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作出独特贡献的兰州工合运动
2022-12-24 11:35:28  来源：中国甘肃网 文/董沼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工合运动的崛起与勃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短短的几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等承载着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大城市纷纷沦陷，接近90%的民族工业遭到破坏;工人失业，难民如潮，哀鸿遍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等国际友人认为，“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必须“动员劳力资源”，建立战时“工业根据地”。为此，他们提出一种能够迅速将难民救济、劳工训练与军事动员和生产自救结合在一起的“人民生产运动”设想，从而构筑起广泛深厚的对日作战的“经济防线”。1937年11月，在一次由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萨空了、梁士纯、徐新六等人出席的“星一聚餐会”上，斯诺夫妇和艾黎提出了“一项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简要计划”，并将艾黎起草的《中国工合运动》小册子分发给大家讨论;并且阐明了开展工合运动的重要意义。他们的主张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随即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推举银行家徐新六为主席，艾黎为召集人，卢广绵、吴去非、林福裕为设计专家。位于法租界亨利路22号的艾黎住处成为他们筹划、设计工业合作社的办公室。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艾黎领导下的设计班子提出了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建立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总体方案，目的是通过广泛建立和发展工业合作社，恢复被毁工业，建设新的经济国防，增加战时生产，从而支持长期抗战。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横滨正金银行正式挂牌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理事会成员有董必武、邓颖超、沈均儒、黄炎培、张治中等国共两党及民主人士;艾黎被任命为行政院主管工合事务的技术顾问并代理总干事。12月，中国工业协会迁到重庆。1939年3月14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推进委员会成立，由沙千里担任秘书，负责拟定协会的组织架构和章程。中国工合《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工合事业，增加生产，树立工业基础为宗旨”;制定指导方针为“增加生产，供济军需民用”“以适应抗战需要为第一，同时亦注意到社会方面之要求”其历史使命为“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

　　1939年，为了争取海外援助，推动国际力量支持工合运动，宋庆龄、阳汉笙等在香港发起创建工合国际委员会。香港基督教会主教何明华任主席，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委员有斯诺、艾黎、普律德等，陈翰笙任秘书。由于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推动，在马尼拉、纽约、伦敦等地成立了工合推进委员会，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进步社团以及国际友人中募集捐款，购置机器设备等，支持中国的工合运动。截至1945年底，工合国际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筹集到国际捐款和捐赠物资价值上千万美元，为支援抗战和工合运动做出重要贡献，后工合国际委员会迁往成都。

　　工合成立后，先后在全国建立了7个大区办事处和140多个工合事务所或指导站。从西北、西南到云贵川再到华东、华南等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工业合作社如星火燎原，迅猛发展。

　　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勇抗战的时候，三角形黄底红字的工合标识遍布我国18个省份，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援助了3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进行包括纺织、制毯、开矿、铸造、简单机床、陶瓷、化工、药品、皮革、造纸、食品、烛皂以及帐篷、担架、军服、军毯、手榴弹等50多个门类的500多个品种的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为抗战前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筹集和输送了大量军需物资，其中250万条军毯全部用于抗日前线。

　　“工合”的产业涉及到抗战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举凡国计民生，无所不包”。工合社用简陋的设备，克服各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物资，一方面源源运往抗战前线，在直接支持着抗战事业的同时，又不断销往后方市场，满足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这对于繁荣战时经济，供应军需民用，抵制日货倾销，粉碎和打击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经济侵华阴谋，成为“经济国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时中国经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美国著名记者、《西行漫记》作者埃德加·斯诺曾满怀深情的写道：“它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二、工合事业在兰州的推进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后，艾黎随即派人分赴西北、西南、东南筹备建立三个大区办事处事宜。1938年8月下旬，艾黎带领工程师吴去非及主任卢广绵，从汉口到宝鸡，于8月23日在宝鸡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简称“西北工合”)，领导着宝鸡、双石铺、兰州、天水等16个事务所。卢广绵任办事处主任，刘大作任副主任;下设秘书室、视察室、总务科、行政科、会计科、福利科、妇女工作部、教育福利委员会等;又设立了供销管理处、军毯制造管理处、运输处、实验制造厂，以及工合各种培训班、纺毛管理站、儿童俱乐部、工合期刊编辑部、工合金库、工合消费合作社、工合医院、工合食堂、工合招待所 、工合业余话剧团等附属机构。

