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中国时候到底掠夺了多少资源和财富（2）
2017-06-12 10:00:49  来源：博泰典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重要地区几乎全部遭受了重大的破坏。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也在战争中沦陷，闸北区的损失为100%，虹口与杨树浦为70%。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原本薄弱的工农业元气大伤，很难迅速恢复生产，难以提供现代化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金。

　　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掠夺，使中国的一部分资源无法恢复或难于立即恢复。日本占领东北后，掠走了中国铁矿藏量的37%、生铁产量的79%、石油开采量的93%、黄金开采量的55%。对这些不可再生的矿业资源的掠夺，使中国经济资源总量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日本对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更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日本在对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掠夺过程中造成了中国劳动力的巨大损失。仅华北地区被日伪直接杀害的中国民众就达72.6万人，被虐致死的为33.2万人，被抓捕或诱骗去东北、朝鲜和日本做苦力的就有529万人，其中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同时日伪时期，日本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对劳动力的盘剥，阻碍了沦陷区生产力文化素质的提高，影响了生产力的质量。而因为劳动力再生产和土地资源的特殊性，日本掠夺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经济资源的掠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即统一并不断扩大的市场。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6省重要的港口和岛屿相继陷落。以省计算，沦陷区已遍及中国13个省，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中华北、华南、华中三区的工业占了全国工业的90%，而上海则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国大半的市场都在日本的控制之下，中国统一的市场已不复存在。而且日本凭借其控制的沦陷区交通、运输资源和军事力量对中国的海陆交通进行封锁。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日本就封锁了我国北方至上海的航路，并在1940年切断了中国大后方与外界的物资通道———滇越铁路，从而分割了中国的市场，使国统区、解放区的市场陷入孤立。中国的重要城市和广大农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下，都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不可能提供更大的市场。中国沿海重要地区资产损失惨重，上海达52%，南京80%，杭州28%，无锡64%，武汉12%，广东31%，湖北十六区22%。中国经济最活跃的沿海地区的原有市场受此打击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小。而中国农村，受到战乱、加之日本对土地、农作物的抢夺、劳力的大量丧失、灾害连年等因素的影响，在战时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有大量多余的资源进行物资交换，因此更不可能使中国的市场规模扩大。

　　(三)经济资源的掠夺加剧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严重影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长远发展。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依附性强，经济结构不合理，而日本对中国经济资源的掠夺又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依附性。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的重工业大都围绕军事目的而进行计划、建设和生产。沦陷区的中国工业完全成为日本工业体系的附庸，技术含量低，重复性强，水平不高，多数都是军用工业及对基础资源的加工和采掘，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到1942年，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资本额占工业资本额的79.2%，而轻工业只占20.8%。在国统区，国民党被迫采取战事紧急政策，虽然缓解了战争对资源需求的压力，但也是一种一切生产服从、服务于单一的军事目的不均衡发展模式。中国的轻工业和商业在战争的破坏和日本经济统治政策的影响下，走向萧条。在沦陷区，日本于抗日战争后期，进行全面的经济统治，使轻工业企业难于发展，华商投资的轻工业企业更难于生存。而中国其他地区的轻工业的情况虽然相对乐观，但在战争经济状态下，不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中国的农业和交通运输等非生产部门，在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强力控制后，在很长时间内

　　都在进行恢复、调整和重建。因此，日本使中国广大沦陷区的产业结构被强行拉入日本殖民体系之中，整个产业结构畸形发展，加重了中国近代产业结构的失衡，尤其是使中国工业经济更具对外依附性，从而阻碍了中国工业的和现代化的长远发展。

