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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通回忆录
2020-10-16 09:19:45 来源：烽火HOME 点击：复制链接

　　我的父亲徐国通于1992年开始写回忆录，直到2001年11月完成了上半部，不幸的是我的母亲李桂兰于2001年11月查出患有肺癌，同时住院治疗，我的父亲为了照顾我的母亲停止了写作，直到我的母亲2002年11月去世。我的父亲精神和身体一直不好，2004年也被查出患有胃癌，于2005年2月去世。非常遗憾的是，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也未完成他的写作。文字是父亲徐国通手写，因他生前一再提倡实事求是，除了标点符号和基本格式，我基本按照原文打出，仅供家人纪念和读者参考。

　　徐国通之女——若兰

　　2017年5月6日

　　前言

　　我是个平凡的人，是否有必要写回忆录呢?对此我作了长达几年的思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份量重大，寻常人物相对而小。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尊重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历史，并懂得继往开来，因而他们才能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尊敬。我非常尊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尊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亦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同时，我尊敬我的祖父、母，我的父亲和母亲，是他们把我养育成人，并给予了我做人的启蒙教育;我尊敬我的教师，因为他们向我传授了知识，使得我有了思想的基础;我尊敬科学家们，是他们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尊敬奥斯特洛夫斯基、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录、王进喜、刘胡兰等英雄模范人物，因为他们为我们作出了行为的榜样;我尊敬孙中山先生，因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满清政府，为打倒北洋军阀立下了不朽功劳……

　　相较而言，小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或者微不足道，然而，大的事件是由若干小的事件构成的，伟大人物也是从群众中产生的。我们熟知伟大的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是大兵团作战，数十万、成百万人的大会战，即是由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卓越的领导人指挥的，但这个大兵团同时也是由班、排、连、营、团，以及内中每一个战士和干部组成的。

　　我决定提笔，写下我的回忆录。

　　我的人生已过大半。从参加革命至今天，我的亲身经历和在这个过程中所总结到的经验教训，自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包含了我个人的成长历程，也应是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记录。

　　历史是公正真实的，因此，我在回忆录中，会本着对任何事，任何人的记述都实事求是、不可感情用事、不虚构原委的原则来记叙。

　　一个人一生的言行不可都是正确的，但能尽量持有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即使有消极的思想或情绪，也能够直述不讳，进而接受教训也是可贵的。

　　由于历史漫长，因此，在此回忆录中记叙所发生事件的时间、地点、涉及的人物，或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本着对事实本身不随意增减，更不歪曲的原则，我将原况包括自己对于在当时发生事件的认识在内，一一纳入其中，为求通过粗略的回忆，总结自己的过去，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扬长避短，更好地规范自己的晚年的行为，向党组织汇报，与有关同志交流互勉，并为自己的后代提供一点历史的情况。

　　(徐国通 1992年5月1日)

　　我的历史概况

　　1925年6月30日(古历五月初十)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当时属牟平县)午极乡西港村一个贫农的家庭。

　　1932年(8岁)于泽上村读小学。(离我村只有一里路)

　　1937年(13岁)读完小学六年级。

　　1938年～39年，继续在泽上小学复读六年级课程，同时在家下地做农活。

　　1940年于通海村学校读初中课程。(住在我二姑家里)

　　1941年随三叔逃荒到安东市(现丹东市面上)，在一家夫妻店当店员，至1943年3月。

　　1943年4月于泽上纪村小学任教员，自此参加革命工作。

　　1943年12月受组织委派到泽上纪村小学(此时已是共产学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学习。

　　1944年8月组织保送到乳山师范学习。

　　1945年4月于抗大一分校学习军事、政治、并任副班长、班军事教练。

　　1945年11月就任通化专员公署监印、校对科员。

　　1946年4月～8月就任柳河县政府文书股长。

　　1946年9月～48年2月就任柳河县政府代理秘书。

　　1948年2月～49年4月就任柳河县七区(大通沟区)区长、代理区委书记。

　　1949年4月～5月于辽东省学校学习，准备南下。

　　1949年5月开始入关(山海关)渡江(长江)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九江、南昌到达赣州。

　　1949年7月就任江西省赣县桃江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后任桃江、韩坊、大埠三个区的工委书记。

　　1950年2月任赣县人民政府秘书。

　　1950年8月～52年2月任龙南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

　　1952年3月～53年5月任龙南县县长、县委副书记。

　　1953年5月～55年2月任建工部中南建筑工程学校政治主任、教导主任、教务副校长。

　　1955年2月～56年1月任建工部苏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党委书记。

　　1956年1月～58年1月任建工部郑州建筑工程学校校长。

　　1958年～62年底任河南建筑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河南建筑学院院长。

　　1963年1月～68年任河南省建一公司、五公司、豫北建设公司党委书记。

　　1969年1月任新乡市建公司革委会主任。

　　1969年7月～1972年任新乡市重工业局党的核心组长。

　　1972年～1979年4月任中共新乡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5月～82年5月任豫北医学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1982年5月～83年5月任河南财经学院筹备组第一副组长(主持全面工作)。

　　1983年5月～85年8月任新乡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1985年8月29日经上级批准离职休息。

　　我的童年和少年的片断回忆

　　我能够记事大约在五岁左右，那时爷爷经常带我到山地里去，爷爷干活，我摘野花、捉蚂蚱玩，晚上在油灯下爷爷还教我念书、识字。我最早认的字是人、手、刀、尺、日、月等简单的字，最早念的书是红、黄、蓝、白、黑、小猫三只、四只……。当时年幼，不知红、黄、蓝、白、黑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北洋军阀政府当时用的国旗。

　　距村东约半里有一条南北向大道，当时人们称其为“官道”，这条道经常“过兵”，据说是张宗昌或刘振年的军队。在“过兵”的时候，村里的青壮年都跑到西山躲起来，不敢露面，怕被捉去当兵，老人和小孩还敢藏在村边灌木丛中偷看，我结伴偷看过两次。这些过路军队的扩军方法就是见人就抓。记得我村有个五十多岁的人，名叫徐京×，他以为自己年岁大了没关系，就也走到跟前看，结果被抓了去，自此以后，连老人们也不敢看“过兵”了。

　　年幼时，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很不系统的。祖父和父亲都只读了两年书，这在全村来说算是“秀才”了。因为他二人能写祭祖的牌位，就经常有人求写。祖父有时当着全家人的面，念几句“孟子见梁惠王子曰：学而时习之……”之类的句子，但这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祖父祖母和我的父母亲经常给我们讲二十四孝的故事，要我们不可偷人家的东西，不要打架，不要骂人，长大了不要欺负人，别人欺负咱也不行等，这些最初的教育，对我之后的人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记得奶奶讲过一则故事：“有位爷爷领着九岁的孙子，在打麦场收麦子，孙子骂了爷爷一句，刹那就阴了天，一个大火球在场院上空转动，接着围着孙子转，爷爷赶忙用簸箕和扫帚把孙子遮住，正在这时，一声雷响，火球不见了，爷爷掀起簸箕一看，孙子被劈死了，背上写了一行字：簸箕档，扫帚遮，九岁小孩骂他爷!这是因为骂老人伤天理，被雷劈死了。”这个故事虽属迷信之说，但对我来说印象深刻、受益匪浅，幼年就开始告诫自己绝不可有不孝，不轨之为，之后力循此行，天长日久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和规范。在我的一生中，不仅没有骂过老人一次，也没骂别人的行为。

　　上小学读书

　　1932年我七岁，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和母亲商议，说是哥哥开学时让我也一起去上学,那时哥哥已该读四年级了。我们村是一个只有28户人家的小山村，没有学校，只能到东邻泽上村(280户的大村)上学。头天家里交了一元大洋的学费，给我报了名，隔天就开始上课。去上学那天，教师把我领到座位让我坐下，不一会儿人到齐了就开始点名，当听到点我的名字时，我特别兴奋和感到新奇，学着别人应了声“到”。说来这个“到”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根本不知道。第一天的课程就是讲规矩，诸如守规矩、不准捣乱等。我坐在教室里四面张望感到非常新奇，一排排课桌，整整齐齐地坐着满满一教室小朋友，我看到在四年级的座位上有我的哥哥徐国盛(私塾，学生们都在一个教室里)，教师站的讲台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像，像两边是一幅对联，上联“革命尚未成功”，下联“同志们仍须努力”。像的左侧贴着一张纸，写着总理遗嘱的全文。这些字我虽不认识，但第二天(周一)刚好是纪念周，教师就领着大家念起来——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篇遗嘱的词句我学的很快，几周的时间就背熟了(但直到小学毕业时，也未能理解其中真谛)。

