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日自卫会”和《抗日三日刊》的回忆
2017-01-04 15:34:03  来源：丽水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方影村
 

1937年，抗战烽火燃烧着祖国大地，家乡沦陷，我和陶湄波在南昌、汉口等地度过了一段流浪生活，辗转返浙，到了松阳，经在县府工作的一个同乡授意，写信给县长蒋剑农，毛遂自荐，即被委派在刚筹建的抗日自卫委员会任干事。

抗日自卫委员会是黄绍竑第二次主浙后发起的，各县都建立，它担负着战时总动员的协调机构，实际上并无实权。主任是县长蒋剑农，副主任是县党部书记长戴逸云。委员会设有教文组、军事组、经济组等。我记得教文组（后改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组长戴逸云兼，副组长林葆桂（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军事组组长徐图远，当时称他徐司令（是黄绍竑兼任总司令的浙江游击司令部下属的一个支队司令）。经济组组长何联章（何联奎之弟，县合作金库经理），副组长胡连虎（县财政科长）。委员中，有县内各个方面的头面人物，如何鹏（农会主席），宋昌和（商会长），周化南（县中校长），方洁（毓秀小学校长），潘浙（律师，后任战中校长）等；有社会名流，如叶宗山（胡宗南的岳父，后任民食调剂会主任），吴朝冕（曾任奉化武岭学校教师）以及蔡焦桐等县内士绅都罗致在内。办公室起初设在县政府内，仅我和湄波二人。后来迁到文庙旁的一个墙门内，才陆续增添充实。一个秘书，叫陈志方（兰溪人）。二个干事，一个叫丁廉，一个叫刘绍宽，年纪都很大，管总务。一个助理干事潘麟，主要是抄写。一个工人杜云祥（龙游人）。还有一个老绅士，叫李廷芳。一个中医叫汤凤桐，一个工人忘其姓名。这座房子虽是古老，却很幽静，后来还油漆粉刷了一遍，我俩办公桌旁的百叶窗外，就是文庙旁的柳荫石级路，寝室外的庭园内，有梅树、冬青、梧桐、芭蕉之类。我俩常和友人在那里论国事，谈文艺，凝聚着真挚的友情，也写下了不少诗篇。“剑短空怀报国志，头存羞写灭胡诗”“凭栏欲揾河山泪，见物常存故里情……”这些诗句，正是当时那种爱国思乡情怀的写照。

抗日自卫会除了办些例行公文外，并无多大工作。我虽在县中兼教一些课程，还在战时补习夜校中授课，但并不很忙。两个未满二十岁的青年，面对漫天烽火，激情满怀，“位卑未敢忘忧国”，既不能像班超投笔从戎，那就只有拿起笔了。我们在《东南日报》的“笔垒”，正报的“烽火”，《浙江日报》的“江风”等副刊以及《浙江潮》、《号角半月刊》等杂志都发表过一些诗文。但我们还想为灾难深重的祖国做些什么，于是两人就办起了壁报。壁报自写、自抄、自编，用抗日自卫会的名义，在文庙前的一座大墙上张贴，故又名“街头墙报”。我们不论写一首诗，一篇文章，从内容到编排形式，题头设计，都花了不少心血。墙报篇幅较大，式样也较新，这在宁静古老的山城，无异在水中投了一块石子，激起了不小的浪花。虽是一张墙报，看的人可真不少，而且还陆续接到当地青年写来的稿件，似空谷回声，我们视为珍宝。来稿如有不足之处，也尽量修改了发表，并给来稿青年写了回信，热情鼓励，因此从中结识了一些当地青年朋友。墙报出了几期之后，觉得抄写大字耗时太多，宣传面不够广，换一次很费力，于是就改为出刊油印小报。小报就二人办，从写稿到刻印，最快也得三日一期，故名为《抗日三日刊》。每期内容除宣传抗日的文章外，还有短评专栏，也有副刊，名为“血风”。报头是用红油墨套印，每期篇幅不一，有时二张蜡纸，有时三四张蜡纸，从不脱期。副刊有诗和散文，往往由我刻写。刻写一期一般需要花一整天，晚上两人在煤油灯下油印，像哺育自己的孩子，工作虽忙，但其乐无穷。小报出刊以后，寄往各地，一些在外地甚至远在重庆的松阳人，也常写信来索阅，有的还寄来自己的作品，内容好的我们都照登不误。后来感到油印份数不够多，如果不慎蜡纸破了更麻烦，于是改为石印，仍由我们自己用一种特定的墨，书写在石印纸上，再复到机器的石板上印刷。墨粘纸薄，虽不易书写，但字体比钢板灵活，漫画之类更不会走样，但石印写一期也要花一整天，最后才改铅印。《抗日三日刊》一百期的时候，出了特刊，我写了《我与血风》，还有一首诗《吹到黎明》，用来回顾那风雨如晦的三百个日日夜夜，像一对穷父母当他们孩子周岁时含着欢欣与酸苦的眼泪所写的纪念文章。

《抗日三日刊》的内容，丰富生动，主要是作为时代的号角，唤起民众，团结抗战。虽有县讯，但报导不多，仅对一些重大新闻报导，如那年闽浙边区的一支红军部队北上抗日，由遂昌途经松阳，抗日自卫会组织欢送会，领队的指导员在会上讲了话，慷慨陈词，深感振奋，我们就作了报导。又如松阳一位叫高某的空军将士，在武汉对日空战中阵亡，县里重修忠烈祠，举行了隆重的入祠典礼，我们也出了特刊。那时松阳除县里的单位外，部分省及机关也在松阳。较大的有省农业改进所（所长黄定森），后方医院（院长陈礼节），湘湖师范（在古市，校长金海观）。我们与各机关部门都有联系，凡有重大的活动都通知我们，新年里还送来贺年片致意。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还专门访问过湘师，抗卫会还请湘师歌咏团来县城举办过演唱会。

当时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都曾为三日刊撰稿，除政工队的一些朋友外，如农改所的夏宝林、李仁柳、陈自在，湘师的蒋明炬，青年学生徐群土、郭春、吴根唐、黄宗津以及生活书店一位姓周的负责人等，都常来叙谈，投来稿件，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样一张小小的三日刊，大概由于言词激烈，文章切中时弊，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它为顽固派所不快，故免不了受到磨难。有一些当地士绅吹毛求疵，百般挑剔。竟说什么“报名就不通，抗日可以三日吗？”有的还在县长面前谗言诋毁，蒋剑农大概是出于乡谊，听到这些话总不着边际地说一声“年轻人嘛”就算了事，倒不来干预。有时他还似警告又似关心地对我说：“你们注意些，榜上有名呢。”

《抗日三日刊》出刊后的一段时间，县党部也办了《松阳民报》，它和我们针锋相对是自然的。民报换过好几个编辑，其中二人时间很短，都和我们早就熟悉，也有一定的交情。一个是张人权，后来他到农业改进所任宣传科长，1942年我重归松阳，在农改所担任编辑就是他推荐的。另一个是金玉麟，她是1939年来的，但和我们结识不久就离开了民报，在县中代课。

1940年环境不容我们再在松阳了，我去江山编《号角半月刊》。途经遂昌时，得到一位同乡的帮助，给湄波联系好工作，不久他去遂昌县立师范任教。金玉麟先回碧湖，后来也到江山编《江声日报》，工人杜云祥也前来江山。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7-01-04 15: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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