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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邑华侨的抗日救国运动
2015-07-06 10:21:52  来源:新华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从这时起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时期,五邑籍华侨焕发出极大的民族热忱,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力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广泛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七七”事变后,五邑籍华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精诚团结的精神,组织了许多更具规模的抗日团体。其中最具意义的是“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成立。

  1936年,旧金山有两个抗日救国会,即“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前者以中华会馆为主体,会同各社团组成,主持人为陈敦朴、李圣庭、何少汉、黄锦添等;后者以个人为单位,主持人为邝炳舜、尤永增等。中华会馆当时曾出面同双方洽谈,设法合并但未成功。“七七”事变后,7月29日,8月2日和16日,中华会馆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团结抗日事宜。台山籍侨领、宁阳总会馆主席黄仁俊等提议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及国民党右派均不参加。后经黄调琴总领事出面调解,双方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同意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8月21日,中华会馆召开全侨大会,侨团侨校参加者91个,共100多人。大会通过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义捐救国总会”),选出邝炳舜为主席,何少汉、李云煦为副主席,陈敦朴、黄君迪、司徒有惠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该会的统属分会47个,遍布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小城市300余处。其中美国有29个,墨西哥15个,中南美洲3个。“此为全美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之规模最庞大者。”它显示了美洲华侨大团结的精神大发扬,是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重要标志之

  “七七”后,美国华侨组织的救国会,有据可查者,计92处。“凡聚居华侨一二百人之埠,便有救国会之组织,人数较少不易组织者,则隶属于邻埠或邻州之救国会”,其数目之多、分布之广,由此可见。为了向国际上显示华人之大团结,梅友卓及芝加哥救国后援会于1938年6月2日在芝城举行“中国团结日”大巡行,芝城华埠停业一天,全体华侨上街游行,参加者达4000多人,西人也前来观看,热闹非凡,“西人誉为芝加哥立埠以来,外侨巡行之最大规模者”。

  在东南亚地区,开平籍侨领司徒赞、台山籍侨领黄洁、新会籍侨领黄一飞都是当地抗日后援会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8月2日,巴达维亚(即雅加达)成立了“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其前身是“华侨救国后援会”,因荷属印尼当局惧怕日本帝国主义,而不许使用含有敌意的字眼,故用此名。司徒赞被选为文书主任,其夫人刘金端被选为该会妇女组副主任,协助筹款和救济等工作。夫妇二人为抗日救国出生人死,忘我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印尼危在旦夕,荷印殖民政府为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向巴达维亚中华总会提出要求,联合华侨力量组织“抗敌后援会”,共同御敌。司徒赞作为总会文书主任,负责起草了“抗敌宣言”。1942年3月5日,日军占领印尼,荷印殖民政府投降。4月4日,司徒赞和爪哇爱国侨领及知名人士540余人,以“敌性华侨”的莫须有罪名被投入西爪哇西泠狱中。司徒赞因曾起草“抗敌宣言”,不仅遭追查毒打,而且惨遭抄家之祸,最后被监禁在芝马墟最大的国际集中营里。1943年3月,刘金端也因暗中筹款接济国内派来的工作人员,被日寇发觉而遭逮捕,以“叛逆华侨”的罪名被日本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司徒赞夫妇在狱中坚贞不屈,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才恢复了自由。他们的斗争精神受到侨胞的热情赞扬。

  黄一飞的事迹也很感人,他是巨港油区工会副主席,巨港沦陷前夕,为了不让日军得到战略物资,他亲手炸毁了勿拉柔油厂,被工人们称为“孤胆英雄”。

  二、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国

  全面抗战爆发后,五邑籍华侨抗日救国宣传的形式更加多样,除了原有的报刊、文艺形式外,还创办了电台,使抗日救国宣传更加深入、更有成效。

  在这个阶段里,五邑籍华侨新创办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唐明照、梅参天等人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

  唐明照,1910年生于思平县圣堂塘龙村。1920年随家人移居美国旧金山。1927年回国人读天津南开大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31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今北京)市委组织部长。1933年返美上加州大学,成为该校美共支部负责入。1937年在纽约华侨“衣联会”任英文干事。抗战初期,唐明照就以《先锋》周报(1934年改称《先锋报》)为基地,不断著文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号召华侨团结起来,声援祖国抗战。1940年7月7日,唐明照同梅参天、冀贡泉、徐永英及纽约华侨“衣联会”负责人等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唐明照为首任报社社长。1942年,唐明照应征人伍后,梅参天接任社长一职。

