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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
2018-07-28 10:07:05  来源:人民政协报  点击:  复制链接

 

 
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现场

  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现场

    被炸的苏联大使馆

  被炸的苏联大使馆

    被炸的重庆天主堂

  被炸的重庆天主堂

  每年的6月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都要连续三次拉响警报,以悼念在“六五”大隧道惨案中死去的同胞,明示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941年6月5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市的大隧道,死伤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称为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要知道惨案的详细情况,就必须寻找目击者和这场惨案的幸存者。 

  2015年4月20日,全国政协抗战遗址保护与利用专题调研组来到这里调研。翻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历史,找到“六五”大隧道惨案的史料,那一幕幕尸横遍野,尸体堆积如山的悲惨场景,无不使人悲泪即下…… 

  《重庆文史资料》记载的“六五”惨案 

  《重庆文史资料》第31辑上发表了当时重庆的《新民报》记者陈理源先生写的回忆文章《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采访记》。这一篇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理“六五“惨案的全部情况: 

  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但是,当时经历过的目击者认为,大隧道的死伤人数远远不止这些,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骗老百姓,致使民怨沸腾,舆论哗然。 

  就在第二天我们《新民报》派我亲临现场,我亲眼看到尸骸累累并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后,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难免没有“以多报少”的行为。于是我回到报社后便与《新民报》主持人陈铭德先生等谈及此事。陈铭德在当时是“民意机关”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驻会委员之一,恰好该会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反映,决定举行驻会委员会议,讨论这一惨案的有关问题,出席者有议长康心如,驻会委员陈铭德、温少鹤、宁芷邨、漆中权、王鸣岗等。会议由康心如主持。

  这次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实情况,请市政府迅予查明,报告本会;二是:肇事责任究竟谁属,应请政府严加惩办;三是:请市政府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四是: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

  以此同时,当时一贯以关怀人民祸福为己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及时在6月7日进行了专题报道,并用大字标题谓:《前晚空前惨剧,各方极为重视,市参会请惩办肇事者》。但是,当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存,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仍压迫、摧残不已,禁止它对此案发表评论。《新华日报》忍无可忍,用刊登“本报启事”的方式,于8日向读者作了揭露和控诉:“关于防空洞惨案,6日本报遵命不作评论,而7日各报对此都发表意见,本报即撰写时评一则,又奉命免登。特向读者致歉!”

  被当局控制较松的《新民报》,在陈铭德与总主笔罗承烈等的商议后,由罗承烈执笔撰写社评发表,要求当局“查明真相,让民众不受蒙蔽,使死者得以瞑目。”

  《新华日报》报道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在1941年6月10日的《新华日报》第一版上,有一篇记者华岗的报道《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文章全文如下: 

  本报讯1941年6月5日18时18分,日本飞机24架分三批经湖北宜都、松滋等地突然夜袭重庆。在重庆市区上清寺、中三路、两路口、大田湾、黄家垭口、观音岩、神仙洞、七星岗、通远门、巴县中学、南岸弹子石、玄坛庙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弹82枚、燃烧弹13枚,直到晚上23时27分才解除警报,日机空袭长达5个小时零9分钟。 

  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市,看那架势大有要把重庆炸为平地的样子。当时由于正是傍晚,进城的人和不属于在该洞躲避的人,在发布紧急警报后急不暇择。于是就近躲避,该洞管理人员也没有检查核对凭证,尽量收容,致使四通八达的校场口一带大隧道人数大量超过规定数量。 

  恰好这时该段大隧道的通风和发电设备虽已装备完工,但是因国民党防空司令部尚未办理验收手续,故发电机和通风机都没有开动。半小时之后,洞内呼吸困难,发生骚乱,油灯先后熄灭,人们大呼小叫,妇孺哭泣。这时日本飞机一批、二批、三批先后在空中盘旋,防护团奉命不准人们在紧急警报没有解除之前出洞。

  这时洞内的人想出来换换气,拼命往外挤,而洞口的人为了躲避轰炸又拼命的往洞内钻,军警吹口哨、奏号也不顶用。人们拥挤中纷纷跌倒,互相踩踏,加之空气缺乏,呼吸困难。因为当时没有及时对市民进行有序的疏散,造成大量市民拥向公共防空洞(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正由于管理隧道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敌机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因此,在隧道内长达10个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躲避空袭的民众因通风不畅被活活闷死,造成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情形。从这一篇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一)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狼子野心;(二)当时国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三)慌乱的群众没有组织人员做疏导工作。正因为如此,造成拥挤、踩踏、窒息大惨案。 

