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国民党抗日人士邱琮
2018-03-15 16:25:51  来源：论文网，作者： 金　城  点击：  复制链接

　　一

　　1938年，邱琮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来到延安。他1925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采矿科。留日期间，曾参加反袁(世凯)、反段(祺瑞)运动，并参与旅日台籍青年组织“东宁学会”，开展学习祖国语言、回祖国工作、拥护祖国光复台湾等活动。归国后，曾在东北从事开发煤矿的实业，后又被陈铭枢邀请到广东参加地方建设工作。在此期间参加国民党，并曾随19路军到江西“围剿”过红军。

　　九一八事变后，邱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多次到东北慰问义勇军。1932年6月，参与策划暗杀日本关东军头目本庄繁和伪满皇帝溥仪，后因败露未成。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反蒋抗日，邱一方面支持李济深等的抗日主张，另一方面又“婉劝”他们放弃反蒋。可见，邱琮虽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不满，但他又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使他看不清蒋的本质。

　　西安事变发生后，邱琮看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帮助张、杨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蒋介石，至为钦佩。加上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勇敢地开赴敌后战场，取得平型关大捷等重大胜利，更引起邱琮到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兴趣。1938年2月间，他从广东先到武汉，与周恩来同志取得联系后，又从武汉到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了介绍信，再坐汽车来到延安。他不仅要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和解放区，同时要考察一下陕北的矿藏资源。

　　邱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人很质朴。他个子很高，穿一身长布大褂，脚穿布鞋，不修边幅。脸略显长，肤色带着地质工作者特有的黧黑。手里随时拿着一柄地质人员专用的小锤子。他的举止言谈和工作作风，处处体现着献身科学事业的人特有的扎实、严谨、深入、钻研的特点。同时，他还具有地质人员不怕吃苦的精神。

　　他到延安后，不像某些访问者，走马观花式地转一圈，出席几个大会，发表几句演说，照几张相就算圆满成功，而是在我们交际科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深入调查研究。他观察问题很细，访问也不厌其详，并把所了解的情况详细地记在笔记本上。

　　我因为多次陪他外出访问，我们很快就交上了朋友，并达到了能够推心置腹的亲密程度。

　　一次，我和邱琮聊起广东的抗日局势，他跟我谈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说，现在蒋介石很着急。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山东、上海、南京等地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八路军却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声威大振，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迅速提高。蒋介石深知他的嫡系将领中能打硬仗的实在数不上几个，因此想起用杂牌军将领为他支撑抗战门面。在广东，蒋介石想恢复十九路军建制，起用原总指挥蒋光鼐，已给他7000支枪，要他在潮梅汕直到东江一带组织抗日武装。这样做一来可以利用蒋光鼐在广东的声望和他对日作战的经验，带领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为蒋介石捞回一点面子;二来可以限制、排斥共产党在广东的抗日武装。

　　邱琮又说，论打日本鬼子，蔡廷锴比蒋光鼐更坚决、更有办法。蒋介石为什么只起用蒋光鼐而不起用蔡廷锴呢?原来蒋介石认为蔡廷锴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最先公然违抗他的不抵抗命令，“桀骜不驯”，若将武装交给蔡，恐将更难驾驭;而蒋光鼐比较温和，尚能控制。

　　我知道毛主席对蒋介石的动态十分注意，特别是有关蒋的抗战决心和军事力量部署方面，尤为重视。我就将邱琮所谈的情况整理成一个材料，上报毛主席。

　　毛主席看了果然很高兴，很快就给我写了回信，内容如下：

　　金城同志：

　　广东材料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

　　敬礼!

　　毛泽东三月十三日

　　这封简短的信不但是对我收集材料及时上报的做法予以鼓励和肯定，而且是对整个交际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就是“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它体现了毛主席重视调查研究、收集材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以后，毛主席又把邱琮请到他的住处，深入细致地与邱琮交谈。

　　二

　　邱琮不但是一个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父亲炽热的爱国感情，抱着中国传统的“尽忠尽孝”的封建道德观念。

　　他走在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就抑制不住热爱这块中华民族发祥之地的强烈情感;他看到老百姓的生产方式仍非常落后，生活十分贫苦，情不自禁地发出惋惜的感叹。一次，他问我：“我们的祖先在这里休养生息至今已几千年，这里本是一块美丽富饶的沃土，何以现在贫困到如此地步呢?”

