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掠夺东北的各种资源
2017-06-12 09:31:56 来源：360doc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爆发时，中日力量相差悬殊。日本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经济力、军事力、技术力以至组织力，都比日本差得多，中国许多武装力量甚至是用原始武器，与现代化的日军作战。日本自然资源非常匮乏，人口约为7000万，连同受其控制与奴役的朝鲜、台湾在内，人口也不足1亿。但是日本科学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却比较高，1936年铁产量为309万吨，钢产量为640万吨。军火生产水平和能力很高，能制造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战斗机、轰炸机、舰载战机、大口径火炮、坦克、装甲战车等。1937年日本飞机年生产能力已约600架、坦克约200辆，在作战中可以保障军火源源补充。在战争初期，日本可以动员使用的军事力量共约448万人，其中常备军约38万人、陆军17个师团、海军舰艇约190万吨、空军与海军飞机共2700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每个师团2.2万余人、马5800余匹、步骑枪约9500余支、轻重机枪600余挺、火炮108门、坦克24辆。七七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包括1个步兵旅团及骑兵、炮兵、坦克兵共约6000余人，司令部在天津。日军主力驻在本土、朝鲜、中国东北各地，处于临战状态，可以通过受其控制的北宁铁路迅速运抵中国华北，通过海运抵达中国华东沿海各地。中国战前人口约4.5亿人，超过日本6倍多。但当时铁的年生产量不足10万吨、钢的年生产量不足千吨，仅有很小的军火工业生产能力，可以生产少量步兵武器、小口径迫击炮、小型艇船等较小型武器装备，根本无法满足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大型武器装备如飞机、火炮、坦克、机动车辆、舰艇等都不能制造，完全依靠向外国购买。 “七七事变”爆发时，掌握全国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力量计有陆军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海军舰艇5.9万余吨、空军飞机300余架。国民党政府的总兵力约200多万人，但内部矛盾很多。政府军每师编制1万余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火炮46门。
1937年日本与中国的国力对比
铁产量 309万吨 不足10万吨
钢产量 640万吨 不足千吨
舰艇 190万吨 5.9万余吨
飞机 2700余架 300余架
常备军约38万人 约200万人
每师团(师)2.2万人 1万人
步骑枪 9500余支 3800余支
轻重机枪600余挺 300余挺
火炮 108门 46门
坦克 24辆 零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作为基地，企图向北进攻苏联，向南侵占全中国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我国东北的兵力有2万多人，到了1937年有6个师团，1940年有12个师团，到了1941年8月，日军在我国东北地区部署的兵力达到近85万人。并且修建了许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战地工事，而修建这些工事的全部费用都由伪满政府承担。从1934年—1945年8月此项经费竟然高达4.5亿元。日本帝国主义不断集聚军事力量，为进一步侵略全中国做准备。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掠夺东北的各种资源，把东北变成日本的军事基地和物资后援，进一步侵占全中国。所以就先从夺取经济命脉入手。
铁路是经济的大动脉。日本人从1906年起就从沙俄手中夺取了若干条铁路线，成立了“南满铁道股份公司”。九一八事变后，逐步抢夺中国政府经营的铁路和中外合资的铁路。1931年10月10日起，关东军向“满铁”交待“委托经营”。东北铁路大权全部落到日本人手里。大连是东北物资进出口的地方，一直由满铁经营。伪满政府成立后，就把海口运输和内河运输的权力全部委托给满铁。空中运输则由“满洲航空服务公司”垄断。伪满政府成立后进占邮政局。1933年开办了“满洲电话服务分公司”，垄断了全部通讯业务。
海关和税收：东北的海关由设在上海的外国人控制的总税务司管理，作为庚子赔款和其他外债的抵押。日本与伪满同上海的总税务司多次交涉，都被拒绝了。但在大连海关内，关长和税务司司长都是日本人，职员中70-80%是日本人，伪满就利用这些人，先是不再把关税上缴给总税务司，然后赶走了欧美籍的官员，夺取了大连海关。继而又夺取了其他海关的盐税和专卖权。