  《美洲华侨日报》选在“七七”纪念日创刊,意在提醒全体华侨勿忘国耻,勿忘天职。该报每天对开8版,内容丰富,有中国新闻、美国和国际新闻、华侨社区新闻,深受侨胞喜爱,不仅在纽约发行,还发行到美国西海岸、加拿大及南美洲。在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其发行量平日可达4000多份,为当地华文报纸之冠。1941年“皖南事变”后,该报率先揭露事实真相,不断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行径,并与司徒美堂的《纽约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等报刊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强烈声讨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分裂、投降、倒退行径,表达了广大侨胞要求团结、抗日、进步的心声。这个“宣言”在美洲产生很大的震动,使《美洲华侨日报》的影。向进一步扩大。它是美洲华侨社会第一家以左派立场出现,积极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斗争事迹的华文报纸。该报还积极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是广大华侨的“代言人”。

  “衣联会”除利用发通电、声明的方式表达对抗日救国的态度外,还专门编印了数10万份抗日传单,发给数千家洗衣馆,由会员们放在洗干净的衣服口袋里,向广大中外顾客宣传中国抗日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种宣传方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黄仁俊担任社长的《国民日报》,台山籍古巴侨领朱家兆参与工作的《开明公报》,也为抗战救国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

  在缅甸,台山籍华侨音乐家李凌协助光未然主办《新知周报》,出任主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

  在文艺宣传方面,黄文湘、梁朝杰、胡景南等人写作的通讯报道、小说、新闻评论,脍炙人口,影响很大。

  台山旅美华侨画家余亚所利用画笔作武器宣传抗日救国的事迹感人肺腑。余亚所双腿残疾,只能用凳子支着行走。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努力作画,在国内的《救亡日报》、《新道理》、《半月文粹》,香港的《大众日报》,越南的《南洋日报》上发表,起到了教育群众、打击敌人的积极作用。

  台山籍华侨黄柏旋自幼喜爱音乐,抗战时,他在旧金山成立了“叱咤音乐社”,自任社长,编印了《叱咤风雨集》,收集的全是抗日歌曲。音乐社经常公开演出,用歌声激发侨胞的爱国热情。音乐社的歌声感动了美国著名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他在美国到处演唱中国抗战歌曲,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在缅甸,李凌是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的组织者和音乐指导,他同光未然、赵讽等著名音乐家一起,谱写抗战歌曲,“在全缅甸的每个角落里,要把抗日歌声传遍。”

  创办电台宣传抗日,这是五邑籍华侨宣传抗日救国的创举。其创办人是唐宪才。

  唐宪才,祖籍恩平圣堂琅珂村,1912年生于上海,两岁时随母亲赴美国旧金山。他的父亲唐琼昌是美国洪门领袖、孙中山的挚友。1937年抗战爆发时,唐宪才正值血气方刚之年,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怒不可遏,决心报效祖国,为抗日战争尽一分力。1938年4月,他在夫人陈杏媚的支持下,在旧金山办起了“金星公司电台”,自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唐金源为副总编辑,胡景南为新闻评论员,播音员是陈杏媚。陈杏媚出生在美国,从小酷爱中华文化,对广东粤剧、四邑民歌更是情有独钟。她知识渊博,口齿伶俐,音质圆润,艺术素质好,深为侨胞称赞。

  金星电台每天播音9小时,对内以粤语、对外以英语报道中国抗战最新消息,并有娱乐专辑节目,甚受听众欢迎。金星电台的广播对激励华侨团结抗日起了极好的作用,如发起“一碗饭”募捐运动,获得广大侨胞甚至西人的热烈响应,募得不少钱汇回祖国援助抗战。电台为维护华侨权益,作出很大努力,如邀请政府官员解释有关法令,帮助不少华人在移民案中坦白更正自己的姓名从而获得合法的居留权。

