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炸弹下的西南联大警报与茶馆
2015-06-30 10:43:00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随着平津与华北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免遭毁灭，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华北地区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校纷纷内迁，中国北方最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等三校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随着长江一线战事失利，1938年4月又西迁云南，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暂住蒙自，其他师生在昆明租屋上课。
1938年11月，西南联大新学期正式开始。蒙自文法学院师生也相继迁到了昆明，因学校经费奇缺，只好租赁昆明师范和农校的校舍住宿和上课。
此前在昆明落脚的联大理、工、商等三个学院，校舍均为平房，且教室的屋顶用白铁皮覆盖，而学生宿舍、各类办公室，全部以茅草盖顶。铁皮制的教室除黑板、讲桌、课椅（右边扶手上有木板，便于记笔记），别无他物。除了潮湿与闷热使北方来的师生难以忍受，一旦遇到刮风下雨，铁皮开始在屋顶不住地抖动摇晃，其声之大、之刺耳，完全压过了教授们的讲课声。许多年后，曾在联大物理系读书的杨振宁回忆说：“那时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天？）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及与他一起摘取这项桂冠的李政道，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教室如此简陋，学生宿舍更是糟糕。在所建的36座茅屋宿舍中，两端安有双扇木门，土墙上几个方口嵌上木棍就是窗子。每间宿舍放20张双层木床，学生们用床单或挂帐子把紧靠的两床隔开，以减少干扰，便于自读。 学生的条件如此简陋，教职员工连茅屋都没有，只好在昆明城内自行觅房屋租住，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也是如此，梅家先是住在昆明郊区一个农家小院的平房，房舍简陋得令人难以承受。梅贻琦曾在日记中作过这样记载：“屋中瓦顶未加承尘（设备），数日来，灰沙、杂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试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和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梅贻琦又搬到了龙院村一幢小土楼一层居住，时在联大图书馆任职的唐冠芳先生一家住在楼上，只是这幢小楼因年久失修，同样简陋不堪。许多年后，唐冠芳的儿子还记得这样一幕情景：有一天中午吃完饭，母亲照例收拾桌椅、扫地。正在这时，只听见楼下的梅家三姑娘高声喊道：“唐太太，你别扫地了，我们在吃饭！”原来，土碴与灰尘随着扫帚起伏顺着楼板的裂隙淌了下去，成了梅家饭菜的“胡椒面”了。
尽管茅舍瓦屋简陋，毕竟还能安下一张书桌和饭桌，尔后的日子，连这样的条件也难得了。1938年9月28日，日军对昆明的大轰炸开始了，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泄而下，地下的人群没来得及叫一声便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昆明西门外潘家湾昆华师范学校附近聚集的大批外乡难民和市民，当场便炸死190人。
“九·二八”惨案后，当地政府在昆明五华山顶铁塔上安装了报警装置，从此，“跑警报”成了昆明城男女老少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当时的联大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汪增祺在回忆文章中描述说：联大刚进入昆明的那几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当大家闻听警报响起，就放下手中的工作或学习的课业，开始往郊外山上或野地里跑，找一个山沟或树林、庄稼地或卧或伏地隐蔽起来，待警报解除再回原处。为了在警报声中完成教学任务，西南联大根据日机到昆明的时间和特点，采取了专门办法，即早晨七点开始上课，一堂课从五十分钟压缩到四十分钟，到上午十点就能上完四节课，尔后的时间便是跑警报和自习。但日机也有的反常的时候，或提前或延后，搞得师生难以应付。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因开的课讲授多年，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警报跑得多了，学生们习以为常，跑过之后便拿本书到茶馆里去念，既可以缓和气氛和情绪，也可缓解疲劳。于是，“泡茶馆”渐渐成为联大师生的一道风景。泡一杯茶，要一碟花生米或是瓜子，足可“泡”一个下午和晚上。店老板也很理解，就不断给续水，茶馆念书与讨论问题成为一种形式固定下来。有些青年教师也成为茶馆的常客，联大哲学系青年教授沈有鼎对讨论哲学问题一度入迷，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的身影。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他可以出钱请师生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此为联大一段佳话。当年昆明的龙翔街、凤翥街、青云街等散发着书卷气的街巷，每天都可看到联大师生来来往往，一间间低矮、温馨的茶馆，盛载着师生关于文学、艺术、诗歌、学术的思考和争论，那夜幕中在门口飘荡着的一盏盏灯笼，曾经温暖了多少学子的心。
随着日军攻占越南，切断了战时中国海路运输的国际交通线，云南成为前线，昆明遭受的轰炸和危险也越来越大。这时的联大师生，除了人需要“跑警报”，还有一批仪器必须随人“跑”。为了保护战时极其珍贵的教学、实验器材，理学院的师生们在院内挖了一个很大的防空洞，把不易碎的仪器放在一个50加仑的空汽油桶内，实验时抬出来，做完后就把灵敏元件拆下来，放入空油桶抬回防空洞，如此可避免日机轰炸造成的损失。对一些易碎且不易拆卸的贵重仪器，则搬到离昆明城十多里地的大普吉农村掩藏起来，需要实习时再搬到昆明，用完后再搬回去，风雨无阻，年年如此。联大物理系在系主任饶毓泰主持下，还办了一个金工车间，有车床，铣床等，为实验室生产零配件和简单的设备，学生既有理论知识，又能锻炼实际操作的能力，受益非常大。1943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第一次来昆明考察，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与理性，忠实地记录了西南联大师生贫困窘蹇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及世界形势的转变，自由中国现在已经与世界的其它部分隔离很久了。”