　　在整个六年的小学学习过程中，我的成绩属优良，这六年时间过得也算平静，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听讲、复习、背课文外，早饭前和晚饭后也都要到学校复习功课，特别是夜间，整个校园里仍是书声朗朗一片，一天到晚的学习安排很紧张，也很疲惫，到了星期天，还得要做家务，拾粪、扫地、推磨，做农活。过旧历年的时侯，算是最轻松的了，大人们忙活，孩子们放鞭炮、做游戏、爬高摔跤的乐不可支。记得就在我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那天，我哥哥哭着闹着硬是不肯去上学了，我因受他的影响也闹着不想去(主要原因是太累，教师还经常打学生)，父亲打了我哥哥一巴掌，他躺在地上还是死也不肯去，母亲抓住我的胳膊也要打，我挣脱了跑出门外，乖乖地跟着其他同学上学去了，从此以后，我不仅再也不敢说不上学了，而且逐渐对学习有了浓厚的兴趣。打从那时，我哥哥再也未去上学。他今年(1992年)71岁了，已退休。还有一件事我记忆深刻，那是到了六年级最后考试时，其他同学都退学了，全班只剩下两个人(我和张才见)，结考后，我的平均分数是82分，考了个第二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坐了“后板凳”。这件事令当时的我痛苦至极，六年时间，第一次当了末等生。我一脸沮丧地回到家，母亲问我考了第几?我低声回道：“第二”。母亲说：“不坏”。我却止不住失声哭了。这是1937年，此时抗日战争已暴发。我十二岁。

　　1938年春，我十三岁，因年小又无学可升(牟平县城被日寇占领)，就按老人的决定继续跟班复习。这一年社会的气氛既紧张又令人振奋，到处都张贴着抗日的标语、口号，校园内外抗日的热情很高涨。我们唱着：“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曲，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口号，渲染着我们的爱国热情。当时我们附近的村庄都驻扎着国民党的所谓“游击队”，我们村里住着安廷庚部(团级)的一个队(营)。这一年学校里的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是不错的，每逢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中英、中日、中俄、中法战争及所签定的不平等条约的纪念日，都举行国耻纪念日活动。学生的反帝、爱国情绪高涨、激昂，但社会却极其混乱，国民党兵横行霸道，打人骂人的现象司空见惯，地方的乡保(村)人员与国民党驻军勾结在一起，搜刮民财，“打精米，骂白面”，老百姓的粮囤几乎都被强掏空了，只得以红薯梗叶、野菜、树叶、树皮拌和着粮糠充饥。然而，由于沉浸于抗日高潮中，老百姓的怨言并不多。在这一年里，日本飞机先后轰炸了午极镇(距我村东五里)中庄村(我村村北三里)。我亲眼目睹并听到了飞机的盘旋、俯冲，以及炸弹爆炸的巨响和腾空的烟柱。

　　轰炸过后不久，日军开始扫荡，经过午极镇和泽上东山坡，鬼子的大炮向我村射了五发炮弹，用机枪、步枪向泽上和我村进行扫射，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枪未放，都跑到西山沟躲藏起来了。这是抗战开始以来，我所见到的日军第一次“扫荡”和国民党的不抵抗的行为。日军经过南庄，向东南方向撤走后，国民党游击队又回来了，吹了一阵紧急集合号，集合起约200人，我和徐永刚(15岁)好奇地站在距他们几十米远的地方，听到国军大队长在训话：“妈的，你们不顾老子，都跑光了，老子枪毙你们……”。真是恬不知耻啊，这个老子不仅未下令抗敌，自己也跑了。事后许多乡亲们都说：“这些军队是草包，见了日本鬼子象老鼠见了猫”。也有人说：“不打也好，要打了咱村就遭殃啦”!第一句话道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的具体表现，第二句话道出了要战斗就会有牺牲，牺牲一点，可造福一片。如果驻在我们几个村的国民党军队主动出击，不仅会有牺牲，这几个村就有可能是日寇三光政策的实施对象，然而，他们没有出击，一方面失去了百姓的认可，另一方面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后震惊胶东的马石山惨案就如此。那是1941年冬季，日寇对坚决抗日的八路军和马石山附近的抗日群众实行拉网式的扫荡合围，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大屠杀，使八路军和马石山附近的群众蒙受了重大牺牲和损失，但马石山周边的广大地区却得到了平安。为了纪念这一惨痛的日子，胶东抗日根据地到处都唱《马石山惨案》歌，“炮火连天响，烟火正燃烧……同胞被屠杀，房屋被烧尽，怎不叫人恨在心……”。

　　那段时期由于战乱，泽上小学停课了，我也只有回家做农活。

　　1939年初(14岁)，祖父命我到通海村上学，这所学校原为小学，因牟平县城被敌人占领，县中的几位教师到该校教书，设了初中课程。我家距离此校约二十华里，由于路途远，每天上下学路上都是提心吊胆的，那段时间，时常有日本飞机从空中掠过，这一年的学习收效甚微。在通海上学时，我受到过一次一生难忘的刺激。由于家境贫穷缺衣少吃，我经常衣衫褴褛，到了夏天脚上还穿着一双破棉鞋，这双棉鞋还是母亲给哥哥做的，哥哥穿了好几年，因脚大穿不上了才给我穿，从春天到夏天，我都穿着这仅有的一双鞋子，许多同学都笑我，这还可以忍受，可有天在课堂上，一位语文教师的讥嘲，使我非常伤心：“徐国通家有钱啊，夏天穿棉鞋不说，你们看他头上、嘴上都是钱”，边说边用手戳着我头上和嘴边上长的几个槐钱疮，引得全班同学哄然大笑。说实话，当时我感到无比难过，无地自容。那时我的头上、脸上的确长满了钱疮，左嘴边也有一个，头发因此掉成了好几圈状，圆圆的真象是铜钱。中午回到家，姑姑让吃饭我不吃，她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就忍不住哭了出来，在姑姑再三的盘问下，我抽泣着说出了原因。姑姑抚摸着我的头，一声没吭，当天下午就翻找布头、麻线绳，给我做了一双单鞋。鞋子有了，可是头上脸上的疮却还在，当时，这件事让我那颗尚未成年的心很是受伤，那位教师的面容以及讥讽我时的表情，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的出身来历我不知道，但我想，他绝非贫寒出身。

　　青春择途

　　1940年(15岁)我在家种地，但不安心，总想离开家乡到外地谋个事做。最先想的是当兵，报马祥武踢我那一脚之仇。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1937年冬)，驻我村的国民党安廷庚部谍报队，有一个叫马祥武的队员，有天他为长官炒菜，我刚好被村长派去当“听差”(村民们轮流去当差)，他操勺炒菜我烧火。我在撅干柴时，一根马尾松毛乍蹦到菜锅里，他大骂一声，用力一脚把我踢翻在地，我滚在地上，腰、腿痛疼难忍，挣扎了好久才爬起来，忍着巨疼继续做活，哭都不敢哭，他还在那里骂个不停。回到家里我捂住伤疼大哭一场，下午说死也不去了。此后，我总想报这一脚之仇。怎样才能报仇呢?我得去当兵，当了兵有了机会就收拾他。但那时自己年小体瘦，个子长的又矮，人家肯定不会要。就在这过罢年后春天的一个晚上，不那么冷了，村里人都聚在屋外闲谈，我四叔徐永亭和邻居徐永奎、徐永山叔叔小声的商量说：“明天早晨鸡叫时，都到西场(村打麦场)集合，投奔青山(海阳县境)苗占魁部当兵(苗部也是国民党游击军)”。我听到后暗暗高兴，心想等你们起来我也起来，偷偷跟着你们一起走，到了青山(在我村西八十里处)，你们当大兵我去当小兵(即通讯兵)，如果当不上兵就去考青山联中(是从县城搬到青山的)。主意已定，再无睡意，果然他们几个鸡叫头遍就起床了，而后就到了西场，看到我跟了去，四叔小声却严厉的说：“你来干什么?”我说：“跟你们一起去当兵，不叫去，我就喊!”四叔说：谁要你这个小毛孩子?我说：“我去当小通讯兵”。看到我这么坚定，他们只好带上我一起向西出发，走出十几里路后，东方才开始微微发白。

