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伪政权始末（三）
2017-10-04 09:52:36  来源：张炳如  点击：  复制链接

　　由于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要以华北为后方兵站基地，倡议所谓的“努力增产，集中人力物力、精神总力”的口号，以达到他们以战养战的目的。王揖唐在华北三年以来的卖国行为，已使亿万人民恨之入骨，日本认为不能再指望这一汉奸完成后方兵站基地的任务，于同年2月9日通知汪伪政权把他免职。王揖唐于去职那天，还发表了一篇“华北为大东亚建设中心，应担负起来兵站基地之任务，把人力、物力、精神总力供献给日本，个人无论在朝在野，均为大东亚战争而努力”云云，要继续为主子效忠的誓言。

　　王揖唐所遗的委员长伪职，汪政权派朱深继任。王原兼任的内务总署督办一职派齐燮元以治安总署督办兼任。在王揖唐任伪职期间，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病死去，遗缺由周作人继任。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也因病死去，遗缺由余晋和继任。朱深上台后只把教育总署督办改为苏体仁，其余督办未动。王揖唐的亲信政务厅长兼秘书厅长夏肃初，随王去职，由朱深派张仲直为政务厅长并兼秘书厅长。后来朱的儿女亲家祝书元为了替他处理日常事务，又代张任秘书厅长。

　　1942年11月，日本华北联络部改为日本驻北京使馆。联络部原任部长森冈去职，由次官盐泽清宣升为公使。齐燮元因森冈的关系，受到盐泽的赏识，现在趁着华北人事变动机会，便综揽了华北伪组织的军政大权。朱深生性庸懦，在他任职期间，只是齐燮元一个伴食画诺的工具。

　　朱深跨上华北最高汉奸宝座不久，即得了黄疸病，伪政委会的常委会议即在大佛寺东街他的家中举行，重要文件也由祝书元送到他家决定。6日底他的病势加重，到7月2日死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方面，公推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艭暂代朱的职务，并向汪伪政权报告。日本驻军对于继任人选，经过一番衡铨，最后通知汪伪政权仍以王克敏为委员长。

　　王克敏自下台后，即把他在华北搜刮来的古玩、书籍、碑帖、字画、衣服等，从古玩店、碑帖店，找来铺伙数人给装了80多只木箱，连同他的姘妇号称“湖北三杰”之一的妓女小阿凤由路局给挂了三节专用车厢，一并送往青岛。王克敏也随着到那里过着他骄奢淫佚的腐化生活。在王揖唐统治华北时期，仅因出席咨询会议来过北京一次。现在日本军部用飞机把他从青岛接回，重新登场，7月4日汪伪政权电令到京，于5日接任。当时对各部门人事并未更动。

　　1943年11月，王克敏为了策应所谓参战体制和调整人事，召集委员会议，讨论事前与他的亲信王荫泰、汪时艭、张仲直等商定的改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方案。在组织机构方面，着重于“活跃经济与发展农业”，将原政委会的政务、秘书两厅裁撤，合并改为总务厅;裁撤内务、财务两总署，于会内设内务、财务两厅;治安总署改名为绥靖总署;裁撤伪实业总署，改设农务总署;把裁撤后的原财务总署职员，一部拨给财务厅，另一部设置经济总署;伪教育总署原盘不动;伪建设总署改组为工务总署，改组后共为三厅五总署。在人事调整方面着重于排除异己，重整阵容。总务厅置长官一人、次长一人;内、财两厅各置厅长一人，各总署仍各置督办、署长各一人。长官、督办均为特任，厅长简任或由委员兼任，署长简任。决定后，即向汪政权提出总辞，并提出新机构名单，汪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11日会议通过由伪府发表。当时的组成人员是：常务委员王克敏、王荫泰、汪时艭、王谟、苏体仁。委员长王克敏，总务厅长官王荫泰，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经济总署督办汪时艭，农务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王谟，工务总署督办苏体仁。总务厅次长张仲直，内务厅长王荫泰，财务厅长张仲直。