稍后，在专为同盟国科学工作者撰写的报告中，李约瑟对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等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各系都设在用泥砖建造的‘临时营房’中，房顶上简单地盖着瓦和铁皮，尽管有些房子上有中国式建筑伟大传统的雕檐，内部、地面是夯实的土，掺有少量的水泥。在这种情况下，配置研究和教学用的实验室体现了高度的聪明才智。例子如，由于没有煤气可使用，所有加热必须用电进行，因而（用粘土自制的）电炉的电炉丝用完后，工作陷于停顿，人们发现云南一家兵工厂的制炮车床的刨屑是很好的代用品。苏木精买不到时，人们发现与其类似的一种染料可以从云南土产的一种桔黄色木头中提取。显微镜的载片买不到时，就切割被空袭震破的窗玻璃代替。买不到盖板就代之以当地产的云母片。还可以列出许多详细的事例。”当时的李约瑟还得知，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用从北平清华大学带出来的五十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原素实验，虽然成就不够理想，却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成为联大九年“坚毅刚卓”校训的象征和力量源泉。
仍然是为躲避日机的轰炸，联大有许多教授被迫移住乡下。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几经周折，迁入郊区大普吉陈家营村，租住杨家宅院的一处土坯垒成的偏房，原是房东用来堆包谷和柴草所用，异常简陋。就是这样，闻家也难得独享。1941年初，联大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在昆华农校的住所突遭敌机炸毁，险些送命，一家六口在城里转了一天也没找到安身之所，闻一多闻讯专程邀请华氏携家眷暂到自己住处栖身。于是，两家14口人（闻家8口，华家6口），竟在这不到16平方米的小黑屋里隔帘而居。
在如此逼仄的环境中，闻、华二人仍笔耕不缀，且成果丰硕。闻一多完成了著名神话专论《伏羲考》，华罗庚则推出饮誉数学界的《堆垒素数论》——对苏联数学大师维诺格拉多夫的方法作了改进和简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数学家的超人才华。书稿完成后，华罗庚寄交重庆，由教育部组织一流的数学家进行审阅。老一辈数学家何鲁冒着酷暑挥汗审阅，几度拍案叫绝。稍后，华氏因此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1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同年，华罗庚把手稿寄给维诺格拉多夫亲自审阅，对方惊喜之余电复：“我们收到了你的优秀专著，待战争结束后，立即付印。”1947年，苏联科学院以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出版了华氏的著作，整个世界数学界为之震动。许多年后，当华罗庚回忆在昆明陈家营村与闻家同室居住的往事时，不禁唏嘘感叹，赋诗一首：
“挂布分屋共容膝，
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
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1年10月，闻一多举家迁往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北郊龙泉镇司家营，与朱自清共居一处，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生的指导和教学中。华罗庚一家继续在杨宅居住，只是移到耳房的两间小楼上，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歌词，也是联大师生精神和行动的写照。自1938年8月，西南联大除原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外，全校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一个先修班。至1946年联大结束为止，九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共3882人。西南联大创造了战时联合大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的精神。战火的磨练，严格的考选，历史与时代的造化，为西南联大集中了一批素质优秀的学生，成就了一个空前的人才密集的团队。尽管西南联大处在强敌入侵，风雨如晦的艰苦环境中，仍以刚卓不拔的精神，坚持严格的学风，为国家建设培育了大批业务和政治骨干，以及一代推动国家科研事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杰出科学家。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选的首届81名院士中，曾有27人在西南联大任教，占院士总数的三分之一。自1955年至1997年，西南联大任教和研究的人员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者达72人，学生有78人。定居美国的原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有4人被选为外籍院士，因而，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在内，西南联大师生共有154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除了一批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诗人等等，特别不应忘记的是，联大九年，校园内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爱国参军热潮，共有832人投笔从戎，奔赴中国各地和缅甸、印度等海外抗日战场与盟军协同作战。其中有15人血洒疆场，壮烈殉国，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增添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
责任编辑：吴翠吾 最后更新：2015-06-30 10: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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