　　不想，当走出四十里路，到了哨里村时发生了问题，使得这一计划泡汤了。哨里村驻扎着苗占魁的一支部队，村头设有岗哨，我们被他们拦住了，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如实说了，两个站岗的都不信，硬说我们是“汉奸”。尤其看到我四叔留了个分头，就更断定我们不是好人，还让四叔伸出手来看，四叔的手掌虽有一块块的硬茧皮，他们还是不肯信，说必须叫取保人才能释放，不然就要押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徐永奎就被允许到崖子镇(距哨里村五里路)去找了一位亲戚(我称他姑老爷)，这才把我们保了出去，领着我们到崖子。这已是下午二、三点钟，肚子饿的咕咕叫，姑老太忙着给我们做面条吃，我们坐在炕上正等着吃饭，听到有人叫“姑奶”(我称姑老太)，姑老太答应了一声，“我四弟来了没有?”我听出来是我三叔徐永昌，还有邻居两个叔叔徐文(徐永山的哥哥)和徐永训(徐永奎的哥哥)都走进屋来，他们是来追赶我们的，当时我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吃完饭后一起上路回家，到家时已是半夜。父亲、母亲见我回到家都很高兴，我最怕我爷爷，这次偷跑，怕是难过他这一关了，第二天我见了他老人家，他只是说了句“小小年纪就跑，以后不要跑了。”并没有厉声厉色训斥，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处于当时，我的确认为很失落、失望，但后来每每想起此事，又感到万分幸运。如果当上国民党的兵之后上了战场，我也许就是被八路军歼灭的其中一员，或死于非命或留下骂名。也或许那会儿我考上青山联中，那么我就很可能成为国民党的三青团员。

　　下关东

　　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谚语：“穷走江南，富走京，死逼梁山下关东。”

　　1941年初我16岁，(旧历刚刚过年，大概是初三、四)。我爷爷在炕头上对我父母，我三叔、三婶、四叔、我哥哥还有我说了许多感叹的话，他说：“咱家人口多，是西塂村人口最多的。全家共18口，吃不饱怎么办?不能瞪着眼饿死。”接着又说：“徐德忠从关东回家省亲，他说到那里可以混饭吃。”我三叔徐永昌接过我爷爷的话说：“对，说不定还能发财。”我心里动了动，说了句：“我跟三叔去。”母亲说：“你瞎说。”我知道母亲不舍得，可我内心是想走的，就倔着说：“我非跟三叔去不可。”像这种事最后还是得爷爷决定，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人挪活，树挪死，不能瞪着眼等饿死，就叫昌子(我三叔乳名)和丑子(我的乳名)跟徐忠德走吧!带走两张吃饭的嘴，饶口饭，别人也好过些。”爷爷是一家之主，他发话谁也不敢再吭声了。那会儿的日子也真是没法过，吃了今天明天没着落，吃了上顿愁下顿，饿的腿脚都软了，浮肿了。第二天徐忠德来了，(他比我大三辈，我叫他老爷)我爷爷就说：“叫昌子和丑子跟你走吧。”徐忠德说：“我明天就走，他俩来得及吗?”我爷爷沉思了一会说：“那就你先走，他俩再等几天吧。”徐忠德就给我们交待了行走的路线，说是先到烟台坐船到大连，再从大连坐火车到安东，下车后到东坎子福升栈就能找到他，连路费大概多少钱都交待了。当时我不明白爷爷为什么不让我们跟着一起走，后来才知道，因为一来家境贫穷，得要设法筹借两个人的路费，二来这一走山高路远，他老人家要向我们交待几句。就这样，约等了十天左右，我们启程了。临走前爷爷、奶奶一再交待路上要小心，出去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守规矩。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不要败坏名誉，要常往家来信等。

　　告别了家乡和亲人们，我和三叔各自背了一条小被子，步行两天走了140里到了烟台。头天住在高陵村(镇)的一个小客店，通铺，一铺大炕睡十多个人，其中有两个人在低声闲聊：“东面昆夹山里有八路军，要小心点。”我在村里和学校听说过八路军，有人把大拇指和二拇指伸出来形成一个“八”字来形容。暗地里也听人说过：“八路军神出鬼没，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都在夜晚行动，所以叫铁腿夜眼，神八路。”我在通海上学时，该村有一个国民党的区长，他家距我姑父家前面不远，有天晚上八路军去捉他，他越墙逃跑了。

　　这晚，我睡得迷迷糊糊，脑子里装的都是关于八路军的事情。

　　我们在第二天晚上到了烟台，也是住在一个小店里，吃的还是从家里带的玉米饼子，由于水土不服我泻肚子了，舍不得买药吃一直硬扛着，到了第三天我俩上了船。当时烟台码头不能靠大船，大船停在挡浪坝外，乘客得乘小舢板渡到大船上，上船后我跟着三叔进了一间漂亮的船舱，有床铺还有地毯，我们把行李扔在地毯上刚坐在地上，进来一个乘务人员，不由分说对着行李踢了两脚，大声骂道：“混蛋，滚出去!”我们赶紧提着行李走出舱门，也不知该往哪儿去，看到许多人往船下走，就跟着到了最底层，这时才知道我们买的是五等舱，人挨人挤得满满的，根本没地儿躺下。船开后有许多人晕船呕吐，船舱里气味非常难闻，我和三叔虽都不晕船，但却被人家吐得一身。

　　清晨时我们到了大连，乘客都被装进一个大木槽船，接受搜身检查后检票上岸。因为囊中羞涩又急着赶路，在大连我们没有住店，直接去了火车站。我坐在候车室地下，三叔让我看着行李他去买火车票，等了好久他才回来，说是带的钱不够了，差两毛钱，怎么哀求售票的都不行。这可怎么办?三叔想出个办法，背起行李领着我在候车室里对等车的乘客们挨个作揖讨钱，直说差几毛钱买不到车票，我和三叔就这么作揖求人，讨了二十几个人分文未得，还好，最后遇到一个戴着礼帽、眼镜，穿长衫看似比较体面的男人，听了我们的述说，慷慨地拿出一元钱(当时的满洲币)给了三叔，三叔忙不迭作了几个揖连声说：“多谢老爷，多谢老爷!”其实那人和三叔年岁差不多，三十岁左右。我心存感激，留意到他佩带着一枚标着什么学校的胸牌，像是一位老师。因为这件事令我感激之余肃然起敬，也是之后我对教师很有好感的起源。得了这一元恩赐，三叔很快买到了两张火车票，上车后还找到了两个座位，又买了两个大饼饱餐了一顿(就是买车票余下的这八毛钱，让我俩没再挨饿，一直吃到了安东)。上了火车坐稳后，三叔不无遗憾地说：“这天下真有好人，那个人姓甚名谁呢?也没问个明白，将来好报答人家。”我说：“我看他带的胸牌上是什么学校呐。”因为当时情窘没细看，之后每当想起来就觉得是一件憾事了。1987年我和吴海亮同志(河师大副校长)等八人去大连参观辽宁师范大学时，又联想起昔日受助之事，为此写了首诗：