　　我说：“古代陕西确实曾是广阔、肥沃的富庶之地。我们的老祖宗炎帝、黄帝就活动在渭河上游及北部的黄土高原一带。然而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乱垦滥牧、乱砍滥伐和战争的摧残，陕西的森林草地、水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陕西地处我国西北的交通要冲，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加之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经常发动民族之间的征战，致使这块土地上战争不断，田地荒芜，民不聊生。自汉唐以来，这里就开始走下坡路，富地渐渐变成了穷乡。到了清代，又多了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陕西更是穷得出了名。穷到什么地步呢?我来到这里以后，听说过两个清代的笑话，可以讲给你听听：清朝有个‘穷秀才’进京赶考，殿试中进士，被委派到陕北三边某县补县官的缺，这位进士很高兴，急欲带上老婆孩子去赴任。他的一个朋友劝阻说，你先不要带老婆孩子，自己先去看好情况，找好房子再来接老婆不迟。那地方很穷，你要有精神准备。这个进士听从了朋友的劝告，把老婆孩子留在西安，只带一个公差，骑马出发了。果然越走越荒凉，到后来走一二十里路才看到一两户人家。到了他赴任的县城一看，哪有什么‘城’可言?只有几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和一排窑洞。‘城’里的人都下地劳动去了，只有一位骨瘦如柴白发苍苍的老头子，赤膊坐在房前晒太阳，掐着衣服上的虱子。进士走上前去探问：‘老乡，县衙门在哪里?’老头子看他不是本地人，反问道：‘你问县衙门做什么?’进士说：‘我是从西安来的，来做本县县官。’老头子一听很高兴，哈哈大笑，说：‘你来了很好，我就可以走了。我就是本县县官。从前一直没有人愿意到这里来接替我。现在你总算来了，我的日子也到头了!’进士愕然，又问：‘县衙门有几个公差?’答：‘两个’。又问：‘两个人在哪里?’老头子一指：‘就在对面的窑洞里。’进士按照老头指的方向走过去，向一个老妇打听，听到的问答是，一个下地干活去了，一个出差未归。第二天，新老县官正式接交公务。老县官交出来的东西除一个官印和一套文房四宝外，什么也没有。老县官临行关切地嘱咐新县官说：太阳落山以后千万不要走出房门，睡觉前一定要用大石头把门顶好，否则狼就要来敲你的门;外面无论什么声响，都不要出来看。这一席话说得新县官毛骨悚然，犹如一瓢凉水，从头浇到脚心。”

　　“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年，有一位主考官到陕北某县主持科举考试。十天以前遍贴告示，要童生们前来应试，谁知到考试那天，竟只有四个人前来应试，而上面分配给这个县的秀才名额是五人。主考官感到缺一人不好交差，就叫公差再去拉一个人来应试。公差走到街上，见城内壮丁们都下地干活去了，只有一个木匠在做木工活，公差走上前去问：‘考官老爷贴的告示看到了吗?’木匠答：‘听说了。’公差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考试?’‘我不会写文章呀!’‘你自己的名字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凑合可以写下来。’公差说：‘那好，你就去应试吧。’结果，连同那个木匠，参加考试的五个人全部中了秀才。”

　　邱琮听了这故事，辛酸地笑了。这两个旧时代官场中流传的故事，的确很辛辣地道出了陕北的贫困、落后、闭塞，使那些对陕北的实际情况不大了解的人，一下子就能懂得陕北贫困的历史根源。

　　然而，邱琮并没有对陕北失望。当他看到解放区的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和边区政府的帮助，生活日益得到改善时，对共产党的政策赞不绝口。

　　邱琮特别告诉我们，陕西地处黄河流域，地质构造复杂，矿藏资源极为丰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在这里采炼铜、铁、金、银、锡、铅等。将来赶走了日本鬼子，应该好好地开采这些宝藏。他专门跑到延长石油矿区旧址去勘察石油储藏量。

　　原来，早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就有英国人来此勘察过，并打了几眼油井，生产过一些石油。不久，英国人就宣布石油没有了，并说中国是贫油的国家。邱琮来到延长石油矿区，敲敲打打，反复观测，回来以后很高兴地告诉我说：“延长肯定有油源。我们中国贮有石油矿藏的地方，外国人即使勘探到了，也不会告诉我们的，他们故意说中国无油。千万不要相信外国人，不要再让外国人来勘测。我对你说一句心里话，就是苏联人，也不要让他们插手。”