日本在伪满洲国进行的经济资源掠夺

　　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兵力有2万多人，到了1937年有6个师团，1940年有12个师团，到了1941年8月，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部署的兵力达到近85万人。并且修建了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战地工事，而修建这些工事的全部费用都由伪满政府承担。从1934年—1945年8月此项经费竟然高达4.5亿元。日本帝国主义不断集聚军事力量，为进一步侵略全中国做准备。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掠夺东北的各种资源，把东北变成日本的军事基地和物资后援，进一步侵占全中国。所以就先从夺取经济命脉入手。铁路是经济的大动脉。日本人从1906年起就从沙俄手中夺取了若干条铁路线，成立了“南满铁道股份公司”。九一八事变后，逐步抢夺中国政府经营的铁路和中外合资的铁路。1931年10月10日起，关东军向“满铁”交待“委托经营”。东北铁路大权全部落到日本人手里。大连是东北物资进出口的地方，一直由满铁经营。伪满政府成立后，就把海口运输和内河运输的权力全部委托给满铁。空中运输则由“满洲航空服务公司”垄断。伪满政府成立后进占邮政局。1933年开办了“满洲电话服务分公司”，垄断了全部通讯业务。海关和税收：东北的海关由设在上海的外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管理，作为庚子赔款和其他外债的抵押。日本与伪满同上海的总税务司多次交涉，都被拒绝了。但在大连海关内，关长和税务司司长都是日本人，职员中70-80%是日本人，伪满就利用这些人，先是不再把关税上缴给总税务司，然后赶走了欧美籍的官员，夺取了大连海关。继而又夺取了其他海关的盐税和专卖权。

　　银行：我国东北地区原来就有被称为“四行号”支撑东北金融的四个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政府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派兵占领各银行，洗劫一空。抢走东三省官银号库存黄金十六万斤，抢走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资金达1.4亿元。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正式开业，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实行掠夺行动。当他们觉得成效不像当初预想的那样，就在1937年5月1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更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掠夺就开始了。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在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中，把许多重要的产品指标，都做了大幅度的提高。如：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向日本运送112万吨;生铁由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向日本运送152.2万吨;煤炭由2716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向日本运送600万吨;液化煤由80万吨增加到177万吨;挥发油由82.6万吨增加到174万吨，向日本运送145.3万吨;铝由2万吨增加到3万吨，向日本运送1.625万吨;汽车由4000辆增加到5万辆;飞机由340架增加到3万架。以上计划的修改，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大幅度增加，更是使整个生产计划成为日本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实质上就是军事掠夺的计划。1941年9月，为了支持侵略战争，伪满政府又正式确定了第二次“产业

　　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更着重于掠夺战争资源。与第一个计划相比，第二个计划首先要确保“供应日本”的物资，特别是钢铁和非金属等。

　　鞍山和本溪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掠夺钢铁资源的两大据点，而对这两个地区钢铁资源的掠夺，也并不是从日本实施他们的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开始的。1931年鞍山的生铁产量是27.6万多吨，仅次于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的产量。1933年日本拓务省准许满铁把鞍山制铁所的设备，转给由满铁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以原来鞍山制铁所的3座高炉为基础，扩建炼钢设备。到了1937年，生铁的年产能力增加到70万吨;钢锭年产能力达58万吨。到了1943年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生产能力达133万吨。1931年本溪湖的生铁产量是6，5万多吨，到了1944年生铁产量为37万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年产生铁256万吨，伪满年产生铁约70万吨，总计是326万吨;钢，日本产量是648万吨，伪满50万吨，总计698万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从我国东北大量掠夺战争资源，扩充军备。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蕴藏在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1932年满铁地质调查所经过调查，推定全东北煤的埋藏量是48亿吨。伪满后期，满洲炭矿公司经过调查，推定全东北煤的埋藏量超过200亿吨。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就霸占和掠夺东北丰富的煤炭资源。日俄战争以后，有些煤矿就被日本人接手，其中最主要的是抚顺。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占领了抚顺后，又对另一重要的煤矿阜新煤矿(原称新邱煤矿)进行渗透，窃取了矿权。九一八事变前，在我国东北的煤炭生产中，日本经营者的煤矿处于垄断地位，而抚顺煤矿又处于绝对优势。据统计，抚顺煤矿的煤产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可达七八百万吨，1929年竟有851.9万吨，占东北煤炭总产量的69%。如此大产量的煤炭在东北市场上销售量并不大，而是被输出和运往关内各地销售，其中最主要的是运往日本。抚顺煤运往日本国内的数量占煤矿总输出量的50%，能占到日本煤炭进口总量的60—70%。在1929年当年运往日本的煤是188万多吨。九—八事变以后，煤炭产量持续增长，1937年达1034万吨。抚顺煤在很早就被日本海军作为特别规定来使用，日本最大的海军工厂吴工厂，几乎全部使用抚顺煤。据说，制造大炮和军舰甲板的用钢，必须用抚顺煤来冶炼，其他的煤都不行。当时，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有炼钢用的煤气发生炉20多座，如果使用抚顺的中块煤，开动12座就足以够用，而且煤气的使用标准稳定。抚顺煤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业煤，日本称之为“东洋的标准煤”，并且以抚顺煤作标准，来判定其他煤的优劣。在日本的经济中由于缺乏石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的一大障碍。同煤炭一样，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不是从伪满时期开始的，只不过到了伪满时期更加变本加厉罢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的全面掠夺，其中最有规模效应的是对抚顺的页岩油的掠夺。抚顺煤矿的页岩油在煤层的顶端，藏量达55亿吨，可开采原油3亿吨，等于美国当时天然石油藏量的1/5。如果每年消耗重油400万吨，可以供应75年。所以，日本对抚顺的页岩油资源十分重视。1931年生产的粗油有6.3万余吨。1935年年产粗油能力至14.5万吨。1942年，抚顺煤矿两制油厂的设备能力是年产粗油30万吨。而在1944年实际粗油产量是20.4万吨。