　　暮乘大轮朝登岸

　　心潮起伏忆当年

　　寇犯家帮烧杀抢

　　我逃大连讨小钱

　　同样是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但此时与彼时境遇两不同了。在烟台码头，可直上轮船不用舢板摆渡，上船后同是住在普通舱，但却谈笑风生、心境开阔。我十分留意在船上寻当年那种五等舱，却没有找到，据说船底已不允许载人，只载货了。当时我想，如果今昔一样那是可卑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仍存在着生活上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如果太大，使一部分人趾高气扬，一部分人悲悲切切，那么后果是难以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决不允许这种形式存在的，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从安东下火车后，边走边打听东坎子在哪儿，有人给我们指了方位，走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到了东坎子路的西头，又向人打听“福升栈”，那人用手指着一家小店铺(普通的小平房)说：“那不就是嘛。”我看到一处小平房，门口挂了一个小牌，上写“福升栈”仨字，这仨字还没有我写得好，我们喜出望外，终于到达了。这个小栈位于安东市(现丹东市)东坎子路西头镇江路北，我三叔敲了门，出来一位中年妇女问：“要住店吗?”三叔说：“打听一个人，徐忠德。”这位妇女马上说：“进来吧。”说完就往里面走，我和三叔进了门，一会儿徐忠德来了，(叔叫“爷”，我叫“老爷”……。)见了面简单叙谈了几句后，他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支了一张木板床，能躺下两个人，我俩就住下了。稍会儿掌柜的来了，一见面我三叔就叫了一声叔叔好，他满面笑容的说：“来啦好!”掌柜的名叫张孟德，是我们邻村泽上村人。就是我上小学的那个村，因为我母亲是南庄村人与泽上村是同宗，摆辈我应该叫爷爷，但我从未见过。张孟德1937年曾是我党的村农民协会会员，后来逃亡到安东，租了这几间房开了这个客栈，那位中年妇女就是他的夫人。这个客栈是夫妻店，经营者别无他人，住店的都是些贫穷的流动人员，为逃荒到安东找事做的、乡下人进城办事的。我和三叔在这个店里约住了十几天，徐忠德和张孟福找到了我们，说是给三叔找了个事，到火柴杆公司抬木头和晒火柴杆，是个出力气的活。三叔听了很高兴，有活干了，工钱还不算少。徐忠德说：“丑子就在福升栈干活，吃柜上的(就是吃掌柜的)，每年给十元钱。”三叔说：“行。”我也乐意，有饭吃，顾得住这张嘴就行(当时的十元钱只能买猪皮底的布鞋两双)。就这样，我们就在当时“满洲国”的安东落住脚了。

　　两难临头

　　我干的活是早晨起来打扫所有房间(共七个房间，一个吊铺)，一天三顿饭掌柜娘做，我劈柴、烧火。每天要挑八担水(到100米外的水井处)，还要抱孩子(掌柜的有个两岁的小姑娘)，晚饭后直到十一点其间负责接住客，安排床位，还要帮助记账打算盘。客栈的收入很少，除了交房租外所剩也仅能维持生活(店铺的流水账我能看懂，上面写收，下面写支，很清楚)。每天算完账，忙完活计，我就住在大门口那间屋里面靠墙的小木板床上，准备随时接迎客人。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周而复始，我所要干的活很多很杂，也非常累，但是能吃饱。每天都吃玉米饼子和高粱面，偶尔还能吃顿大米，在当时的伪满洲，老百姓吃大米是非法的，要偷着吃。那段时日最难熬的是冬天，因为天气特别冷，我身子又单薄，累死累活的一天到晚没停过，晚上躺在没有褥子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盖着仅有的一条又窄又短的小薄被，掖住左边露右边，盖住脚露膀，盖住膀露脚。那两年的两个冬天，我冻得几乎每天腿肚子都抽筋，疼痛难忍，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后被戏称为团长)。

　　在满洲国的两年磨难

　　1942年(17岁)夏，我患了虐疾病，一连折磨了我三个月，这种病很折磨人也很奇怪，隔一天发作一次，都是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到晚七点左右结束。发病时先是冷得浑身发抖，咬牙嗑齿，继而发高烧，烧的不省人事。这种病并不影响食欲，但你只要吃饭就得干活啊，除发病时间外，所有活计得照干不误。就这样，我的身体一天天的消瘦虚弱下来。右邻一位好心的大娘看到了对我说：“看你病的又瘦又黄，怎么还挑水?”我没吱声，但我心里明白，不干活吃什么呢?张孟福虽然是我的老乡，但主人的身份表现得非常明显，有几次见我干活慢，就对我说：“你是否准备背算盘?”起初我不知道“背算盘”是什么意思，一位住店的山东老乡告诉我：“就是算了账，把你辞退了!”我得知后非常伤心。有次我发高烧醒来后，有一个山东客人问我：“怎么，你妈死了吗?”我说：“没有呀。”“那你为什么哭你妈?”是他听到了我在高烧中说的胡话，才有这么一问。

　　看我病的严重，住店的客人和邻居告诉我了很多治疗方法，有的是科学的，多数是迷信的。有人提议让我去老天祥药店买一付金鸡纳霜吃，我也知道这个药治病，但得花两毛钱。有人说是看到有花轿在马路上行进时，冲着轿钻进轿杆里，病就会好。于是，我就按照别人说的方法去钻轿杆，结果被轿夫连骂带搡顶了出去。又有人出主意让我冲丧，就是当抬死人的棺材经过时，冲进抬杆之间，病急乱行，我被抬夫一脚踢了出去。后来听人说在河边走，后面跟着一个人，把我推到河里可以把病吓跑，等等等等，这许多办法我都一一试过，却都无济于事。到了第三个月时，我整个人已被这病折磨的不成人形，实在是抗不住了，这才下决心向掌柜的借了两毛钱，买了一付金鸡纳霜药，吃了后很见效，病就逐渐的好了起来，谁知到了年底，掌柜的还是把我辞退了。此前两个月时，我三叔已被工厂辞退，到辽阳市弓长岭矿山做了个卖酱油的小贩。和掌柜的算了账后，我还剩下几元钱，就买了车票去辽阳市弓长岭找三叔。这时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社会很混乱，我好不容易到了弓长岭，三叔却说：“回家吧，这里不能在呆了，我现在赚了几个钱，路费够了还有余钱。”经过商量，我俩决定还是到安东办理回山东的手续，因为有徐忠德张孟福等老乡，办手续比价容易些，没想到了安东后却大难临头了。

　　我们抵达安东仍住在张孟福的客店里，每天两毛钱的房费。三叔赚了几个钱却惹出了大乱子，他盘算着除车船费和路上吃饭外还有剩余，所以就买了一匹白棉布准备带回家去。谁知那时买棉布也是经济犯罪，买回来当天晚上恰好康德皇帝视察安东(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日伪宪兵查店，从床底下把白布拖出来，问：“是谁的?”三叔说：“是我的。”那些宪兵不由分说上来就打了三叔几个巴掌，而后连人带布都带走了。我吓坏了，呆呆的站着，只是恐慌，一点办法也没有。三叔被带到哪里去了，会怎么样?我不知所措。请了张孟福给打听消息，也打听不到。七、八天过去了，我还得吃住，怎么办呢?我想起自己还有八、九元钱，又借了老乡丁乃文几元钱，就跟着徐国彬(也是逃荒到东北的)买破衣服到乡下卖，还算幸运，这一趟下来四天时间就赚了二十元，暂时吃住是不愁了，但是我的最大心事还是找三叔的下落。约过了二十天，晚饭后，邻居木材公司经理邱珍堂到福升栈找我，说：“你叔有消息了。”我问在哪里?他说：“押在鸭绿江边的监狱里，监狱外边贴着告示，列了名单，有徐永昌，亲属可以送饭。”我听后真是欣喜万分，第二天到街上买了两个烧饼，又买了点虾酱夹在饼里，赶到了监狱门前排队。狱吏们一个个的检查饭筐，当检查我的饭筐时，发现饼子里有虾酱就一脚踢翻，俩烧饼轱辘着滚出很远，我吓得拔腿就跑了，饭也没给送上。但这一脚，使我顿时想起了马祥武踢我那一脚，一个是国民党军，一个是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第二天我再次去送饭，只送烧饼，排队到了牢房跟前，狱卒问给谁送?我回答：“徐永昌。”他大声喊道：“徐永昌。”不一会儿，就见三叔爬了过来，抓住铁栏杆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把两个烧饼递进去，三叔抓住烧饼，两眼直直地看着我，我止不住一阵阵心酸，眼泪模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守狱人在我肩膀上抓了一下说：“快走。”我一边退后一边目不转睛的看着三叔，那种剜心之痛无法形容。之后每天早、中、晚我都去给三叔送饭，看到三叔消瘦的脸庞和长满的胡须，我痛苦极了，无奈，无助，无望几乎到了极限，反而这种情形下倒是没有眼泪了。

　　我已经十七岁了，也开始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每天都付给张孟福两角钱的房费，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关键时期，他却仁慈地拒绝了，为此我很受感动，觉得张孟福毕竟是个好人，有善心。时隔两年多以后，1945年10月，我随军挺进东北，再次来到安东市时，还专门打听过他，知情人说他两口一年前带着小女孩挑着担子做小生意去了，过着流浪生活。