银行：我国东北地区原来就有被称为“四行号”支撑东北金融的四个金融机构： 东三省官银号，东北地方政府的官办银行，资本2000万元;边业银行，奉系军阀势力设立的，资本525万元;吉林永衡官银行，省政府的金库，资本1000万元;黑龙江省官银行，资本200万元。四银行还在沈阳设立了“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以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东北的分支机构。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派兵占领各银行，洗劫一空。抢走东三省官银号库存黄金十六万斤，抢走张学良存在边业银行中私有黄金七八千两和古玩字画等。有日本侵略者供认，从“四行号”中掠取资金达1.4亿元。 1932年7月1日，伪满中央银行正式开业，垄断货币发行，集中信贷管理，控制国民经济，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 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实行掠夺行动。当他们觉得成效不像当初预想的那样，就在1937年5月1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设立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更大规模的经济资源掠夺就开始了。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伪满在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中，把许多重要的产品指标，都做了大幅度的提高。如：钢锭由185万吨增加到316万吨，向日本运送112万吨;生铁由253万吨增加到450万吨，向日本运送152.2万吨;煤炭由2716万吨增加到3110万吨，向日本运送600万吨;液化煤由80万吨增加到177万吨;挥发油由82.6万吨增加到174万吨，向日本运送145.3万吨;铝由2 万吨增加到3万吨，向日本运送1.625万吨;汽车由4000辆增加到5万辆;飞机由340架增加到3万架。以上计划的修改，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大幅度增加，更是使整个生产计划成为日本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实质上就是军事掠夺的计划。1941年9月，为了支持侵略战争，伪满政府又正式确定了第二次“产业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更着重于掠夺战争资源。与第一个计划相比，第二个计划首先要确保“供应日本”的物资，特别是钢铁和非金属等。鞍山和本溪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掠夺钢铁资源的两大据点，而对这两个地区钢铁资源的掠夺，也并不是从日本实施他们的第一个“产业五年计划”开始的。
1931年鞍山的生铁产量是27.6万多吨，仅次于当时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的产量。1933年日本拓务省准许满铁把鞍山制铁所的设备，转给由满铁全额持股的昭和制钢所，以原来鞍山制铁所的3座高炉为基础，扩建炼钢设备。到了1937年，生铁的年产能力增加到70万吨;钢锭年产能力达58万吨。到了1943年生铁产量达130万吨;钢生产能力达133万吨。 1931年本溪湖的生铁产量是6，5万多吨，到了1944年生铁产量为37万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年产生铁256万吨，伪满年产生铁约70万吨，总计是326万吨;钢，日本产量是648万吨，伪满50万吨，总计698万吨。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从我国东北大量掠夺战争资源，扩充军备。
幅员辽阔的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蕴藏在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1932年满铁地质调查所经过调查，推定全东北煤的埋藏量是48亿吨。伪满后期，满洲炭矿公司经过调查，推定全东北煤的埋藏量超过200亿吨。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就霸占和掠夺东北丰富的煤炭资源。日俄战争以后，有些煤矿就被日本人接手，其中最主要的是抚顺。日本侵略者用武力占领了抚顺后，又对另一重要的煤矿阜新煤矿(原称新邱煤矿)进行渗透，窃取了矿权。九一八事变前，在我国东北的煤炭生产中，日本经营者的煤矿处于垄断地位，而抚顺煤矿又处于绝对优势。据统计，抚顺煤矿的煤产量，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可达七八百万吨，1929年竟有851.9万吨，占东北煤炭总产量的69%。如此大产量的煤炭在东北市场上销售量并不大，而是被输出和运往关内各地销售，其中最主要的是运往日本。抚顺煤运往日本国内的数量占煤矿总输出量的50%，能占到日本煤炭进口总量的60—70%。在1929年当年运往日本的煤是188万多吨。九—八事变以后，煤炭产量持续增长，1937年达1034万吨。抚顺煤在很早就被日本海军作为特别规定来使用，日本最大的海军工厂吴工厂，几乎全部使用抚顺煤。据说，制造大炮和军舰甲板的用钢，必须用抚顺煤来冶炼，其他的煤都不行。当时，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有炼钢用的煤气发生炉20多座，如果使用抚顺的中块煤，开动12座就足以够用，而且煤气的使用标准稳定。抚顺煤被认为是最好的工业煤，日本称之为“东洋的标准煤”，并且以抚顺煤作标准，来判定其他煤的优劣。在日本的经济中由于缺乏石油，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的一大障碍。