　　三

　　邱琮在陕甘宁边区一住两个多月，对政治、经济、军队建设、文化教育、生产计划、行政领导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我们还满足了他的要求，介绍他与毛主席、张闻天、林伯渠、张国焘、康生等谈了话。总的说来，我党、我军、我边区给他一个十分良好的印象。

　　比如，他在延安看到城墙上画着一个巨大的中国人用刺刀把细小的日本鬼子扎在地下，高兴地说，我在国统区看到的是《日寇暴行录》那样令人悲伤的书刊，听到的是日本人如何厉害的恐惧议论，感到压抑得很，仿佛中国人生来就是任人宰割的一群绵羊，软弱无能。而在陕甘宁边区，看到的都是藐视日本鬼子的标语和宣传画，听到的是昂扬的抗日歌声，使人感到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力量。

　　他说，你们从上到下，各机关各部门，办事效率极高。我每次提出什么问题或要求，你们的答复总是又快又干脆，上级没有官僚架子，下级敢于负责办事，公务从未互相推诿，与国民党的腐朽的衙门作风真是迥然不同啊!

　　他看到我们交际处自己用旧报纸糊信封，写信也很简短明了，没有繁琐的客套;甚至给毛主席写信也用粗糙的毛边纸、报纸糊的信封，而决无“不恭敬”之虑。他感慨地说，你们真清廉，真民主，有你们这种精神，不愁打不败日本，不愁中国不富强。

　　5月间，邱琮带着对延安的良好印象，告别了我们，返回了西安。

　　四

　　5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要叶子龙同志通知我到他的住处去一趟。我急忙赶到凤凰山。当我走进毛主席的窑洞时，见毛主席没有像平时见到我时那样高兴，而是面有愠色。我刚坐下，主席就从办公桌上拿起一迭信纸，对我说：“你知道吗?邱琮来信了。你看看!”说着把信递了过来。不待我细看，他又说：“你的报告对他反映很好，他对我们的印象也不错。你们辛辛苦苦地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本来给了人家一个很好的印象，结果在他离开延安走到七里铺时，被保安处的检查站搜了身，检查了行李，还扣留了他的笔记本，引起他很大的不满，对我们的好印象都给破坏了，你说这事影响多坏!”

　　我吃了一惊，说：“为什么要搜查他，我不知道。”想了想，我又说：“大概是因为他的笔记本记了我们提供的有关边区建设的一些情况。”

　　“那有什么关系呢?”主席说，“他是一个爱国分子，这些材料给他带去，对他有用，对我们也是个宣传。即使是不愿与我们很好合作的人，带那样一些材料走，也没什么了不起嘛!人家无非是收集一点材料或情报。我们在武汉、西安、兰州设办事处，不也同样在收集各种材料、情报，做调查研究吗?”

　　我问主席：“这事该怎样处理?”

　　主席说：“我已经要保安处立即把邱琮的笔记本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并通知了八办的伍云甫同志，要他派人到西安旅社向邱琮道歉，让邱琮耐心等待我们送还。”

　　我为主席的果断措施而舒了一口气。停顿了一会儿，主席又问我：

　　“听说你们交际处搞一种‘来宾证’，凡是来宾都发一张，出入城门必须向岗哨出示‘来宾证’，有没有这种事?”

　　“有。”我回答。

　　“你们搞‘来宾证’是优待人家呢，还是限制人家?你看来宾会不会暴动呀?有没有带枪支呀?”

　　“当然不会暴动，也不会带枪。”

　　“不会暴动，没有带枪，还怕什么呢?你们放开他们到处跑好了。我们好的地方让他们看，不好的地方也让他们看，是非好坏由他们自己去辨别。你们快把‘来宾证’收掉，这样保安处派到各处的岗哨，就没法盘查他们了。”

　　从此交际处不再发“来宾证”了。

　　五

　　我回交际处后，细看邱琮的来信。只见信写得很长，密密麻麻的小字写得很工整。字里行间还有毛主席阅读时所做的圈点勾划。可以看出，毛主席看得很认真，连错别字和错标点都一一在旁校正。主席看过后，在信上指示：

　　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因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毛泽东六月六日

　　邱琮在来信中写道：这回北来两个多月，得了各位和各机关各团体的厚待同种种指教，得益很多。我一些也没有可以报答，实在抱歉!因为各位和各机关团体常常虚心坦怀地向我们请求批评，我们初来，实在因为外边太坏，所以只觉得这里的好处，缺点一些也看不出。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渐渐稍微觉察些像是应改进补充的地方了。然而这也是很浅薄的。我今乘在西安候行李的时候，把它整理成《管窥谨献》一篇，送呈各位参考参考。我也知道必然很多隔靴搔痒的地方，不过聊表我对延安的爱好和感谢的微意罢了!另录我别延安的新诗一首，也藉博各位的一笑!