工合西北区主任卢广绵在大会上作动员

　　工合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1939年8月，“工合总会”及“西北工合”同军政部军需处签订了第一批军用毛毯40万条合同，由“西北工合”承担了30万条。1941年—1945年连续签订了三批合同，承制毛毯60万条，总计100万条，其中“西北工合”承担了80万条。1938年，宋庆龄曾一次委托“西北工合”承制10万件军用棉大衣。当时宝鸡、西安等地的纺织、服装工合组织社员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赶制军需大衣，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了这一紧急任务，打包运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毛主席对工合在抗战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在华北游击区和西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工业合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1940年初，为进一步推进工合事业发展，支援长期抗战，毛泽东派刘鼎、陈康伯、黎雪、赵一峰等人从延安来到宝鸡、双石铺等地，帮助艾黎研究西北工合发展计划，推动西北工合事业的开展。《艾黎自传》中写道，在延安创办合作社以后，“工合”成了一个跨越国民党和共产党边界的组织，某种意义上维系了统一战线。

　　作为西北工合办事处所辖的兰州工合事务所，成立于1939年3月25日。1939年10月1日出版的《西北工合》第2卷第7期刊载王锡余一份长达13页的工作报告《兰州事务所第一期》写道：“在增加后方生产，建设经济国防，救济失业工人，和提倡西北工业，发展毛纺织事业等等口号之下，兰州事务所于本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兰州南稍门外官驿后街七十五号正式成立……”

　　卢广绵视察新成立的兰州工合返回宝鸡后，即聘定薛觉民为主任。薛觉民时年35岁，山西人，燕京大学毕业。薛觉民就任后，积极开展组社工作。年轻有为的薛觉民凭着一腔热情，开始了繁忙的宣传、登记、组社、培训等兰州工合的开创性工作，仅4月14日到19日，短短的几天，就成立了振华肥皂、兰州服装、民生面粉和兰州军用皮件等多个合作社。1939年6月1日出版的中国工合会刊《工业合作》第10期介绍：“兰州事务所自四月下旬成立后，即积极开展工作，已组织成立社有十三社，已贷款有七社，还在预组社将有大批……该所为提高社员知识，联络感情起见，特于五月七日召集已成立各社，在兰州南稍门外靛园寺小学举行第一次联合纪念周会，除各社全体社员外，尚有来宾梅贻宝等，与会人数共约八十余人。”薛觉民在会上阐述了工合运动的意义，并带领大家宣读合作社公约，会场气氛十分热烈。西北工合大力支持兰州工合的工作，不仅选派得力干部，还帮助拟定工作计划，中国工合理事戴乐仁和梅贻宝将科学教育馆的房子腾出一间，作为兰州事务所的临时办公地。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兰州工合从成立之初到6月底就组成了20个合作社，生产包括肥皂、面粉、织布、印刷、皮革、制衣等17种不同业务。到年底，合作社达34个，生产经营业务种类21种，基本形成了以纺织业为主的军需民用的战时物资生产供应格局。

　　兰州工合事务所所属合作社最多时有50多个，几乎分布兰州全市域，城西的费家营、孔家崖、刘家堡，黄河以北的穆柯寨、赵家庄、盐场堡;城东的宁卧庄、岸门街、张家滩，市区内的颜家沟、中街子、中山路、西城巷、横街子、东稍门、下东关及远郊的金崖、阿干镇等处，并将生产和供销等业务扩展到榆中、临洮、岷县等地，社员除大部分是甘肃本地人外，还有来自山西、湖北、山东、河北等敌占区的工人，籍贯涉及21省份，共有260多人，小学以上教育程度的在三分之二以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兰州事务所在8月中旬接到百万条军毯的紧急生产任务，工合全体社员发扬爱国热情，紧急动员，加紧生产。在榆中金崖镇三圣庙里，悬挂着“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抗战宣传标语，大殿里摆放着木织机和铁织机，合作社将收购来的棉花和羊毛分给镇上愿意捻线的村民，街头巷尾捻锤旋转，庙屋里机声隆隆，印染锅里热气腾腾，一包包军毯装上马车运往抗战前线。为了解决三万多纺毛、织毯女社员的后顾之忧，兰州工合事务所与甘肃省妇女会合作创办了劳工托儿所。兰州工合生产百万军毯支援前线的故事从此载入抗战史册。