同煤炭一样，日本侵略者掠夺我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不是从伪满时期开始的，只不过到了伪满时期更加变本加厉罢了。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的全面掠夺，其中最有规模效应的是对抚顺的页岩油的掠夺。抚顺煤矿的页岩油在煤层的顶端，藏量达55亿吨，可开采原油3亿吨，等于美国当时天然石油藏量的1/5。如果每年消耗重油400万吨，可以供应75年。所以，日本对抚顺的页岩油资源十分重视。1931年生产的粗油有6.3万余吨。1935年年产粗油能力至14.5万吨。1942年，抚顺煤矿两制油厂的设备能力是年产粗油30万吨。而在1944年实际粗油产量是20.4万吨。
伪满时期，东北就有耕地1700多万公顷，可耕荒地1600多万公顷，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占居民的80%，主要谷物的产量达1870万吨，农业资源丰富，自然条件良好，是世界闻名的产粮地区。但是，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动荡，局势不安，天灾人祸，农民大量弃农，耕地荒废。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庞大的战争需要，不断加强对粮食的掠夺，企图将东北变为“大东亚粮谷兵站基地”。强制推行“粮食出荷”政策，对粮食实行强制购销，强迫农民售粮。他们对农民预付很少的价款，如在1941年时，每100公斤1元，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规定最高的“出荷”量。到了秋季，不管收成如何，强迫农民如数交粮。如果有私人买卖粮食，一但被警察或密探查出，不但粮食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如果有人隐藏粮食，一旦查出，“便照情节”处理。农民生产的粮食几乎一半被强迫出荷，剩下的还要留作种子、饲料和交租，真正能够当作口粮的粮食就没有多少了，要是再遇上灾荒年，农民们只好将口粮、种子和饲料统统交出去，辛苦一年，仍要忍饥挨饿。1942年7月3日，伪治安部警务特秘发第568号内曾记载有这样一段文字：“北安省望奎县因粮食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黯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从五月十日至二十日仅在五户人家中便有三十多人自杀。” 日伪当局搜刮掠夺来的粮食，“绝对优先地确保军需和对日供出”。据记载，日本要求伪满为其供应的粮食量是：1942年220万吨;1943年250万吨;1944年270万吨;1945年300万吨，逐年增加，再要供应朝鲜和华北。由于所剩的粮食极少，对居民就采取低标准定额“配给”。强制压低居民的粮食消费，以保证日本帝国主义最大限度地掠夺粮食。配给粮食的标准定量是很低的，而且逐年下降。对日本人和朝鲜人的配售标准与中国人不同，对中国人配给的粮食数量更低，而且品种次，经常中断。广大群众忍饥挨饿，不仅造成人民健康状况严重下降，疾病和死亡率急剧上升，致使许多居民因不堪忍受饥苦，而自杀身亡。据日本驻佳木斯宪兵队高508号文件中记载：伪三江省鹤立县有三百人因无食粮自杀。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还强制征集摊派大量的劳工。据调查，1941年日伪当局就征集使用劳力共计195.3万人，加上伤病死者，达200万人以上。日本帝国主义每年征集200万以上的中国劳工，其中据关东军的资料记载，1942年军方所需劳动力约40万人，其中华北劳工占4万人。劳工中一半以上的人是在为战争服务的重要产业受奴役。日伪强制征集劳工的手段是连蒙带骗，甚至强抓。运送劳工时就把劳工装上闷罐车，锁上铁门，吃饭睡觉都不许出来，有些劳工，等不到下车就死了。曾发生过在某一车站，有一闷罐车的劳工，车门上了锁，被甩在一个闲道上，两天的时间都没人管，等打开车门一看，已经全部冻饿而死。劳工到了劳动地点，生活条件极差。睡的是“窝棚”，冬冷夏热。有的地方平均1平方米要挤4个人。工人们身下铺着草包，身上盖着麻袋，头枕砖头，踡着腿睡觉。夏天蚊虫叮咬，冬天经常被冻醒。伙食恶劣，据幸存者回忆，一天三碗高粱米饭和一点咸菜，有时每顿都是稀粥，甚至断粮。在伪满后期，广大工人和贫苦农民，常常以糠荣和橡子面糊口。如此的生活条件，劳动强度却是非常人所受，平均每天劳动时间是9至10个小时，甚至达11小时。还有最高的能达14个小时，使得大量劳工伤病死亡。一个日本战犯供认道：“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1943年在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四万名劳工出现了约三千名的死亡。”在劳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到处都有埋葬中国劳工尸骨的“万人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12 09: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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