　　我给三叔送了十余天饭后，不知什么原因监狱禁止送饭了，这期间我就又倒卖了一次破衣服(还是从安东旧衣摊卖，背到乡下卖)，这一次又赚了十元多。当我从乡下贩衣回到福升栈后，邱珍堂急冲冲的找到我说：“孩子，这可好了，只要有担保人，就可以取保你三叔了!”他手里拿着根皮尺，后来我才知道他既是小木材公司经理，又是造船厂技师，他的老家是三东文登县，我们是老乡。他比我三叔大十余岁，所以我称呼他爷爷。我说：“爷爷，那我找谁担保呢?”他说：“我可以担保。”我听后非常的高兴，赶忙给他下跪表示感激。他把我扶起来说：“不要这样。”第二天他就把三叔领回到了福升栈。叔侄相见悲喜交加，彼此紧紧抱住。三叔虽然满嘴胡须，头发又长又乱，衣服又脏又皱，但脸庞却显得胖了。他说在监狱里得了伤寒病，这会儿身上直发冷，下午我们去澡堂洗了澡，并到旧衣摊买了两件大褂，我的一件两元钱是湖皱料子，他的一件花了几元记不清了，接着又去理发馆理了发，并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照，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完好，叔侄俩都很精神，一点也看不出来是遇难的样子。到了第三天，三叔说多亏邱珍堂老板把我救了出来，得搭个人情，就到街上买了二斤大海米(干虾仁)送去，邱珍堂说什么也不收，回到店里三叔说给张孟福听，张孟福说他不是不收，大概是嫌少!三叔赶忙又去买了二斤，共四斤再次送去，并再三请求收下，结果他真的收下了，还说：“这何必、何必呢!”由此三叔醒悟了，给张孟福也送了二斤去，果然，他也收下了。

　　三叔在狱里患了伤寒，这几天总觉得身上发冷不好受，也想念徐忠德，就决定要去看望他。原本想徐忠德在关东发了财，到了安东后才知道，他在安东市西九十里路的大东沟镇附近的乡下，在那里租了两间房住着，老伴操劳家务照料着两个孩子，他往返于安东与大东沟之间收猪鬃(毛)，走门串户的收买，然后理成一束一束再卖给收猪毛的店铺，赚几个钱勉强维持生活。我和三叔走了一天半的路才走到安东，一到家他们老夫妻非常热情地腾出一间房让我们住着，还给做了饭吃，可是三叔这时病重卧床不起了。徐忠德说：“丑，你三叔还有钱吗?”我说不知道。他说看样子病的不轻，得到大东沟请医生看看。我身上还有几元钱，就赶紧赶往五里外的大东沟镇请来一位医生，还按照他的要求花钱给他雇了一辆马车。医生诊断后确诊是伤寒病，需要打针。就这样医生五天跑了五趟，给三叔打伤寒针，第六天时，三叔突然浑身汗流不止，徐忠德见状把我叫到门外说：“孩子，看样子你三叔不行了，快准备后事吧!”听了这话，我吓懵了，这可怎么办呀!就对徐忠德说：“全凭老爷你帮忙啦!”他摇摇头唉了一声转回屋去。谁知三叔自这一天大汗一出，病体却慢慢的痊愈了。在徐忠德家住了二十五天，三叔体力恢复后，就决意去安东办理回山东老家的手续。在办理回老家手续的过程中，我才知道，他被抓的当天交给张孟福一百多元钱让给保管。那时办理手续必须有工人的身份证，正好我俩的身份证都是工人，再就是按照规定除车船费外，每人只准许带20元钱。恰好我们也没有多余的。

　　在东北的两年多(三个年头)，正应了民间广泛流传的几句话：“第一年赚了一条驴(意为拼命干活)，第二年赚了个老婆(意思是衣服破了自己会补了)，第三年发财还家(意思是混不下去了，想办法回家)。这两年多的时光，我叔侄俩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同时也收获到不少经验教训。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家乡里，受到过日寇烧杀、轰炸、扫荡和国民党搜刮的苦头，那么这两年多又遭受到了日、伪统治摧残的苦头，也尝到了当仆人、做下人的滋味。这对我的一生是很有意义的，首先是对我以后选择什么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到老家

　　1943年4月(18岁)。我和三叔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在走进村庄尚未进家门时，我的心情无比感慨激动，真像古诗所描写的“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这几年来，家人尚好，只是我五岁的胞弟因患脑炎死去了!令我痛惜不已。

　　此时的家乡，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自1941年冬赶走国民党，粉碎日本合围扫荡后解放的，我的父亲徐永惠当了行政村农会主席(后改为各界人民救国会主席)，四叔徐永亭是自卫队长，哥哥徐国盛是民兵队长，妹妹徐明仙是妇女抗日先锋队队长。家乡变了样子了，村里人整天忙着大搞农业生产、减租减息、送军粮做军鞋支援前线，此外成年人还站岗、放哨、盘查外来者。八路军的武装部队(主要是区中队)不时会到村里来，他们称老百姓为老大爷、老大娘、老大哥、大嫂、兄弟、姐妹，老百姓则称他们为同志，与国民党兵完全不一样(国民党要称“老总”)。八路军还经常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他们吃的几乎都是粗粮，穿的是粗布军衣，有些区中队的战士虽然扛着枪，背着手榴弹却穿着粗布便服。这一切，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八路军与我们老百姓是一家人。年轻妇女上了识字班，青壮年男人上夜校学识字，学文化。八路军隔几天就召开村民大会(都是在晚饭后)，给大家讲形势、讲农业生产、读报纸。那时我父亲订了一份大众日报，我非常喜欢读，喜欢关于战争的报道，爱看有关山东和胶东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读到那些胜利的消息，对我有极大的鼓舞。

　　当时我的思想还比较落后，有一次由我父亲主持开斗争会，全村人参加批斗我邻居一个叔辈，原因是他晚上偷听农会开会内容(那时许多内容都是需要保密的)，我坐在土台下的地上，心想，都是兄弟，何必如此，急的鼻子直流血。那个时期青少年和妇女都扭秧歌，本来扭秧歌是我们家乡的民俗，但由于过去都是女角男扮，可现在是女人亲自扮演了，有天，我十三岁的妹妹徐明仙化了妆扭秧歌舞，我看到后很生气，回家后就吵了她几句，可妹妹却反驳我是封建迷信。(我当时对“封建迷信”这个词还不懂呢!)

　　我个人的选择—参加革命

　　十八岁，我已长大成人，原本打算下地干一辈子庄稼活，可祖父和父亲不答应。他们认为我文化学习不错，一心想让我当一名先生(老师)，让我到泽上村继续复读。我当时反对，父亲带着强制性的口气劝说我，甚至用干重活的方法逼我就范，结果最终我还是顺从了。一九四三年五月，我再次迈进这所学校，继续读小学，学习语文、算数之类的知识，这于我来说非常容易，因为我不仅读过小学，还读过初中。不过这一去，对于我之后选择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所学校虽是一所小学，但却是共产党领导的学校，分别讲授政治课、时事课的内容。六月份还从县里派来一位政治老师，专门讲地主怎么剥削农民，资本家怎样剥削和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满清政府怎样腐败无能(这一点我不生疏)，讲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就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得现象了，人们过着人人平等，生活富裕，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吃的是猪肉、牛肉、面包、牛奶，耕地用拖拉机……。我对这些新鲜事物、新的知识非常感兴趣，也很愿意听。在学校同学中我的年龄最大，这位老师经常找我谈话，还送给我一本《社会科学概论》小册子的油印本，其中有刘芝明等人的文章，我爱不释手的捧读，并从中懂得了不少社会主义科学道理。就在这年的夏季，我军攻克了水道镇(据我家三十里路的敌伪军重镇)，接着就发动了秋季攻势，拔除了敌伪军的许多据点，这就是当时群众所称颂的许世友所发动的“秋风扫落叶”行动。在此之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军丁孚亭部、安廷庚部、苗占魁部、秦玉堂部、赵保元(源)部(赵系师级编制)均先后被消灭。到了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已有数百万人民群众。

　　1943年11月，我参加了乳山县的会考，并取得第三名。同年12月，我被分配到乳山县第九区，纪村小学任小学教员。自此，我参加了革命工作。

　　在纪村小学教书时，工作十分繁重。上、下午在学校授课，中午在妇女识字班教识字，晚上在农民夜校讲课，同时还要挤时间批改作业。有一天区委书记李音找我谈话，主要是讲共产党的理想、牺牲精神和当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光荣等，临走时他给了我一本《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手册(油印本)，内中有刘少奇、洛莆等同志的文章。当时我对于什么是八路军、什么是共产党还分不清楚，以为参加了工作就是当了“八路”，八路军自然就是共产党!