工合生产的抗战物资运往前线

　　三、兰州工合的教育事业

　　工合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十分注重教育和人才培养。正如1939年9月15日出版的《西北工合》第2卷第6期上刊载李庆云写的通讯《兰州工业合作社的社员教育》中写道：“工业合作社，是针对抗战建国伟大时代而诞生的新兴组织，为了使它真正担负起伟大的使命，为了使它永久的发扬光大，所以合作教育，是我们工合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

　　西北工合在宝鸡先后举办过社员训练班、妇女纺织训练班，到双石铺后又办起了工合夜校、工合小学及附属幼儿园。工合小学是工合双石铺事务所为培养和教育工合社员子女学习文化，掌握知识技能而设立的一所小学。校内设幼稚班，除招收社员子女入学外，还招收一些当地儿童，使工合教育与战时生产的联系。艾黎受到他的老朋友、美国实业家约瑟夫·贝利在中国实施以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办学方式的启发，开始创办一种新型的职业教育机构——培黎学校。学校以培黎命名，既是纪念约瑟夫·贝利，又是取意“为黎明而培训”，表达了路易·艾黎为新中国培养人才的美好愿望。1940年，工合组织在江西赣县创办了第一所培黎学校。同年又创办了双石铺培黎学校。西北工合外事秘书乔治·何克于1941年接任双石铺培黎学校第九任校长。1944年底，双石铺培黎学校搬迁至千里之外的甘肃山丹。

　　兰州工合在发展之初就十分重视教育，最初是主要开展社员训练，训练的方式有集体训练、个别训练和社员自修三种形式。随着工合事业的蓬勃发展，地域的扩大，社数的增多和技术的进步，需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解决知识、技术和人才问题，同时提升社员对工合的认识。兰州工合没有像双石铺等其他地方那样办普通的工合小学，而是直接创办工合学校，学生包括事务所干部、社员、职员、实习生等，学科内容包括识字、会计、卫生、体育、唱歌、常识等，还根据专业不同，开设会计班、卫生班等。尤其是还专门设有工合班，讲授工合章则及工合常识。

　　为了加强对工合教育的指导，提高工合员工文化水准，实施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兰州工合专门成立了工合教育委员会，编辑工合读物及对内对外各种宣传小册，定期出版半月刊《工合简报》，文字浅显明了，成为各社互通消息、联络感情和开展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深受各社员工的欢迎。为了方便社员自修，还设立图书室，购买国内所有合作书报刊物及工业技术方面的书籍，供员工借阅。

　　从1942年开始，由于各合作社自办教育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兰州事务所按照社址所在地域，划为城关、盐场堡、宁卧庄、镇远堡、费家营五个区，实施业余教育工作，每晚上课2小时，课程有合作常识、合作法规、技术讨论、科学常识、时事报告、放映幻灯等，教员由各社经理、会计担任，并由事务所派员指导。

　　兰州工合在教育事业上的最大成果就是创办了蜚声中外的兰州培黎工艺学校。兰州培黎学校的创始人除了艾黎，还有张官廉。张官廉，山西汾阳人，生于1907年1月9日。因家庭贫穷，青少年时依靠借贷、奖学金及勤工俭学读完了中学和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心理学系。其后，先后在北京冯庸大学教心理学。在天津南开中学、太原进山中学教英文。在河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农村教育研究。在燕京大学任助教。后来在华北农村建设促进会任教员，并且担任实验小学校长。从1939年12月起，张官廉投身于中国工合事业。任川康区荣昌事务所主任。1940年初，英藉合作经济专家戴乐仁教授在成都金陵大学举办“工合理论讲习班”，为工合培训干部，张官廉担任助手兼翻译。1941年8月，戴乐仁与张官廉到兰州举办工合培训班。恰巧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薛觉民离开工合。工合西北区主任卢广绵就把张官廉留在兰州任兰州事务所主任。1942年春，他把全家从四川迁来甘肃从事工合事业。

