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光华：年青的劲旅
2017-12-22 14:35:24  来源：《大江南北》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9月下旬，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主力回师锡(无锡)澄(江阴)地区。10月8日，叶飞率“江抗”抵达武进县的西石桥。为执行新的任务，陈毅决定“江抗”进行整编。随即，“江抗”移驻扬中。

　　“江抗”西撤之后，东路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伪除加强交通沿线的据点守备和严密封锁外，还频繁地对乡村进行“扫荡”。

　　“江抗”西撤时留下的不能随军行动的几十个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由常熟县委把他们转移到阳澄湖畔的村庄里，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流动治疗。当时形势险恶，伤病员只能隐蔽在阳澄湖一个港汊近旁的芦苇丛中，白天挖点芦苇根充饥，天黑后，当地群众冒险送来熟食。不久，秋雨连绵，湖水暴涨，淹没了这块小洲。他们手拉着手，不敢打盹，以防被湖水氽走。他们没有药物治疗，没有营养保障，身体虚弱极了。待湖水退走之后，他们清点人数，还是少了一个，是被湖水氽走了，让人痛心的是连名字都不知道。这引起重病留此的原老六团作战参谋、后任“江抗”第五路参谋长夏光的重视，他与顾山战斗负重伤的刘飞商量后，立即由他主持召开了会议，议程第一项就是登记个人姓名，留下一份36人的花名册。

　　蛰伏芦苇荡的伤病员在常熟县委的安排下，转移到张家浜。然而，缺医少药，酿成10个同志死于败血症，有一个同志因伤重而逝，留下的只有25人了。就是这些尚未康复的伤病员，给常熟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人们传说：“江抗”没有走，张家浜有个“江抗”留守处。伤病员来到夏光同志面前，争说自己已经康复，可以拿起枪来与日、伪、顽干了。其实，这也是夏光正在谋划的一件大事，兑现编造花名册时的承诺。

　　已是“挺纵”副司令员的叶飞，于肩负“发展华中”重任的同时，一直想着要在东路“重建武装，坚持抗战”。经过深思熟虑，他把第二团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部队，要他从扬中返回常熟。临行前，叶飞对杨说：“坚持东路抗战，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重要意义。苏、常、太地区基础好，留有伤病员和武器，重建武装是有条件的。”

　　杨浩庐到达阳澄湖，先后见到了刘飞、夏光。由夏光引领，杨浩庐与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特委委员兼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民抗”司令员任天石，还有东塘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等开了几天会，传达了叶飞关于“重新组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简称新“江抗”)。司令员由夏光担任，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原老六团党总支书记黄烽(重病员)任政治部副主任。

　　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宣告成立。夏光首先把已经恢复健康的伤病员吴立夏、张世万、叶诚忠(均为闽东红军连、排长)等十余人，组成一个班，对外称特务排或特务连，吴立夏是班长又是连长，仅有一支驳壳枪，还是刘飞去上海治伤时留下的。

　　在地方党组织的鼎力相助下，到1940年2月初，新“江抗”已发展成近百人的主力连。

　　从1940年2月中旬到4月，新“江抗”在何克希、吴仲超、夏光指挥下，频频出击，转战沈浜、陆家桥、华村、阳沟楼等地，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敌伪，震慑了顽杂部队，新“江抗”声威大振，部队也由一个连发展到5个连。4月下旬，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到达常熟董家浜。这是陈毅为发展江南抗战，经他多次建议，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于3月间决定，派谭震林到东路组织军政委员会，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

　　4月25日，谭震林在徐市召开东路干部会议，成立以他为书记，何克希、吴仲超为委员的东路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改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简称不变)，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何克希任副司令员，张开荆任参谋长，吴仲超任政治部副主任，并决定立即整编部队，大力发展武装，制定《关于坚持东路抗战十大工作纲领》。

　　从1939年11月6日，到1941年1月，新“江抗”在战斗中锤炼成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被誉为“党的模范游击兵团”。

　　皖南事变后，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全军扩编为7个师、一个独立旅。整个苏南部队改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3月上旬，新“江抗”移至路西地区，改编为第六师的第十八旅，旅长江渭清，政治委员温玉 1939年11月6日，老“江抗”留下的伤病员和地方武装相结合，在常熟东塘市成立“江抗”东路部队。新“江抗”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后整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新“江抗”、十八旅和我党领导的老大哥部队一样，富有青春的活力。同时，它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沪宁沿线东段，大上海的外围，这些地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年轻的工人、学生、店员和识一些字的青年农民参军的比较多，可以说是一支有文化的工农队伍。部队和根据地发展迅猛，干部队伍年轻化程度比较明显。各个时期师旅领导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善于掌握发展建设部队的条件。部队从苏南东路转战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后，在苏中区党委和一师统一领导、指挥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从江高宝兴(兴化)等地区动员民兵和农村积极分子参军，而且在上海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仍不间断地从城市工人、学生、店员中输入新的力量。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被日军占领，又有大批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学生青年来参军。

　　1940年春，我在十八旅的前身——江抗东路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一度到太仓做开辟新区工作，不久又回东路和六师教导队学习、工作。