　　这次改组案中，新被任命的为杜锡钧、王谟二人，被免职的为齐燮元，周作人、余晋和等三人。王克敏在人事调整案中，主要的是为了把齐燮元驱逐出他的汉奸集团。

　　齐燮元在王揖唐、朱深二人任内，自恃有森冈给他在背后撑腰，从伪组织内部攫取了军事、政治的大权，在盛市地方，扩充私人势力，其嚣张气势早为王所不满。因齐带有军队，为预防他被免职后发生变故，先期把所谓参加曲线救国的汉奸荣子恒部队由山东调驻北京近郊，事前与齐的亲信河北省长杜锡钧商妥由他继齐后任，以分散齐的实力。在10日开会时，齐刚到外交大楼，即由预先布置的卫队，将齐带来的卫兵“招待”于招待室内。王克敏提出改组方案并以预先备好的总辞呈稿着他签署时，齐立时意识到是要拿他开刀，拒绝签署。后来经过王荫泰等劝说，齐才提笔签了齐燮两个字，即悻悻离去。

　　王克敏在这次改组案内，特为提拔他的亲信张仲直增加了一个委员名额。张在临时政府时期，只是一名秘书，因为他操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得到王的倚重。王与汪精卫历次会谈，都由张随之前往;几年来由处长、而厅长，王下台后也随之去职。这次特把他提升为委员，以示酬庸。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淫靡生活，把自己身体搞得衰弱不堪。这次重来华北更不能支持，又于1944年2月8日去职。汪政权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变成这样：委员长王荫泰，总务厅长苏体仁，次长祝书元，内务厅长苏体仁，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教育总署督办文元模，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时璟。

　　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日籍顾问岩松也出席了会议。王向大家说：“昨天夜里管局长(情报局长管翼贤)送来一份情报，说中日已实现和平，我当时还不信。今天早晨派岩松顾问到大使馆去探讯，大使馆表示对这情报不否认，消息是证实了。我希望同仁安守岗位，还有事情要做，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来负。我预备把我母亲送到亲戚家住，等中央来人接收清楚后，即向中央请罪。”

　　伪职员们听到这一段出乎意料的训话之后，都凛然一惊，散会后立时陷入混乱不安状态。有的通过关系寻觅新的靠山;有的利用当时青黄不接，经过一番蜕变，披上一层“接收大员”的外衣重新上场;也有的感到自己罪恶严重，逃往外地。

　　他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扑乱撞。最使人骇怪的是无数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都从地下钻了出来，趁火打劫，纷纷向伪政权勒索经费。伪政委会那时无法也不敢追问谁是真的北平市党部，几天之内，共支付出八个市党部的经费。

　　8月17日蒋介石派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为第九路军总司令，门立时就兴高采烈地与“中央”合流。随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打电报把伪经济总署督办、联银总裁汪时璟召往重庆。汪起身之先，曾连夜编制资料及财政计划，经济总署的一部分伪职员也翘起了他们的尾巴。没料到重庆财政部找汪是为了追问联银从民间搜刮来的黄金数目，并不是要借重这位财政专家，汪接着垂头丧气而归。过了几天蒋介石派住在天津的靳云鹏、北平的何其巩为他个人驻平、津代表。何在那时是伪中国大学校长，接到电令之后，认为这是他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立时通知王荫泰给他腾出外交大楼，作为“委员长驻平代表办公处”，并要在混水中摸鱼，向政委会索要开办费5000万元。

　　这时国民党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已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王荫泰把日本投降后公款开支情形向他汇报。王鸿韶以何其巩的职务，只是在接收人员未到以前作一些联系工作，绝不需要这样多的款项，向蒋请示，蒋令行营追回。何其巩就把外交大楼粉刷了一遍，报销了这一笔巨款。从此这位代表也就匿迹销声，无颜在汉奸群中摆来摆去。另一个大汉奸的龙套角色伪政会内务厅蒙藏事务处处长关振华，也在一旁看出了苗头，通过地方电台，取得重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的同意，率领他处内的职员以张炳如为首，与国民政府合流，接收“七·七”事变以前原在北平设立的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后来重庆蒙藏委员会因内部矛盾，波及关振华，将他移送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徒刑。