兰州培黎工艺学校接受中国福利基金会捐助，前排左一、二为张官廉、王贤琳夫妇

　　张官廉任兰州培黎学校校长，同时，还兼任西北师范学院公民训育系教授。学校邀请了兰州知名人士水梓、裴建准等组成了校董会，还邀请张治中、邓宝珊等国民党要员到学校参观，尽可能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为学校争取生存的条件。兰州培黎工艺学校学生最多时达到60多人。开设有机械、纺织等专业。建立了机械实习场所及纺织实习场所及化学实验室。张官廉贯彻艾黎“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理念，实行半工半读制度。学生上午集中进行理论学习，下午到各自所学专业的车间实习。相隔一段时间后，调换专业(工种)。学生实习生产的产品，如毛巾、肥皂、白布，供学校使用。为了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体验生活，开阔视野，学校还安排高年级学生到安宁堡、盐场堡等地的合作社和洗毛厂参观实习，让学生和合作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且定期调换工种，不仅使学生更好地掌握了生产技能，还了解了企业生产管理和工艺流程。学校还邀请众多知名人士到学校讲学或做报告，如时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的张心一、著名合作专家戴乐仁做专题报告。

　　培黎老校友宋福麟在《我在培黎学校的日子》一文中深情回忆：

　　为了培养有生产技能的劳动人才，艾黎先生首先在陕西省凤县双石铺成立了培黎学校，招收了一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青年学生、革命烈士和战争死难者的子女，开设了纺织、机械、化工等专业课程，把他们培养成为将来工业合作队伍中的骨干力量。继而于1942年7、8月间在甘肃兰州筹建了兰州培黎工业学校。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兰州办事处主任张官廉担任校长，王贤琳担任教务主任。校址选在兰州穆柯寨。这个时候我刚从沦陷区我的老家山西汾阳逃出求学，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25天走到宁夏银川，后来又骑骆驼半个月后辗转到了兰州。

　　根据培黎学校报名条件我符合招生要求，就被招进来成为兰州培黎学校的一员。后来，学校陆陆续续又招来20多名学生，在艾黎先生与孙大明老师的领导下，我们开始进入半工半读学习生活。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打扫卫生、平整校园、建篮球场、修缮教室、购买桌椅板凳……艾黎先生不但亲力亲为，跟学生老师一起劳动，还经常带领我们这些学生娃娃到附近的黄河去学游泳。我记得先生给我们一边讲解游泳要领，一边鼓励我们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一定要树立无所畏惧、勇敢向前的精神。70多年后，黄河岸畔先生高大的身影和爽朗的话语至今犹在眼前耳边。

　　在沦陷区失学多年后，又有了现在的学习机会，尽管生活很清苦，莘莘学子们却都感到很愉快。这是我少年时期一段非常美好、非常难忘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也从艾黎先生身上学到了艰苦奋斗，乐观向上的精神品质。后来学校分科时，我根据自己的喜好报名学习纺织技术。在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面前，无论纺线还是织布，我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学得非常努力也很起劲，很快就掌握了有关纺织的一般技术以及花色图案设计技术，我亲手裁出了一张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合成图案的工艺挂毯。后来这个作品被一名到校来访的英国朋友看中并收藏。艾黎先生还请来一位美国叫Edsser的老师专门教我学习染色(dyeing)技术。短短几个月后，我就掌握了当时比较复杂的染色技术。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忆尤深：艾黎先生为了给我们获得世界地理知识，让身处内陆大西北的学生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他利用篮球场旁边的一片土墙，请人用泥土抹平，再用石灰刷白，然后搭上架子，他亲自爬上去，在这面白墙上画了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上面各个国家地名，湖泊海洋，山川河流，一一标识清楚，颜色也涂得很好看，当时成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在给我们讲解地理时他还特别介绍了他的故乡——南太平洋遥远的国家新西兰。先生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吃苦耐劳，认真踏实的精神，这种精神我至今不能忘怀，这种精神也是指引我在后来学习医学方面取得成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

　　通过几年来艾黎先生的言传身教，我和全校的学生一样，都努力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立志为国家的工业合作事业奋斗一生。但是事与愿违，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着打内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旗下的所有合作社生产经营都不景气，捉襟见肘，难以维持，一个个相继倒闭，我继续求学、技术报国的愿望也无法实现。1946年10月，我含着眼泪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收留了我、培养了我的培黎学校，到当时兰州大学附属中学继续读书。由于几年来在培黎学校获得的知识、受到的良好教育、学风以及培养出勇敢向前的精神，我在兰大附中毕业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保送到兰州大学医学院，选择了医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