  国民政府对防空负责人的处理 

  重庆“六五”惨案,给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伤害,那么国民政府对防空负责人是怎样处理的呢?《新民报》记者陈理源的文章介绍说:

  国民党最高当局为平息民愤,命令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胡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等“革职留任”,责成他们“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护设备。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下令组织特种审查委员会,对死伤人数及原因进行审查,另外成立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防空洞管理委员会,以改进防空洞设施及管理工作。

  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党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行政院代理秘书长蒋廷黻、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监察院秘书长程沧波等七人,以吴铁城、张伯苓、康心如等三人为主席团。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陈立夫,副主任委员翁文灏、委员曾养甫、徐恩曾、顾毓輪、吴华甫、谢元模、孙越崎、章天铎、蔡邦霖等八人。防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谷正纲,委员有刘峙、陈访先、贺国光、吴国桢、胡伯翰、唐毅、庞京周、梅贻林等八人。 

  “六五”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以将近20天的时间,组织专家到出事隧道勘测,向运送尸体的驳船公会及船户,掩埋尸体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所属抚济组掩埋股……等有关单位调查后,于7月3日公布《审查报告》谓:“本案死亡人数,本会认定以992人为最准确数(其中有儿童151人),本案因重伤送入各医院者计151人。”由此可见,防空司令部前所公布的死亡人数,比审查委员会所查明的数字少得多。 

  经查明造成惨案的主要原因,审查报告指出:“第一为事前的隧道工程设计与设备不良,其次为平时与临时管理无方。防空工程之主管与防护最高负责机关,平时及临时之配套指挥,不能辞其咎。”据此,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免去刘峙所兼防空司令职务,另派重庆警备司令贺国光兼任防空司令;对重庆防空司令部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则给以“玩忽职务,着即撤职”的处分。所谓“惩办肇事负责者”敷衍了事,不过如此而已!

  各说不一的死亡人数

  重庆“六五”惨案发生后,为了不扩大影响,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当时舆论界和民间传言,关于重庆“六五”惨案中的死亡人数,各说不一。当时一段时间内先后披露于报端的即有“死亡近万人”、“死亡近千人”、“死亡万余人”等说法,社会传言各说不一。 

  1941年6月6日,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布公告:“宣称死亡461人,重伤291人”。

  当时重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披露的死亡人数和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数基本相符。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等报刊,在1941年6月26日披露的是:死亡人数992人,其中儿童151人,重伤送入医院者151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据1941年6月29日的《商务日报》和《新蜀报》报道,死伤人数为2500人。

  据1941年6月30日的《群众周刊》、《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报道,死伤人数也是2500人。

  而真正死伤多少人呢?最近,据人民网报道:西南大学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公布了首批死亡人数为635名,(文章标明是首批,说明还有二批、三批、四批等)同时公布了重庆“六五”大隧道窒息惨案遇难者名单,详细记录了遇难者的姓名、籍贯和住址等。除少数遇难者年龄不可考查外,公布的名单中以年轻人居多,近40%的遇难者不到20岁,共246人。其中,有119名遇难者年龄在10岁以下。更让人痛心的是24名遇难者仅1岁,18名遇难者才2岁。究竟死亡伤残多少人当时根本无法统计,至今仍在研究之中。

  1941年6月30日,《国民公报》的记者周本渊是这样报道的: 

  本报讯6月5日9时许,日本飞机轰炸重庆大隧道,市中区居民因无思想准备,听到警报拉响后慌慌张张,又没有单位组织及时疏散群众。于是,群众如潮水般地拥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内避难人数比往常增加了几倍,达到万余人,洞内火爆拥挤。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视避难群众如囚徒,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

  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除身处3个洞口较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于难外,其余近万名避难人员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挤压,踩踏、衣服被撕烂,皮肤变成蓝黑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惨案。隧道内避难的市民死亡9992人,儿童为1151人,重伤者1510人,轻伤者不计其数。 

  在这场大惨案中的幸存者———几位重庆百岁老人都说:“反正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朝天门码头到处都是死尸……” 

