管理局，专管棉花、布匹、洋火等运销的登记与管理。凡运销这些货物必须持有该局核发的运销证，如不按规定运销者，货物全部没收。西峰、彬县、宜川、耀县、三原、吴忠堡、榆林、洛川等地规定，购货要持购货证，运销要持运销证，棉花、布匹不准运销。国民党政府还制定了禁止货物进出边区的法令，抢劫、没收进出边区的各种货物，扣押、处罚运货商民，抢杀行商及放贷的官兵。对于边区的食盐，根据其需要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在开放一个口岸时，即关闭其他口岸，使边区的食盐销不出去。商民运销食盐须有驮盐票，驮回食盐又必须卖给其专卖机关。专卖机关利用特权操纵食盐价格，需盐时提高盐价，强迫老百姓到边区运盐;否则实行压价，剥削运盐的客商脚户，限制贩运边区食盐。国民党政府还在边区附近组织边币与法币兑换的黑市，利用兑换差价影响边区的物价，引诱走私，扰乱金融市场，破坏边区财政。

　　像这样遭受国民党军队封锁的不只是陕甘宁边区，其他抗日根据地同样也是这样。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据点及封锁沟墙不断增多，封锁分割及逐地逐村的蚕食，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剿”和“封锁”完全裁断了海外进步人士以及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日根据地的捐献，有关国际上对中国抗日的援助国民党更不再分给共产党了，抗日根据地的又一个重要收入来源被截断。

　　第三，抗日根据地财政出现极度困难。

　　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的一切外援和根据地与外界的经济往来，使根据地物质异常匮乏，严重地影响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从1940年起不断发生严重的灾荒，这对财政困难的抗日根据地财政更是雪上加霜。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1940年水、旱、风、雹交相侵袭，受灾面积达4298312亩，损失粮食235850石，受灾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灾面积603558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灾面积856185亩，损失粮食79720石，受灾人口352922人 。其中1940年的灾情特别严重，农田家畜损失为30年来所未见。附近战区灾区的难民不断逃入边区，前后达170176人，以致1941年春夏，青黄不接，群众啼饥号寒，遍地皆是，各县呈报灾情要求救济的告急文电如雪片飞来。边区政府为救济灾民，除发动人民互助互济外，还发起各机关、团体、学

　　校节省一两米运动，并令各县组织赈济委员会，选派得力干部，深入灾区进行调查，拨出粮款，赈济灾民。1940-1942年，总计救济粮5452.4石，救济款801142元 。除此以外，各县都拨出了相当数目的粮款用于救济工作。

　　山东抗日根据地，1941年水旱灾害交替，夏粮欠收，粮食缺乏。1942年春荒夏旱，鲁南、泰山、淄河敌占区几万户难民逃往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这一时期同样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灾荒。1942年旱灾遍及39个县，据孟县、广灵等11个县统计，灾民达47520人。入夏又遇涝灾，完县几个区有2万人外出逃荒，有的村庄所剩无几。行唐、灵寿等县房屋塌毁，牲畜压毙。1943年旱灾面积达冀中全区的4/5，并涉及北岳三个专区，灾民为64393人，敌占区逃来的难民有11600人。1943年冀西根据地中心区的边缘和腹地，相当数量的灾民断炊，曲阳三区太平庄全村170户，春节没米下锅的有70多户。大多数灾民以花生皮、花生秸、荞麦皮、甘草充饥，“有些地区不断发生饿死人现象”。