培黎老校友宋福麟(左)与校长艾黎在一起

　　1943年8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考察西北来到兰州，张官廉负责接待并担任翻译。李约瑟参观访问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并作讲演时，张官廉进行现场翻译;李约瑟参观兰州工合和培黎学校时，张官廉便用英语作介绍。参观结束后，李约瑟对张官廉产生由衷的敬佩。为了更多地了解兰州“工合”和培黎学校，李约瑟退了宾馆房子，径直搬去张官廉家住，与张官廉宛若一家人，时常畅谈到深夜，并因此与张官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李约瑟43岁的生日宴会，也是张官廉夫妇为其举办庆祝的。通过张官廉，李约瑟对兰州“工合”和培黎学校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李约瑟对此次的考察活动在他后来出版的《科学前哨》一书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介绍，现摘录几段：

　　说到兰州，这是一座富有魅力的城市，它有许多城墙、城门和鼓楼。它矗立在滚滚黄河之滨(黄河与我所熟知的长江形成对比)。人们要越过黄河，可以走1909年美国人造成的铁桥或乘由13张羊皮组成的羊皮筏。城市街道有点像俄罗斯的街道，部分地是因为泥泞和电线杆的缘故，也还因为四处有脚登长靴的俄国人的缘故。

　　“工合”在兰州也有一个研究所，该所有一个好图书馆，并进行制革技术和毛纺等方面的研究。现在来谈谈更正规的科技培训。虽然兰州没有大学，但仍有一些机构值得重视，因为在中亚，这里的学员们真正处于科学“前哨”。首先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这所中国最大的师范学院由李蒸博士领导，它设有科学课程。其次是曾济宽博士领导的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类似于本系列文章第4篇里所提到的嘉定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设有畜牧、农艺学、水利灌溉等专门学科。尤其使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工合”的技工学校，不仅兰州有，双石铺和成都也有。在技校里，许多有希望的童工不仅得到技术培训，还受到良好的全面教育。在兰州可以看到16岁左右的男孩能明了有关纺织业的一切奥秘，或几位新近来自边远地区的西藏青年在学习和工作。“工合”的技校也是当地的文化中心，它使民歌之类的民间文化保持活力。它们被称为培黎学校，是以将毕生献给中国技术教育事业的传教士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的。(兰州培黎学校的校长是心理学家张官廉先生，我们在他家愉快地度过了在兰州的部分时光。——作者原注)

　　不仅如此，后来李约瑟还通过“工合”国际协会给兰州培黎学校提供了不少的援助，甚至资助了两个培黎学校的学生去英国留学，学习纺织技术。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途经兰州。由于培黎学校在国际上的声誉，华莱士和他的高级随员欧文·拉铁摩尔临时决定参观兰州的“工合”和培黎学校。于是，张官廉再次出任翻译，向华莱士详细介绍了兰州“工合”事业的发展和培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后来拉铁摩尔还专门写文章报道了兰州培黎学校并筹集捐赠了一批新型机器给学校。1945年，兰州培黎学校获得国际协会资助的办学基金522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因为本年度兰州事务所获得国际协会基金483万元，农民银行贷款800万元，两项之和为1283万元，与前者相比可见一斑。

　　1944年底，在艾黎、何克领导的双石舖培黎学校西迁山丹过程中，他积极协助艾黎及何克选择校址、筹划资产转移、接待来往人员及学生安置事宜，为培黎学校顺利西迁发挥了独特作用。