  二战末期,美国总统杜鲁门、副总统华莱士、史迪威将军、宋美龄等都曾到金星电台广播。1945年联合国成立期间,电台印制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联合国成立手册,刊有当时许多政要人物包括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董必武为金星电台的亲笔题词。当时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也常在金星电台广播。金星电台为联合国的成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侨领邝炳舜、刘光福以亲身经历宣传抗日援华,令人感佩。1941年夏,邝炳舜回国慰劳抗战军民返回美国后,不辞辛劳,走遍美国26个州的广大城乡,行程11260多公里,所到之处,发表演说,宣传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聆听其演说的侨胞达20多万人次。刘光福1931年回国时结识了蔡廷锴,被邀出任十九路军秘书,负责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回到澳洲后,或著文或发表演说,宣传十九路军抗日英雄们的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他还联合侨界及进步人士发动华侨捐款支援中国抗战。

  三、慷慨捐输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对的是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很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但贫弱的中国坚持了14年,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日本,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海外广大华侨的慷慨捐助,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五邑籍华侨更是功不可没,他们在捐款、认购公债、侨汇和献物等方面都作出了无私而巨大的贡献。

  (一)捐款

  华侨的捐款活动都是在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有的地区还专门成立了筹饷组织,如纽约华侨在1939年10月13日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由54个侨团组成。为了动员华侨更多地输财出力,同时显示华侨的大团结,1943年9月5日,在邝炳舜、梅友卓等的推动与主持下,“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在纽约举行,参加者有36个救国会,代表71人,会期7天。大会议程除听取各埠救国会工作报告外,主要讨论改善侨汇、鼓励购买公债、统一捐款办法、救济粤灾、惩戒避捐之富侨等。出席大会的代表即席义捐11650美元,汇回祖国慰劳前线将士。这次大会,“集全美华侨于一堂,步调之一致,意志之集中,与范围之广泛,洵为美国华侨百年来破天荒之义举,空前之大团结与大合作。”

  抗战时期,五邑籍华侨捐款的名目繁多,如一日捐、一月捐、新年捐、“七七”献金、“双十”献金等,此外,还有棉花捐、游艺捐、劳军捐、演戏捐、卖花捐、“一碗饭”捐、劝售纪念章捐、航空献机捐等。侨胞们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口号。我们要对世界各地的五邑籍华侨的捐款作一个精确的统计,是很困难的事情。有材料说,从1937-1945年的8年间,美国华侨的捐款总额为5600万美元以上,加拿大500万美元以上,墨西哥200万美元以上,古巴240万美元以上,其他国家估计一个侨胞平均每月约捐美金1元。全美洲8年合计捐款约在69156115美元以上。抗战后期,欧亚两洲大部分地区已沦入“轴心国”之手,因此,这一时期的华侨捐款,大部分为美洲各国华侨所捐献,其中,五邑籍华侨的捐资最多。例如,五邑籍华侨积极响应宋庆龄的倡议,开展“一碗饭”捐献运动,旅美国台山华侨女青年人人在衣服襟上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徽章,在街头作演讲宣传及募捐。仅1938年7月17日这一天,美洲2000多个城市筹得的“一碗饭”捐款就达100多万美元。

  在美洲的捐款活动中,各地侨领起了带头作用。台山籍美国致公堂领袖阮本万捐资30万美元,他还不顾年迈,到各埠做宣传发动,共筹款3500多万美元。邝炳舜捐10万美元,他领导的“统一义捐总会”8年间共筹捐500万美元。梅友卓捐10万美元,他领导的“芝加哥华侨救国后援会”8年间共筹捐240万美元。新会“旅美柯利近省华侨救国统一会”主席李廷栋,共筹捐36.3万多美元。“罗省华侨救国会”副主席、新会籍华侨赵宝光募得22.5万美元。纽约“衣联会”的台山籍侨领陈金坚,是个洗衣工人,每周工资只有6美元,也毫不吝惜地捐出自己的积蓄。“衣联会”在各洗衣馆里设置“捐款箱”,以方便工人们捐献。

  华侨中的工人、店员、职员、教师等,收入低微,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个个节衣缩食,将自己的“血汗钱”也捐了出来。台山附城籍的一位姓叶的女华侨,是个寡妇,她典当了全部首饰,连同自己多年的积蓄共3万多美元,亲自送到救国会,之后她到圣母院当了修女。台山海宴籍的农牧场主颜广礼,战前每天抽雪茄烟十几支,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戒了烟,8年如一日,将省下来的钱悉数捐给祖国抗战事业。台山冲蒌籍一位姓伍的老华侨,年逾古稀已退休在家,为了支援抗战,重又回到洗衣馆,将每月工资全部献给祖国。