　　外援断绝，加上灾荒，根据地的财政进入了极度困难期。根据地的军政人员没饭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纸用，即使在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也同样如此。对这一时期的困难，毛泽东高度重视，他说五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当时的财政部长南汉宸讲到，关于如何渡过困难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反对向边区的人民群众加税，提出要对他们施行仁政，可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对此，毛泽东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有三条道路可走，第一条是向人民要钱要粮，第二条是大家散伙，第三条是饿死。第二、第三条都不好，而且大家也不愿意，只有实行第一条路，虽然人民是苦一点，但只要向他们说明，使他们了解这是为了战争和革命，没有抗战没有革命，也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当然人民一般是保守的，尤其是经济文化落后的边区，政府向人民征粮征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认为“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但是，毛泽东又提出“不顾人民的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己”的做法，同样是错误的 。陕甘宁边区虽然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但地广人稀，只有150万人口，1940年交粮9万石，1941年是20万石，1942年16万担，“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1941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 。也就是说边区人民需要负担一些，但负担的能力是有限的。

　　在巨大的财政困难面前，抗日根据地政府要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封锁，巩固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不可能再依靠外援了，决不能对国民党有半点幻想了，也不能把重担全放在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肩上。在这种恶劣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财政只有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

　　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方针的确立与贯彻

　　(一)新的财政方针的提出

　　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其实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西北财经办事处1948年2月18日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记载：“远在一九三九年中央就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开荒运动，发动机关学校参加，造成一时的生产热潮。但是因为没有体会到毛主席独立自主的原则，没有把一九三九年的生产热潮坚持下去，普遍推广到农村去，到一九四O年就又有些消沉了。”西北财经办事处1944年2月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中也记载：“自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行为日益表面化，中央感到外援之不可靠。毛主席乃于三九年春提出自己动手，号召生产运动，发动春耕秋收，并动员各机关部队学校参加开荒运动。” 毛泽东在此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 毛泽东在这里虽然只针对政治民主来谈自力更生的，但是经济方针的扩大，即是从经济上的自力更生而来的。这是对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提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财政方针的有力印证。

　　另外，毛泽东1939年提出的这一新的财政方针，还反映在许多文件和讲话中，如1939年李富春《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财政经济问题讨论的总结》中讲到：“我们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力争外援。今天我们主要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不是依靠外援。去年我们的方针是依靠外援，现在外援靠不住了。所以在党的这个任务下，要自力更生为主，但同时还不放弃外援”。李富春所说的自力更生，是对毛泽东自力更生方针的具体阐述。由此可知，抗日根据地财政方针政策是从1939年开始逐渐转变的，即由“力争外援，休养民力”转向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

　　但是，当时由于没有深刻领会到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深刻含义，在行动上并没有坚持下去，到1940年就停止了。所以，1941年“皖南事变”后，财政上一下子就出现了大问题，这时才真正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1941年怎么样渡过财政难关的?西北财经办事处1948年2月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总结认为是靠毛主席指出的生产自给的办法，靠这条路到1943年就开始出现了丰衣足食的日子了。西北财经办事处1944年2月《关于财政工作总结》中说，从“皖南事迹”到高干会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展生产，实行自给”。1941年是边区财政上最困难的时期。那时，我们的财政政策转变未久，税收很少，全年总额只有八百六十五万元，且缓不济急。那时我们解决财政的办法，除发行五百万元公债，借粮五万石而外，主要的是实行毛主席“亲自动手”的号召，大规模地发动各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实行自给。陈云1944年12月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中说：“一九四一年以来，边区即处于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的环境，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通过了关于财政经济的提案多项，其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

　　在这一阶段，对于自力更生的财政方针，陕甘宁边区中央已有明确的解释。1940年11月23日边区中央局的《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中明确讲到：现在就全国形势说，投降危险正在增长，新的反共高潮成为投降的准备步骤，陕甘宁边区为着打破日增的困难，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而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政策。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目前财经政策的新方向，这就是摆在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以及全体人民面前的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完全自力更生的意义，是发展边区国民经济，更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增加政府收入，使经济和财政相适应的前进，而不是回复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复古政策”。

　　从上可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是从1939年提出来的，当时虽然称作自力更生，或称作自己动手，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是一脉相承，可以说自力更生是这一财政方针最早的提法。