1945年4月张官廉(前排左三)陪同英国议员、英国消费合作社总社负责人胡特(后排中)考察山丹培黎学校期间在敦煌莫高窟前合影

　　张官廉先生夫人王贤琳，毕业于教会学校。1941年冬，曾担任双石舖工合事务所妇女股股长，并兼任双石舖培黎工艺学校教务主任。1942年春，王贤琳随夫来到兰州。1942年9月至1946年8月，王贤琳任兰州培黎工艺学校教务主任。抗战胜利后，兰州培黎学校归并山丹;随后正式定名为甘肃培黎工艺学校，并成立了董事会，由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及艾黎、戴乐仁、裴建华、水梓、张心一、张官廉、郭松懋、王俊三、王贤琳为董事。1946年8月10日，在甘肃培校举行董事会成立会议，各董事除戴乐仁远在英国未参加外，其他人都到会。工合美国推进委员会代表普爱达女士列席会议。会议通过董事会章程，推选谷正伦为名誉董事长，艾黎为董事长，张心一、郭松懋为常务董事，张官廉为校长。1946年8月下旬，张官廉夫妇应美国工合促进会的邀请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派遣，赴美国及加拿大考察工农合作技术教育，并且为工合募捐，历时一年。在此期间，艾黎代理校长之职。

　　1947年8月，张官廉夫妇考察结束返回兰州，决定辞去甘肃培校校长职务。9月28日，甘肃培校董事会在兰州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艾黎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水梓、张官廉、裴孟威、王贤琳等人，决定改聘张心一为校长。会议通过兰州培校与山丹培校暂时合并的决议，决定由马昌海接郭松懋任兰州事务所主任。

　　张官廉为了解决留兰教职工生活，促进工合运动与兰州经济社会配合发展，充分利用兰州培校原有校舍及设备，推行兰州工合实验中心区计划，重新开办了兰州培黎小学;并办起了地毯合作社及纺织合作社，还种地、种果树、开磨坊，从事工农业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兰州工合中心试验区，为适应当地农业灌溉的需要，于1948年5月试制新式木质抽水机获得成功，并继续试制锌质抽水机。

　　随着抗战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伟大的解放战争，以“适应抗战需要为第一”为历史使命的中国工合运动不可避免走向低潮。根据1947年7月16日出版的第36、37期《工业合作》对各地工合社业务概况统计，兰州合作社数锐减到9个，社员数仅为193人。到1948年底，全国共有工业合作社300多个，社员5000多人。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原中国工合协会机构不复存在，为继续推进工合事业，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成立了“工合临时工作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临时工作委员会奉命迁往北京，当时全国各地设有9个事务所，兰州事务所是其中之一。

　　1949年9月山丹解放前，面对国民党马步芳军队的破坏阴谋，艾黎带领师生勇敢地进行了护校斗争。9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3军9师政治部主任康世恩奉命率领一支部队保护山丹培黎学校，艾黎组织师生连夜组装维修10多辆卡车组成运输车队，为解放军进军玉门油田立下了汗马功劳。10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秘书室主任张养吾代表彭德怀司令员前来慰问培校师生，并陪同艾黎前往酒泉拜会了彭德怀。山丹培黎学校以崭新的面貌走进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

　　1950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成立，1951年本着合作事业统一归属领导的精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全部划归合作联社总社管理;1952年6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工作。1952年6月13日，中国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董事局宣告解散该会。 同年12月,为了培养石油事业急需 的技术人才，山丹培校于1952年正式被西北石油管理局接管，更名为“西北石油管理局山丹培黎工业学校”，1953年，学校搬迁到兰州市安宁区十里店，改名为兰州培黎石油学校，成为如今的兰州城市学院。

　　1952年，张官廉被安排在甘肃省合作局工作，曾任甘肃省合作干部学校教务主任。其实，从1944年9月到1945年5月，还在“工合”身兼数职的张官廉就已经在当时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教授社会心理学课程，并兼任公民训育系教授。1952年 8月，张官廉被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正式聘为副教授，担任儿童心理学、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心理卫生、小学教学法、合作教育等课程的主讲教师。张官廉从1955年开始担任该系心理学研究组主任，为新中国心理学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庆龄曾经指出，工合运动作出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是举世卓著的;中国工合运动是在“最具独特性、最有希望的统一战线中诞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蓬勃展开。”中国工合运动崛起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后方经济堡垒”，以强烈的民族性和国际性特征，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抗战同行的兰州工合，在生产军需民用物资、救亡图存、支援抗战中作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随着中国工合恢复活动，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甘肃省分会”，1991年更名为“甘肃省工业合作协会”。

　　迈向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继续传承爱国传统、弘扬抗战精神，创新工合事业，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再立新功!

　　作者：董沼，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2-24 11: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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