　　别了啊!延安!

　　延安啊!延安!你的岁月几千年?

　　延河水流在宝塔前!

　　小米窑洞还依然。

　　但是精神今变了，

　　纯是天真烂漫，忠诚勇毅一青年。

　　我和你相处了两个月，

　　知道你救世的心虔，

　　知道你抗日的心坚，

　　把我十多年的疲倦都化作了云烟。

　　沙漠中得了水草，暗室中得了明灯。

　　啊!延安!今要同你别了，

　　哪能不令我一步三回顾，一顾三流连!

　　只是鬼子的飞机大炮，

　　已轰遍了国土的四边，

　　鬼子的奸掠焚杀，

　　已剥尽了民族的威权。

　　若不南下负起重责，

　　哪算尽了人生的本能?

　　哪算对得起我这良朋?

　　别了啊!延安!

　　等扫净了腥膻，恢复了幅员。

　　再到黄陵边，握手话缠绵。

　　《管窥谨献》

　　延安诸公，谦恭下士。喜闻摘过，邦纳善言。彬彬有若古贤之理想境。殊出外界意表。琮促于良朋之谊，感于漓世之义，因不嫌琐碎，谨献管窥所得。因知羁旅期短，仅识皮毛。冀或旁观者清，偶有一得耳。倘有裨补国族，何幸如之!概列如下……

　　接着，邱琮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九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从他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很尖锐中肯，又都是积极的、善意的。如在对检查行旅一事提意见时，他写道：

　　现在延安七里铺，所取对于出境旅客之检查法，余此次旅行历闽、粤、湘、鄂、豫、秦六省，严格殆以此为第一。以延安目下所处境遇，自应严格防奸;但察其检查法，勤笃有余，机警不足。小奸小探或偶可发觉，大奸大探非用旁敲侧击，长期窥伺，袭其不备，殊难于必受检之旅具中，得其物证也。且如此检法，或反得意外恶果。即旅客学生来延数周数月之良好印象，将有因临出国门而受翻检、搜身、扣留文件等等而变成仅留最后一个恶印象者。此将为扩张党势之大损失。……

　　其坦率和尖锐，可见一斑。在信的末尾，我机要部门按毛主席的指示注明了传阅的范围。

　　看过邱琮的信，我想到，凡是正直、诚实的爱国人士，到延安后都会对共产党产生信任，寄予希望。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我们共产党人多么需要虚心倾听广大党外人士的诤言啊!毛主席当时对邱琮其人、其事、其信，如此重视，如此认真严肃对待，对我教育实深，至今记忆犹新!

　　六

　　尽管邱琮对国民党的为私而腐败、共产党的为公而清廉看得十分清楚，可惜他毕竟是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旧知识分子，他的带有封建色彩的世界观，使他分不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阶级本质，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历史前进的方向。他的爱国感情，是出于狭隘的爱国主义，他只知道富国强兵，振兴民族，而不懂得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三大敌人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达到目的。因而在政治风浪特别是在历史大转折中，他很容易迷失方向，受骗上当。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任命陈仪将军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陈仪代表中国政府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从这一天起，被日本侵夺50年之久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等正式宣告收复，重归中国的版图。

　　邱琮得此消息，激动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以为老父的愿望已经实现，他应该回到台湾去报效台湾人民。

　　1945年底，他任台湾省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全国解放前夕，他任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上海解放前夕，陈铭枢曾劝他留在上海，他未允，逃到广州;叶剑英同志又派人到广州劝他留下，他又未允，匆匆离广州经香港逃往台湾。

　　由于其父邱逢甲在台湾的影响和邱琮本人在台各阶层人士中的声望，国民党对邱琮加以充分利用。1957年，邱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从事对日外交活动和台湾学术、文化事业，为国民党效力。

　　1976年1月，邱在日本活动期间，因脑溢血死于东京，终年73岁。他一生的理想是为台湾回归祖国及台湾人民的自由幸福奋斗，但终未能如愿以偿，这不能不认为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金城：曾任延安交际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93年逝世。)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6: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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