　　(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方针的确立

　　1939年以后，虽然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早已提出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许多同志不理解。有些同志仍为“打出去”的思想所麻痹，没有长久地打算，没有建设根据地的信念。在这种不正确的思想支配下，他们不能坚决地、积极地执行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另外，量入为出的保守观念也阻碍着积极发展经济。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财政方针的转变问题。他在这次会议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在对财政与经济的关系上，他指出：“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他批评有些人片面地重视财政而忽视经济的观点，说：“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他总结1942年以前的财政经验说：“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

　　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固了”。

　　他最后明确指出：“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

　　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总方针，既是对1939年以来实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财政政策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对不正确观点的思想廓清;既从理论上阐明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又从实际证明了这一财政方针的正确性。他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抗日根据地的具体运用，解决了陕甘宁边区探索几年的争论不休的许多财政经济原则问题与实际问题，提出了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在1942年边区高干会议上，通过学习讨论，全体高级干部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从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观点完全确立起来，成为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方针的贯彻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方针确立后，各抗日根据地都积极贯彻和落实，用这个总方针推动和发展财政经济工作。

　　根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开展经济建设的决定和“五一施政纲领”。1940年12月12日，陕甘宁边区作出《关于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提出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首先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自足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自足，保障长期抗战军队的供给。要求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作为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必须按照边区政府颁发的经济计划迅速制订细致的经济建设具体计划，边区的财政经济政策要迅速转变为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为了实现这一政策，要求从以下原则出发：一是要依靠全边区人民，使政府的政策成为广大人民自己的政策，发扬人民群众的劳动热忱和生产积极性，努力从事集体有效的生产，发展公营企业。二是在经济上不但要扶助基本群众的经济发展，还要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建设运动。三是从变动的与最困难的条件着手，定出具体的自给自足计划。四是从长期打算出发，爱惜人力、物力、财力，既能应付现在，又能照顾将来的经济发展。五是要深刻认识与研究边区的特点，对财政经济有一定的限制。根据上述原则，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计划中确定：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第一位，不但提高粮食畜牧生产，而且要发展边区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农业原料;努力发展边区工业，着重发展轻工业与手工业;商业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开展边区内外的流通。实现自给自足的具体目标与措施是，农业上继续发动人民开荒，兴修水利，增加粮、油、棉等完全自给。工业上扩大现有公营企业，广泛发展民间手工业，使毛织物、煤油、纸张等全部自给;商业上与边区内外的商人合作，发展边区的对外贸易，有计划地进出土产物，运进必需品，使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为他人操纵和破坏。交通运输上修理现有道路桥梁，修筑必要的交通干线，促进边区工商业发展。组织在职人员从事生产，争取蔬菜油料，部分衣服自给。1942年2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在财政经济条款中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发展工业生产，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等。陕甘宁边区在以上的部署下，决定于1943年开展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

　　晋冀鲁豫边区于1943年1月也召开了高干会议，史称“温村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以及北方局1942年发布的《关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方针的指示》精神，决定从这次会议把边区重点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制定了新形势下的工作方

　　针，确定了今后工作的具体任务和必要的措施。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在《进一步加强财经建设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报告中强调，边区财经建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首先是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组织一切力量，建立自给自足经济;加强经济战线和工商管理工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进一步调查国民经济财富，力求实行合理、公平的负担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决议，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保证军需民食。从此以后，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建设迈进了新时期。

　　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进行了认真地宣传、贯彻和落实。确定了根据地发展的指导方针是即克服单纯的、保守的财政观点，立足发展，争取主动，在增收上大做文章，以发展经济特别是以深入减租减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基础，增加农村畜力，改善群众生活，创造更坚实的物质基础。从1943年开始，山东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主要沿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前进。 淮南抗日根据地在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中，一方面与敌人的经济侵略及封锁作斗争，一方面努力发展生产事业，保障抗日军民的军需、民用。经济政策的要点是发展合作社，开展生产运动，保护自由贸易，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内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保证抗战经费和物质的供给。

　　总之，在这一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都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保障了自给自足，渡过了财政难关，并为下一阶段争取抗战胜利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8 10: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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