　　自日本投降之后，各级汉奸都心神不安。后来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演说，强调对于汉奸罪行的处理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汉奸们听到之后，都认为自己没有作过坏事，在心情上松快了许多。没几天报纸又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则是既论职守，也论行为。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在地位上是荐任职但不是机关首长，或者是委任级伪职如有犯罪事实或经人告发，也要受到检举。因之各伪职员的心情又顿时紧张起来，四出奔走门路。这样就给法院审理汉奸时造成贪污枉法的机会。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平后，即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荫泰派总务厅次长祝书元负责交代。王于交代完结后向李宗仁“自首”，李对他说“中央对于汉奸有一个通盘计划，你等待中央处理好了”。

　　10月6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在日本投降时，住在北京的特任级汉奸有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委员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担任简任伪职而职务重要的有内务总署署长吴瓯，北京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些人除了王揖唐、董康托病住在医院，祝书元因办理交代“有功”李宗仁从名字中给予销除，吴瓯先期逃避，汤芗铭因为汽车发生了障碍未能参加以外，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

　　那次宴会所备的酒席极为丰盛，但这些赴宴的汉奸，因院内军警戒备森严，都意识到宴无好宴。戴笠在他们匆匆地吃完了以后，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他并告诉王克敏：“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那时正在漱口，听戴宣布名单时，精神突一紧张，即倒在沙发上。戴同他直接讲话，才期期艾艾地答称：“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说：“你愿去很好。”接着又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随向戴笠表示了谢意。戴说完以后，即指挥军警用汽车把这些人解往炮局监狱。

　　前面说过，王克敏在投靠日本之先，即曾通过宋子文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这次戴笠给他关照，很可能蒋介石在核定捕奸名单时对戴有所指示。王被押不久，即病死狱中。由其姘妇小阿凤、女婿邵东湖领尸装殓;在柏林寺停灵三天，即草草埋葬。

　　曹汝霖自日本投降后，即打电报给蒋介石向他祝贺抗战胜利，蒋当时回电也对曹表示了慰问。曹在华北沦陷时期虽未担任伪政权的正面责任，但他权衡到自己过去的卖国行为和人民对他的积愤，仍认为随时有受到法律裁判的可能。被捕那天下午，他由汪时璟住宅给他的管家李静亭打电话，由李给他送去行李、洗漱用具及鸦片烟等，晚上与黄南鹏睡在地板上面。曹汝霖的儿子曹朴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七·七”事变时任天津市特别第二区主任，天津沦陷后，日本军队仍派他继续为该区主任。那时曹汝霖住在天津，日本军事当局不断到他家访问，曹朴曾劝阻他父亲不要作日本的傀儡。

　　日本投降时，曹朴任天津开滦矿务局秘书，因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他的士官学校同学，曾托杜对他父亲予以关照，这时得到他父亲被捕消息，立时转告杜建时。适在这时蒋介石由重庆来北京，杜也由天津赶来，向蒋要求把曹释放。蒋听到曹汝霖被捕消息，很为诧异，说他核定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时，并未列入曹的名字，即派戴笠亲自送曹回家，并嘱戴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又派戴笠代表他本人向曹慰问，曹也请戴转向“委员长”致谢。隔了几天，曹命他管家李静亭把他北京住宅的家具、古玩等项全部售出，把房产交给住在南河沿的他的女儿管理，并把李静亭介绍到有他投资关系的丹华火柴公司工作。曹本人则迁往天津随即转道上海，以后即不知去向。

　　苏体仁在日本侵入太原后，即在阎锡山与日本双方的谅解之下，出任伪山西省长。阎盘踞陕北、晋南一带时，彼此仍保持紧密联系，阎的代表即住于伪山西省政府内。苏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时，仍未与阎断绝关系。日本投降后苏由北京逃往太原，阎为他制了大量保结，发给各市县当局，转发各县民众签名向政府具保赦免苏的罪行。苏住在太原，受到阎的优待。

　　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自日本投降后，即更名张云逸逃往东北。他以前与国民党中委吴铁城有些私人关系，要求吴为他设法摆脱他的汉奸罪行，吴致函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为他说项，在信内誉吴“思想绵密，才气纵横”，因而获得李宗仁对他同情，从汉奸名单中把吴瓯的名字撤销。

　　汤芗铭在戴笠请客那天，因汽车发生障碍，未能参加宴会，听到其他汉奸被捕消息后，仓皇逃往上海。因他是民社党的北平市主委，经过他的主子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乞求蒋介石从汉奸名单中把他的名字给撤除。