　　那段时期不论校内还是校外，口所宣传中心就是抗日救国。为抗日读书，为抗日生产，为抗日支援前线，送军粮做军鞋。当时在胶东根据地热唱一首歌《好铁要打钉，好人要当兵》，我记得歌中唱道：“钉子打得好，千年坏不了，好人要当兵，抗日必得胜”。那时衡量一个人的进步或落后，主要是看对抗日是积极还是消极。小学生主要是和高年级一起参加一些农田劳动以及站岗放哨，有一首歌就叫《站岗放哨抓汉奸》。

　　1944年(19岁)7月的一天，我接到区长张志儒同志的一封信，让我速到区政府一谈(当时叫区公所)。区公所设在白石村。接信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见了面区长就直接了当地说：“关于你今后的工作，一是到区里来担任文书兼总务助理，一是到乳山师范学习，学完后担任高级小学校长或教导主任。”让我选择，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对区长说：“等我想想明天答复可以吗?”他说：“可以。”我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主要是想征求一下父亲的意见。辞别了张区长我就往家里走，一出区公所大门就遇到一位教师，我把区长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他劝我还是上学的好。回到家里征求了祖父和父亲的意见，他们都说：“上学，我们徐家老辈子到如今，只有你当了先生(老师)，可不能舍了。”于是，第二天上午我就赶到区里，对区长回禀。张区长说：“好吧。你到学校交待一下，等通知。”8月上旬，我接到通知后到区里拿了介绍信，去胡八庄乳山师范所在地报到(我是保送生无需再考试)。

　　在乳山师范

　　未到学校前，我以为这所学校是很可观的，但到了胡八庄后才知道，它既无校院又无校门，既无教室也无宿舍，老师和学生们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我和一位名叫宋寿臣的语文老师，住在一个农民家里的一铺炕上。在好天气里，教室设在树荫下或打粮场上，若遇到雨雪天，就在祠堂、家庙和地主家的庭堂里。多数的阴雨天是复习功课，没有课桌和板凳，上课、听讲都是坐在背包上(夏天是粗布裹着的衣鞋等物，冬天是粗布裹着的小被)，膝盖就是课桌，每天吃饭、上课、集合、睡觉、起床全听吹号声。除不打仗外，其余几乎与八路军的生活一样。

　　在这所学校学习期间，有三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深刻。

　　第一件：我懂得了参加革命，当八路军和共产党员并不是一样的，知道了我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记得约在1944年10月间，校长刘仁向全校教师员工传达中共乳山县委和东海地委决定，杨鲁光同志为乳山师范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并说在座的各位老师、同学、职工大多数还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必须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分子，若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而是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必须背叛本阶级。而且这种人必须是抗日的先锋，不怕牺牲，不怕流血，能牺牲个人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想入党必须有介绍人，工人阶级和贫民需一人介绍，中农则需要两人介绍。还告诉我们说，杨鲁光同志是公开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其实你们周围也有党员，只是不公开身份，想入党的人可以找杨鲁光同志，或者是只要表现好，党员会知道组织也会发展的。会议在场园举行，主席台上除了刘仁校长还站着杨鲁光老师(政治课老师)，大家都注视着他，整个会场非常肃静。刘仁校长讲完话后杨鲁光讲话，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讲话内容主要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讲的很具体，特别说到他被公开身份感到光荣!任务繁重，希望大家监督。这次大会对我的情绪影响很大，因为我知道了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在此之前我以为我已经是党员了。跟我同屋的宋老师是否是党员呢(后来了解到，他曾是党员而且是东海地委宣传部长，因为犯错误被开除出党)?我不得而知。我想入党，我要入党!我一定要表现好，不管是学习、劳动都要表现好，我会遵守纪律，做事情更要一丝不苟。当时比较幼稚，思想的很天真，认为只要我表现好一些，就可能有人来找我谈话，介绍我入党了，结果我在师范学习期间并没能入党。

　　第二件事是整风。学校的整风运动大概与延安整风是一致的，校领导作了动员，对于那些不符合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政治历史问题和有其他恶劣的行为，必须检查清理;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也要清理和纠正。会场气氛是严肃的，大家积极响应，我该检查什么呢?可以说是经过了苦思冥想，经过认真思考后，我从原则上检查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爱面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成分是中农(土改时划为下中农)。当时中农成分出身的人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实际问题上，我检查了八岁时曾同其他两位同学一道偷过两个甜瓜。说实在的，也确实别无其它了。经过这一场运动，对我个人来说，进一步确定了家庭对我的基本教育：无论如何不做坏事，不要占便宜，不做损人利己的事。这场运动确实查出一些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同时也使广大群众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怎么回事。

　　第三件事是学校当局决定我上抗日军政大学。在师范学习的政治、时事教育的中心内容，同社会上一样，就是抗日。当学校号召同学报名上抗大时，我毫不犹豫报了名。动员号召时说得很清楚“到抗大学习，必须学、战结合，即上课学习军事、政治，又要打仗。”全校共报名72人，经身体、政治、学业审查共录取了16名。审查的结论中，特别提名表扬了我的自我批评，说我自传写得真实，而且身体好，心脏特别好。

　　奔赴抗大的路上

　　1945年3月底，我们16名被批准上抗大的同学披红戴花，学校特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校长刘仁与公开党员身份的杨鲁光同志以及学生会主席都分别讲了话，祝贺祝愿我们顺利到达新校址，并祝我们学成后奔向前线杀敌立功。可抗大校址在哪里呢?谁也没讲，我们16人也都不知道。“一切听从党安排。”这句话我们都是知道的，不许问也不能问。由于保密原因，我没有对家人透露要远走高飞，只是在走前两天向我四叔徐永亭说了“我过两天到抗大学习”，并交代不要向我父母透露，怕他们拖后腿。四叔送给我一条破线裤，因为那时我只穿了一条单裤，连裤头也没有。就在我们准备出发的时候，我的父亲赶到了，他从队伍里把我拉出来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到抗大我不会不同意。”接着从身上摸出皱巴巴的五角钱(胶东根据地“北海银行的票子”)塞给我。这五角钱虽然在当时也只能买双袜子，却沾着我父亲的体温，反映了他老人家深长的爱国、爱子之情。

　　离别了母校，告别了学校师生员工和胡八庄的群众，我们出发了。欢送会的队伍里，有乳山县派来的代表，有学校全体师生员工，有胡八庄的广大群众。我看到我的父亲站在高高的土坎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一面行进，一面回望着他老人家，直到看不见。

　　抗大的第一课，应该说是在奔赴学校的路上进行的。我们离开乳山师范后，走了两天的路到了胶东军区所在地，军区为我们举行了欢迎和欢送仪式，军区政治部主任彭嘉庆讲了话，大意是欢迎知识青年参加八路军，热烈欢送大家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学习。接着给我们分发了武器，我分到了一门掷弹筒、四颗炮弹、四枚手榴弹。除武器外还有文件包，学习文件，一双布鞋，一条夹被，一个茶缸等，连同自己的原有物件加在一起，约三十斤左右的重量。

　　彭嘉庆主任讲话结束后，向大家介绍了苏敏指导员，说他就是护送我们去抗大的领导，带领一个连的还有护送部队。欢送会是在村外的空地上举行的，没有讲台，彭主任就站在我们面前，身侧有两个警卫员。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营房。当时的营房就是在祠堂庙宇和地主家的空地上铺上麦秸，排好席位，大家一个挨着一个，白天并肩坐，晚上挨着眠。

　　这时我们就开始过着完全的军事生活了!第二天胶东军区“设宴”为我们送行，所谓设宴就是饱饱的吃了一顿猪肉和白面大饼，这在当时就非常奢侈了。饭前苏指导员还专门给大家上了一课，说：“这是群众慰劳我们的，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表示万分的感谢!”我们的队伍不再是16个人，而是近200人了，加上护送部队已有300余人。我们的行军多在晚上进行，白天休息晚上行军，走的都是山径、小道，大体上都是十里一小休，二十里一大休。遇到敌人扫荡则要回旋一番。我们的队伍行进到胶东西海区大泽山麓赵家庄时，险遇不测，那天刚刚吃了晚饭，要安排住宿时，突然吹了紧急集合号，几百人紧急集合进行了快速的夜行军，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又返回到这个村子。事后，苏指导员对我们说：“昨晚敌人突袭了这个村子，辛好我们侦查准确，行动及时快速，否则就不堪设想了，这会儿敌人扑了个空，又返回某据点去了!”大家听后，又惊又喜，知道了军事情报如此重要!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堂军事课。