  东南亚地区的五邑籍华侨响应陈嘉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的号召,积极参加义捐和募捐,其中卖花捐和郑潮炯“卖子救国”的事迹最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印尼开展的卖花捐主要由华侨学校的师生进行,司徒赞是侨校教师公会主席,他亲自带领师生们开展这一活动。当年,“先生,买朵花吧!这是爱国花呀!买了花,救国家!”的震撼人们心灵的叫卖声响彻城乡,唤起了同胞们的爱国心,对筹集抗日救国捐款起了很好作用。司徒赞还组织巴城华侨慈善会的侨胞们广募捐款。新加坡南侨总会成立时,司徒赞代表印尼华侨出席,并表示巴城华侨要举行月捐,为祖国抗战作贡献。陈嘉庚对巴城华侨的捐献曾大加赞扬,他在回忆录中说:“唯常月捐,巴城承认国币30万元……万隆数万元,……迨后巴城、万隆均如数履行,且或常有超过者……。荷印华侨160万人,如月捐输平均国币160万元,每人平均1元。”印尼华侨捐输救国能有这样良好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司徒赞实属劳苦功高。

  郑潮炯是旅居北婆罗洲的新会籍华侨。当他得知家乡沦陷、老父亲惨遭日寇杀害的消息后,国仇家恨,义愤难平,即与夫人钟彩合商量,一边义卖瓜子,一边发动侨胞捐献。从1937—1942年,他走遍南洋许多城镇,共筹集捐款18万元,全部交给“南侨总会”。1940年,他们把刚出生的男婴卖给一位祖籍广东肇庆的华侨商人,得款80元,悉数献给祖国。郑潮炯“卖子救国”的爱国壮举,轰动了南洋地区,认为这是“抗战史上侨胞救国之可歌可泣的一页”,国民政府侨委会为此给予褒奖。褒奖郑潮炯的有关档案材料,至今仍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

  大洋洲的五邑籍华侨也踊跃捐款援助祖国抗战。据新西兰华侨总会统计,八年全面抗战中,新西兰华侨共捐款3209020镑。1936年时新西兰华侨只有2943人,按人口计算,其捐款数应居各洲之冠。1937年7月至1939年6月,澳大利亚华侨捐给祖国37.5万元。悉尼和墨尔本华侨从1941年1月至9月寄到中国的节约建国储蓄团的捐款达1911766.37元。在这两个国家里,五邑籍华侨都居多数,他们作出的贡献尤大。

  (二)认购公债

  认购公债是五邑籍华侨在输财助战方面对祖国抗战的又一重大贡献。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浩大的军事开支造成的财政困难,先后发行了6期救国公债,总额达30亿元。海外华侨一共认购了11.1亿元。五邑籍华侨每次都争先认购(见图17)。如在美国,开平籍侨领周锐一人认购1万美元,是全美华侨中认购公债数额达1万美元的三人之一。周锐的这张债券现仍保存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在开平华侨博物馆里,展示有该市塘口华侨方良基、加拿大华侨吴基永珍藏的在国外的购买救国公债券及各种义捐纪念章。

  抗战期间,旅居美国的新会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航空公债达3630万美元。

  在加拿大,五邑人聚居的温哥华,1938年初成立了“公债推销会”。该会在章程中规定,温哥华华人社区的每个成年男子至少购买国币50元(约合16加元)的中国战时公债。去年初,恩平市牛江镇莲华村加拿大归侨冯金雅,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在加拿大认购的抗战救国公债债券共10张献给恩平博物馆。冯伯回忆说:当年他在加国的报纸上看到报道,日本鬼子侵略我国,同胞们饱尝苦难,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同胞的抗日救国斗争,我当时分两次认购了这批救国公债,并将债券妥善保存至今。这一珍贵文物体现了广大五邑籍华侨崇高的爱国精神。

  在印度,新会华侨海员陈振声,当时的月薪为印币300多卢比,仅可维持一家5口人的生活。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他把多年的积蓄购买了近5000元的爱国储蓄券(折合当时的国币1.5万元)。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7-06 10: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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