　　一次战斗

　　我任青年干事时，根据领导的指示和分工，经常到连队帮助了解战士的思想和组建“青年队”。东路初期只有三个主力连，编为一个支队(后来称二支队)，支队长是陈挺同志。“青年队”类似现在的共青团，队员经过个别谈话、审查、发展。三个连开始各发展了10多个队员，组织生活沿用半公开方式，队长从党员或即将入党的战士中挑选，由领导指定。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在连里同一位刚被任命的青年队长谈过心，中午突然发现日伪军向我们驻地北港庙一带奔袭。我部能参战的人员全都投入战斗。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指战员作战英勇机智，毙伤敌30多人。我方也有8人牺牲，其中半数是青年队员和刚入党的战士。临黄昏，敌人被迫撤退，我在连里参加打扫战场，发现那位青年队长躺在麦田旁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我们匆匆地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跟随部队转移宿营地。当时一起参加战斗的，我记得还有一位麦汝璧同志，性格热情豪爽。在北港庙战斗之前，一次行军刚到达宿营地，大家一起聊天，他曾说：“日本膏药旗可恨，国民党帽徽可恶，我最喜欢红五角星，像《西行漫记》里的毛泽东和小红军那样，可是现在又不能戴。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在坟头上能刻个红五角星。”后来他在当连队政治指导员时也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牺牲时战友们只能匆匆地掩埋他的遗体，也没有条件按他的遗愿去做。麦汝璧同志那时20来岁，那位青年队长只有十八九岁。像这样一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同志，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赴汤蹈火，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

　　一次电影晚会

　　1940年秋冬，部队在江阴、无锡一带活动。澄锡虞地区顽伪势力受到我们沉重的打击后，情况相当缓和。谭震林司令常派人去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的帮助，进行扩军、采购军需物资和文化用品。去上海的同志曾设法租到了一部苏联有声电影《农夫曲》，在指挥部驻地江阴小庄圩、蒲墅里、张缪舍向军民放映。当时能看有声的电影，不要说农村群众感到异常新奇振奋，就是从上海等城市来的同志也觉十分难得。我们教导大队紧靠指挥部，得以优先观赏。记得《农夫曲》的主题歌是《火犁进行曲》，歌词里有：“哦火犁，你是钢铁的战马，火犁，你是我亲爱的战友……”电影和歌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庄青年男女劳动欢乐的情景，使我们十分向往羡慕。我在教导一队任政治指导员，陶剑华同志任文化教员。陶剑华身材魁梧，唱歌声音宏亮，是个“洋嗓子”，指挥唱歌节奏准确有力，人们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牛”。他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但是性格仍像一个老小孩，部队和驻地群众都喜欢和他接近。他教我们大唱特唱《火犁进行曲》，前前后后还教过《反扫荡》、《军民合作》、《伏尔加船夫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新四军军歌》等。

　　一次报告会

　　谭震林同志经常向我们作形势任务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不用讲稿，我们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来，回头再看记录稿，很有条理，很受启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报告着重谈学习问题，他说;“今天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今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要靠我们善于学习。我们不仅要埋头工作、英勇作战，而且要随时随地利用战斗间隙，多学一点军政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我们当时处在战斗行动频繁的环境，很少提到和听到“学习”这个词。尽管也经常上军事政治文化课，尤其是教导队，本身的任务就是组织学习、培训干部，但是像谭师长这样一次专论学习、强调加强学习，却觉得很新鲜。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大竞赛”和“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等论述，也是在谭师长这次报告里第一回听到的。从此以后，我们经常要检查自己是否坚持“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也反复要求学员回部队后自觉去做。后来我被调到五十四团三营工作，有一天团长吴咏湘同志和我闲谈，他也谈到自己的学习精神和态度是深受谭师长的影响而养成的。他说，谭师长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抓紧点滴时间学习，而且十分重视组织干部学习，重视培养扩大干部队伍。他还举了谭师长怎样请别人帮助学文化、怎样想方设法找到敌伪报纸进行阅读，辩识情况的事例。我当时深受启发。干部队伍年轻，军政工作活跃，是我们部队的特点。师旅首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引导干部和战士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利用战争间隙坚持认真学习时事、政治、文化，是广大干部和战士迅速成长的重要经验。

　　一次军民联欢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苏中一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教导队也于该年冬扩建为大队，李超同志和我分任大队长、教导员。学员对象不仅有主力连的战斗骨干，而且还选调来大批民兵骨干，培训后分配到各营团工作。教导大队一面进行教学，一面派干部帮助组织当地民兵。每到一处驻地，不是住一二宿就开拔，而是住十天半月才转移。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时老驻地的房东还带着小孩，挎着自种的茨菇和自家打来的野鸭，像走亲戚一样，跑了10多里路来看望我们。1944年春节，我们在宝应郑家渡，军民齐动手，结合积肥大搞卫生，清理扩充了活动场地，开了个军民联欢大会。学员中的外地人、本地人和村里的积极分子大显身手，荡湖船、踩高跷、打莲湘、说快板，节目丰富多彩。“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哪，来了新四军，爱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这种鱼不离水、水乳交融的情景和歌声，几十年来常在我脑际萦回。

　　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和参谋长夏光同志等已经调走，刘先胜旅长、韦一平政委和刘飞副司令等到边缘地区检查工作和指挥作战时，路过我们驻地，常来了解情况，指导我们工作。我们教学工作和物质生活上有了困难，领导上总是及时关心帮助，设法解决。我们一批批年轻的战士、工作骨干，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培育下不断成长起来的。成。新“江抗”所属三个纵队依次编为五十三、五十二、五十四团。11月，奉新四军军部命令，谭震林率师部和十八旅渡江进入苏中;第十六旅留于苏浙皖边，坚持抗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22 14: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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