　　我们在这个村子只住了一天，又转移到了另一个村子，当时敌人的小扫荡不断，影响了我们的进度，因而在这里就多住了几天。也就是在这个村子，我们又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每驻一地必须帮助群众干活，包扩打扫庭园做农活。我们驻扎的这个村是刚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群众的觉悟较低，由开始时害怕我们，到住了几天后又苛求我们，个别农民群众直接找到兵房催叫我们下地干活，说话还很难听：“八路军不就是为老百姓做活吗?为什么这会儿了还不下地?”帮他们干活，去农家借水桶、扫帚，有的人家明明有却说没有，因此大家有牢骚，觉得这里的群众太落后，对八路军没有感情。这件事被苏指导员知道了，在晚上点名时，他非常严肃的批评了我们：“这里刚刚解放，群众受党的教育少是事实，这个教育的责任应该我们来担，你说群众落后，你就先进吗?毛主席不嫌你落后吗?依我看，按党的要求，我们都落后，没有资格骄傲。要记住，群众是我们的母亲，对母亲只有尊敬，不可骄傲!”他的这些话，我们从内心非常敬佩。那个时候我对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常识已有所了解，所以是能够接受的。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是毕生难忘的。

　　夜突敌占区胶济铁路封锁线

　　别离了胶东大泽山区的小村庄，来至另一个村庄。这个村距胶济铁路较近，吃过午饭后，苏指导员和另一位身背匣子枪的同志做紧急动员报告：“每个人都必须整装待发，除原来的装备外，干粮袋里的粮食留下，一律换成煮熟的大饼子。”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该知道的事情不打听。”这在当时是一种严格的纪律和规范，会后谁也不敢问是为什么，一切按照安排执行。此时大家的心情非常紧张，整个下午，一方面整装，一方面归还群众的东西，等候着下一步的命令。下午五时左右，太阳落山前一扁担高的时候，集合号吹响了，集合后首先由苏指导员讲话：“马上行动，今晚要在胶县和高密车站中间穿过铁路和敌人的封锁线，要急行军，任何人不能掉队，否则有可能会被敌人捉获而被杀害。”接着他介绍了站在身边的军队干部，郊县大队的一位连长，今晚就由他率领的部队护送我们，护送队员们非常熟悉地形。这位连长在对我们讲话时说：“由于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穿过，所以要十分提高警惕，保守秘密，谨慎行进，不许高声喧哗，咳嗽时必须把嘴埋在袖筒里，一切行动必须听指挥。”紧接着就开始行进，那简直就相当于跑步，由于负重大，也不可能跑得太快，一路“小跑”。大约行进一个多小时后，许多女同志和个别男同志跑不动了，这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行进的脚步不可能停下来，考虑到一些体弱的同志实在是疲惫南行，就到经过的村庄征用了一些毛驴，让这些同志骑行。走了一阵子，到了铁路附近，在铁路两边的封锁线，敌人设置了许多障碍，有挖的深沟，有铁丝网，骑行是难以越过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同志只有舍去毛驴继续步行，为减轻这些同志的负担，这时除了掷弹筒、炮弹、手榴弹外，我的身上又增加了一枝“七九”步枪。

　　渡过铁路北侧封锁线后接下来跨越铁路，就在路过铁路时发生了问题。队伍里绝大多数同志(同学)从未见过铁路是什么样子，就好奇地用石头敲打铁轨，叮叮当当的声响在夜晚分外响亮，瞬间从远方传来枪声，附近村庄也响起不停的狗吠声。此时传来口令：绝不能敲打钢轨，立刻跑步行军。跑了一阵后，又遇到敌人设置的封锁沟，那个夜晚，所有人都处于紧张警惕的氛围中，可以说是连滚带爬地才跃过了这条沟。夜深人静，大家脚步落地非常轻，说话的声音也尽量压到最低，然而，狗吠声依然不停，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八路军出入的地方号召(简直就是命令)把狗都打死的真正的道理。狗的听觉非常灵敏，吠声就等于向敌人送情报。

　　越过胶东铁路南侧封锁线后，稍微缓解了一下行军速度(每小时十华里)，这时已感到十分的疲惫不堪和饥渴难忍，尽管每个人的背上都有干粮(大饼子)，但是这时，大家已经没有力气去解开干粮袋了。我的感觉一是疲乏无力，二是渴得口干舌焦(行军途中不允许喝凉水)。又行进了约两小时，东方已开始发白，周围的景色也看清楚了，我们的足下是丘陵小路，两旁的大地上长着谷子和玉米的幼苗。就地休息的命令下达了，打前站的同志已到东面村庄找要开水。领队说：“西面约二里路是敌人的小据点，人数不多，不要害怕，但要提高警惕。”说实在话，这时大家都已经是疲备不堪了，同志们面面相觑，每一个人的眼圈都是青黑色，嘴唇也发青，绝大多数人都无力解开干粮袋拿东西吃。有几个身体素质不错的同志，主动取出干粮送给其他人，接过干粮时，我的感觉是连嘴都张不开了，那一刻的唯一期望是能喝上一口水。恰好小路东有一条小水溪，我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趴下身子喝了几口，刚巧被苏指导员发现，他大声训斥：“他妈的，你不要命了吗?”他跑过来把我抓住拖到队里。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次挨骂，当时我20岁(每当想到这件事时，我都很内疚自己违犯了纪律，也非常感激苏指导员对我的爱护深情)。

　　一刻钟后，开水送到了，大家喝足了水吃了一些大饼子，正在这时，西面敌人的碉堡里向我射击，护送我们的繆县大队立马回击敌方，我们接到命令立即整队紧急行军。很奇怪，这时大家好像一点疲劳也没了，行进速度非常快，简直是飞驰前进，就这样，不歇止狂奔了三十里路，到达滨海区根据地诸城县境，滨海军区派人接待了我们。这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我们在一个大场院里，整齐列队后坐在背包上。欢迎会开始的时候，同志们已是疲惫不堪，一边听一边打瞌睡，甚至很多人干脆就躺下睡着了。考虑这种情况会议开得较短，抓紧安排我们就地休息。睡了一会儿哨声响了，大我醒来时感到左膝麻木不听使唤(自此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未愈)。大家醒来后都忙着上厕所(土厕所)。经过长时间的急行军，一路上紧张劳困，加上基本都只啃干粮几乎没有水喝，大便起来极其艰难，几乎所有的人大便都带血，肛门都撕裂了(我也如此)。按理说饿了一夜应该是大口大口狼吞虎咽地进食，然而吃饭时端起碗却不愿往嘴里送，吞咽非常困难，只想喝水，一碗接一碗往肚子里灌，刚喝进肚子里很快就汗流浃背，被排了出来，医生告诉我们，这是疲劳过度、身体虚弱的表现。

　　苏指导员在总结这一段路程中说：“我们用十一个小时，跑了一百七十里路，顺利地穿越了敌人严密防守的封锁线。同志们表现的都很好，很顽强。”同时他也严肃地批评了其间的两个错误，一是过铁路时抓着石头敲铁轨，等于给敌人送情报。二是征用了群众的几条毛驴，影响不好。随即他又风趣地说：“骑着骑也，驴者驴也，骑驴者也不下几十个人也……。”大家听后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接着说：“这一夜大家都吃了苦受到了锻炼，但这点苦与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比较算不了什么!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之，今后还要吃更大的苦，做出更大的牺牲，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坦诚的说，我当时的理想已不仅是打败法西斯，而且初步认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为寻求革命达到最终目的，只要能入党，我什么都可以献出来!