　　王揖唐于日本投降后，即托病住于中央医院，暗地里作脱卸他汉奸责任的活动。他曾用蒙藏委员会的房产贿赂国民党地工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张文波(又名张景涛)，企图从轻发落他的汉奸罪行。那时伪组织的蒙藏事务处已与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合流，我在该会任职，当我向王接收这项房产时，王还向我要求要把房间的后半部拨给张文波“办学”。经我拒绝之后，王又故布疑阵，对我说什么他在伪政权中的事情，都能向中央交代，言外之意，是要杜绝他旧日的属员对他检举的念头。

　　河北高等法院于1946年春季根据军统局华北办事处马汉三的移送书，把王揖唐拘押于看守所，进行侦查审理。王揖唐委任律师汪觉民(原名汪赞熙)为他撰状并出庭辩护，汪觉民是前清福建巡按史汪声珍之子，伪内务总署参事汪济艭之兄。王揖唐早年曾与汪声珍及伪内务总署署长江绍杰等换谱，他三人为同科进士，关系颇为密切;民初王揖唐任吉林省长时，汪声珍曾在幕后为王策划一切，王、汪的交谊，又更进一步地笃厚。所以王在华北作汉奸时，汪济靆能掌握他的“机要”;在王被法院审理的初期，汪觉民也能死心塌地地受王的驱使。

　　1936年王揖唐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时，曾通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关系，在南京、杭州两次谒见蒋介石，陈说当前中日局势。蒋曾派王去东京访问日本元老犬养毅、高桥、牧野等，征询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回国后把访问情形，写了一篇东游纪略交给了蒋介石。在他任华北咨询会议委员时，又曾与曹汝霖等营救国民党地工人员许惠东、严宽等出狱。王把这两件事认为是对国民党立了“功勋”，派顾明德(王揖唐妻顾育季的侄子)等分头找得吴忠信、严宽给他出具证明，用作申请法院对他的罪行减免的证据。

　　河北高等法院最初审理王揖唐的推事何焯，原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司法官养成所所长，是王揖唐任用的伪员，他要以这个在北京审理的唯一特任级汉奸，作为他个人立功自赎、投靠国民党的有效工具。每次开庭审理时，都用极其峻厉的言词，罗织王揖唐的汉奸罪恶。王在他的旧日属员的严重压力之下，悲愤交加，汪觉民遂代王揖唐策划向南京司法部检举何焯负有汉奸罪行，不应任为国家法官。王揖唐在书状中表明，为了“扶持国家正气，维护法律尊严”，坚决反对以小汉奸审理大汉奸。因此司法部将何焯免职，另案侦查何的罪行。河北高等法院改派推事吴盛涵继续审理王揖唐。

　　自汪觉民策动王揖唐检举何焯案发生后，北平司法界群起向汪进攻。汪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立足，特到外埠执行律师业务，并介绍律师赵毅为王揖唐出庭辩护。

　　王揖唐对他的被控案，所采的应付步骤，除了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目的以外，另方面在审理进行中，伪装重病，争取时间，用来等待大赦。法院每次拘提王揖唐审讯之前，都派法医检查他的健康情况，并给注射强心剂。那时监狱的法医陈礼之曾任王揖唐的内务总署卫生局科员，因为王揖唐曾检举了何焯的关系，不敢向法院反映王的实在健康情况，每次作出的鉴定都是病势严重，不能作畅达的语言。王在每次开庭时都装腔作势地哑哑不言，因此当接到高院判处死刑的判决书时，两次申请复判获准，暂时延长了生命。

　　1948年9月南京最高法院最后一次复判到平，仍将王判处死刑。10日在姚家井第一监狱把王揖唐执行枪决。

　　1946年春季，军统局把羁押在北京炮局监狱的特任级汉奸王荫泰、齐燮元、周作人、王谟、汪时璟、陈曾拭、杜锡钧、刘玉书、潘毓桂(刘、潘都是伪政委会委员)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齐燮元被判处死刑，在雨花台执行枪决。其余都在法院羁押。原在汪时璟家逮捕的黄南鹏则由北京河北高等法院审判。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10-04 09: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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