　　伪满时期，东北就有耕地1700多万公顷，可耕荒地1600多万公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居民的80%，主要谷物的产量达1870万吨，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良好，是世界闻名的产粮地区。但是，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动荡，局势不安，天灾人祸，农民大量弃农，耕地荒废。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庞大的战争需要，不断加强对粮食的掠夺，企图将东北变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强制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粮食实行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售粮。他们对农民预付很少的价款，如在1941年时，每100公斤1元，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规定最高的“出荷”量。到了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农民如数交粮。如果有私人买卖粮食，一但被警察或密探查出，不但粮食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如果有人隐藏粮食，一旦查出，“便

　　照情节”处理。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半被强迫出荷，剩下的还要留作种子、饲料和交租，真正能够当作口粮的粮食就没有多少了，要是再遇上灾荒年，农民们只好将口粮、种子和饲料统统交出去，辛苦一年，仍要忍饥挨饿。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特秘发第568号内曾记载有这样一段文字：“北安省望奎县因粮食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黯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五月十日至二十日仅在五户人家中便有三十多人自杀。”日伪当局搜刮掠夺来的粮食，“绝对优先地确保军需和对日供出”。

　　据记载，日本要求伪满为其供应的粮食量是：1942年220万吨;1943年250万吨;1944年270万吨;1945年300万吨，逐年增加，再要供应朝鲜和华北。由于所剩的粮食极少，对居民就采取低标准定额“配给”。强制压低居民的粮食消费，以保证日本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配给粮食的标准定量是很低的，而且逐年下降。对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配售标准与中国人不同，对中国人配给的粮食数量更低，而且品种次，经常中断。广大群众忍饥挨饿，不仅造成人民健康状况严重下降，疾病和死亡率急剧上升，致使许多居民因不堪忍受饥苦，而自杀身亡。据日本驻佳木斯宪兵队高508号文件中记载：伪三江省鹤立县有三百人因无食粮自杀。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还强制征集摊派大量的劳工。据调查，1941年日伪当局就征集使用劳力共计195.3万人，加上伤病死者，达200万人以上。日本帝国主义每年征集200万以上的中国劳工，其中据关东军的资料记载，1942年军方所需劳动力约40万人，其中华北劳工占4万人。劳工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在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受奴役。日伪强制征集劳工的手段是连蒙带骗，甚至强抓。运送劳工时就把劳工装上闷罐车，锁上铁门，吃饭睡觉都不许出来，有些劳工，等不到下车就死了。曾发生过在某一车站，有一闷罐车的劳工，车门上了锁，被甩在一个闲道上，两天的时间都没人管，等打开车门一看，已经全部冻饿而死。劳工到了劳动地点，生活条件极差。睡的是“窝棚”，冬冷夏热。有的地方平均1平方米要挤4个人。工人们身下铺着草包，身上盖着麻袋，头枕砖头，踡着腿睡觉。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经常被冻醒。伙食恶劣，据幸存者回忆，一天三碗高粱米饭和一点咸菜，有时每顿都是稀粥，甚至断粮。在伪满后期，广大工人和贫苦农民，常常以糠荣和橡子面糊口。如此的生活条件，劳动强度却是非常人所受，平均每天劳动时间是9至10个小时，甚至达11小时。还有最高的能达14个小时，使得大量劳工伤病死亡。一个日本战犯供认道：“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在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四万名劳工出现了约三千名的死亡。”在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到处都有埋葬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2 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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