　　接下来仍是夜行露宿，又行进了很多天。这些天老天不作美，偏偏晚上下雨，夜黑路险，脚下泥泞坑洼，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不稳。身上水浇透体，冷得心里颤抖，而且负重增加，行进格外困难。上级传达了命令，要大家一个跟一个不准掉队，肩上的枪必须成45度以上角度，以防身后的人碰上刺刀。后来想起来这些天的艰难，总认为即便是冰天雪地里行军，也会比被雨浇身舒服得多。

　　抗大一分校的学习与总结

　　从诸县县境出发向南行进，几乎走遍了沂水县，渡过沂水河进入沂蒙山区，在蒙阴县以南费县以北的一个大村庄(具体名称记不太清楚了)，我们一行到达了抗大一分校驻地。校长曾国华、政委梁必业、政治部主任徐宏亲自出面迎接，并讲了话，对我们来到学校学习表示欢迎，激励我们努力学习，苦练本领，将来毕业后以充实八路军的干部队伍，为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力量。欢迎会后大家分别进入事先安排好了的营房，营房的布置很简单，土屋泥地垫谷草的床铺，然而我们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第二天学校又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身黄色的八路军装，每人分发了一支步枪(教练枪)，把原来所配的枪支、手榴弹等武器都上交了，我和几位校友都配发了一枝德国造套筒枪，每个人十发子弹。

　　自此，抗大的学习、生活开始了!

　　抗大对我的熏陶

　　到抗大的第三天，学校在野外举行了开学典礼，时间久远，能记住的有如下内容：

　　(一)学校领导表示对我们欢迎，并代表罗荣桓等领导对我们表示欢迎。校领导说：“同学们，你们不远千里一路奔波来到学校，路上吃了不少苦，这些苦就是你们在抗大上的第一课。”当时大家听了后不大理解，之后才体会到这的确是真正的一课。

　　(二)介绍了抗大的发展历史，它的前身是红军大学，抗大一分校是由总校分出来的，经过晋东南转至山东，到我们这一期是第五期。

　　(三)目前的一分校设为如下各部分：“上干队”，由团以上干部组成;“军事大队”，由一大队抽调排、连、营干部组成;“文化大队”编号二大队(既我们的大队)，是抽调学生和其他知识份干部组成;“机械化大队”，编号三大队，由初级的炮兵干部和高射机枪干部组成，此外，学校还设有特务连(即警务连)、文工团等组织。学校名称统叫抗大一分校，又称山东军区教导团，由于当时日本人下决心要清除抗大，不惜用牺牲五十个士兵的代价换一个抗大干部，二十个士兵的代价换一个抗大学生。出于保密需要，对外则称“鲁中大队”、“滨海大队”、“沂蒙大队”、“胶东大队”等(出于保密需要)。介绍了抗大校歌的内容，并由人领唱这首歌曲，先学习熟悉歌词内容再联唱，熟练之后要天天唱。

　　(四)宣布了校章和二大队培养目标——八路军基层政治干部，讲解了抗大教育方针。

　　(五)介绍了二大队领导：大队长王××，教导员赵超、副教导员赵广恩。

　　开学典礼后，由大队领导宣布各连队、区队、班的领导名单。我所在连的连长是一位老红军，指导员是董保田，区队长是卞立功。我被宣布任副班长，主管学习，并兼班军事教练，也就是军事动作先学一步，照样传授，这种教学见效快，可谓师生结合，教学相长。

　　此时适逢春季，阳光明媚、风和日暖。我和一道来的同学们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融入这所大学校。抗大的生活紧张而有节奏，又非常的活泼有情趣，正如校歌中所唱：“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军号吹响，立马起床穿衣捆背包、打绑腿束腰带、戴帽穿鞋;背子弹袋、书包、手榴弹和枪支等。开始做这些事时，新校友都手忙脚乱，急得满头大汗，十分钟时间也完不成上述程序，集合号吹响后，立即列队跑到操场，以区分队(排)为单位，绕场跑步两圈，然后集合检查。那时的状况简直是狼狈不堪。有的学员背包散了，有的绑腿脱了，书包内的文件撒了，更有甚者，鞋和帽都掉了，在初始训练中，我自己松脱了两次绑腿。经过十天左右时间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军号刚吹响，大家就齐刷刷起了床，一时间，捆背包时手拉背包带的丝丝声，打绑腿时两手交替绑带的啪啪声，在漆黑的兵营里发出非常有节奏的声响，之前十分钟完不成的过程，现在五、六分钟就够了。集合到操场后，首先进行的项目是早点名，由连长布置一天的任务，接着进行早操训练。上午的时间多为军事训练，中午休息两小时，下午主要是政治学习，晚饭后有半小时自由活动，主要是同学们相互交流思想，接着集合起来进行晚点名，由指导员总结一天的学习、生活内容，对表现好的同志进行表扬，同时指出出现的缺点和错误。接下来是一个小时的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生活会有时安排为娱乐晚会，大家与村民一起观看宣传队演出。晚上七点熄灯，领导查房查铺，检查是否有人脱衣服(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不脱衣服睡觉的)，被子是否打开，枪枝武器是否按规定地点存放，是否有人不按时作息等等，一旦查出不符合要求现象，或当场纠正，或在次日早点名时进行批评。一天天就这么过来，生活与训练、学习非常紧张有序，也非常疲惫，如遇到紧急集合就更加疲劳，有的老战士们说：“不怕打仗，就怕练兵”。这就是抗大，是锤炼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大学校、大熔炉。通过严格的学习提高思想，经过千锤百炼的练兵实践，天长日久的也就习惯了。我们的校歌歌词中说：“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我在抗大深深的体会到，这个“传统”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就我个人来说，抗大是造就我的熔炉。

　　在抗大学习不到一年的时间，从课程内容来说，都学到些什么呢?我总结如下：

　　(1)在军事上：

　　认真学习和履行内务条例以及纪律条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乎天天要学要讲、要想要做。这时我们已接近抗战胜利，训练中更是特别强调正规化。因此操典的要求，对于军风军纪的要求比以往更加严格，细致到风纪扣、束皮带、戴帽子等小节，稍有差错就会受到严肃批评。我在军事学习中总的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射击、投掷、爬障碍、过壕沟、越芦柴、匍匐前进、拼刺刀及其它操练动作等都不落于人后，唯独跳木马一项是零分，没有越过一次。原本我的弹跳力并不算差，跳高总在1米45左右，原因是我在第一次试跳时让木马撞了胯裆，当时疼痛难忍，后来一遇到这个项目就心存胆怯。

　　(2)在政治上：

　　我们比较系统地是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主要是反对德、日、意，他们当时称为“轴心国”，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当时抗大校歌中就有“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的唱词。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主要是学习宣传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列举的斗争典型事例，是莒南县大店镇的庄英甫(外号庄阎王)的恶霸事实，以及对蒋、松、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揭露，主要揭露他们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内战，制造磨擦，“皖南事变”是最具体的教材。经过教育，使得对蒋介石国民党抱有的幻想从头脑中彻底清除了。

　　在政治课的教学中，含有延安整风的内容、时事政策教育(国际、国内)、学习三五九旅南泥湾精神、开展向英雄人物、模范人物学习。当时讲政治的教师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人，一个是杜平斋(解放后曾任辽宁师范大学副校长)，一个是赵超(建国后曾任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副校长)。这二位教师知识渊博，讲得生动、深刻。

　　(3)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学、战结合，一是主力部队解放了一部分城镇，就由我们驻扎防守，以便主力部队腾出手来转至新的战场。当时费县县城刚解放，我们学校就从蒙山前的一个镇子快步赶往，住进县城，主力部队则转移阵地，包围、攻打临沂城去了。二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在主力部队攻打临沂时，我们的一大队直接参战，在战斗中，大队长等人负了重伤，其他大队一面教学，一面作为外围力量，防止敌人从西面突围和支援。(临沂城在费县东)

　　如果有人问道：“抗大一分校的校址在那里?”这个问题一句两句话是无法回答清楚的。因为经常转移，敌人的飞机只要从我们的驻地上空盘旋一次就要搬一次家，在敌人疯狂扫荡时更是如此，再就是当省军区给了新任务时也要奉命转移。所以在抗大学习期间经常行军，每到一地，就做群众工作，写宣传抗日的标语。借房子、借用具，归还房子、用具等。借东西要还，损坏赔偿，在这方面的具体落实，一点不马虎。这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队伍严格的纪律，也是巩固军民鱼水情的具体表现。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抗大就没有容身之地。那么抗大究竟在哪里?只说山东还不行，因为它是从晋东南转而到山东的。单就我们一期来说，就曾驻扎过山东省的鲁中沂蒙山区、滨海区、胶东区、东北辽宁省安东的抚顺，吉林省的通化等地，最后在通化毕业。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