  一位灾难幸存者的描述 

  重庆“六五”惨案中受轻伤者,不计其数。因为他们一出隧道忙于逃命回家,难免踩伤和挤伤,数量简直无法统计。

  惨案发生后第九天(即6月14日),《新民报》收到一封惨案幸存者的来信,报社工作人员看后,由《新民报》的编辑张友鸾加上标题,在《新民报》上刊登,如实反映了部分受难者的遭遇: 

  一个受难未死者的来信 

  6月5日6点钟,警报发出时,我在校场口,随身带有法币4000余元,天成美(商店)账簿四本,进十八梯观音岩防空洞避难。紧急警报拉响后,驻守之宪兵及防护团员将隧道大门锁上。

  第一批敌机投弹后,就觉得心中发慌,心脏好像往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水。即向外走去,但觉有人拉住,不能举步,而仍立在原地。又过了一小时,心中更为发难、难过。忽然有人呼喊救命,第一句声音很高,第二句即转低又细,然后寂然无声。黑暗中总觉得有人在乱咬自己的手,而手多处受伤。洞内的人都挤卧在地下,好像昏昏沉沉睡下了。时而双目流眼泪,口流清口水,时而心境清凉,唯恐已死,暂失知觉。 

  等到警报解除后,经过拉尸队的人把我从石灰市洞口拉出,我还是毫无所知。后来忽然觉得一线光明,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同事聂先生、余先生也还活着。于是我们就到附近炭铺内去休息,等待到天明时慢慢回家。但法币与账簿已丢失,目前精神不佳,腹内隐痛。聂先生与余先生人虽未死,但身体浮肿,皮肤发绿,生死难料,刻已下乡调养也……

  从这一封信不难看出受难民众,因缺乏氧气而遭受窒息的煎熬、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惨状。

  其实抗战期间重庆发生的大隧道惨案不止这一起,我们从史料上看见:1939年6月11日和1940年8月12日均已死伤了很多的平民百姓。但国民党当局实行新闻封锁,对人民和新闻界的呼吁充耳不闻,致使造成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这一场空前灾难。 

  死难者尸体的处理

  大惨案发生后对死者的尸体处理说法很多,当时曾有人发表文章说,“有的尸体被抛入长江中冲走”;“有的尸体被窖于市中区边沿的朝天门下沙滩内掩埋”;“有的说堆在朝天门沙滩上发烂发臭”。而真正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惨案发生后,《新民报》的记者陈理源先生受报社之托,前去采访大隧道惨案尸体处理情况。陈先生在《重庆文史资料》发表文章介绍说,他亲自到放置集结待运尸体的朝天门港口码头采访。亲眼看到那凄凉悲惨的场景,不禁潸然泪下,激起人们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 

  关于将尸体抛入长江中和窖于在沙嘴的情况,陈理源先生说既没有目睹也没有耳闻。陈先生采访了解到一部分尸体由死者家属自行择地安葬,其余的全部尸体因家属无力择地或家在外区者,由重庆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运往长江北岸,地名叫黑石子的丘陵之间全部掩埋。

  我们可想而知,当时的重庆人民被日本飞机轰炸后,亲人已死,房屋毁坏,生活十分艰苦。当时为平民愤蒋介石与参议员一起前往肇事处视察,看望并慰问了死者家属。“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对隧道死难家属中的鳏寡孤独、无人抚养者发放了赈金。老弱残废每人300元,失学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重庆市共发放赈金11万元。

  “六五”惨案后的重庆 

  重庆人民经过“六五”大隧道惨案后,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威胁抢修大隧道。隧道从地面深挖地底10米左右的岩层,然后平伸约2公里(可以通往两路口隧道口)。中途又分成三个叉道口,隧道高宽约2米多,正常容量为4384人,拥挤时可达到6555人。洞内设置有通风器和发电机、电灯、油灯、石凳、木凳等,是专供市民躲避空袭所用的大隧道。

  这一段大隧道的进出口有三处:磁器口街(原名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此三点成鼎足之势。磁器口和石灰市两处,都是平地挖下去的,洞口皆用条石砌成同一形状的坚固掩体,为防日机轰炸,掩体外表涂成黑色。

  重庆“六五”大隧道惨案,强烈激发了重庆人民抗战的激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重庆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先后组成川渝大军奔赴抗战最前线英勇杀敌;重庆的救国会、青年联合会、抗日文艺习作会、学生会、妇联会等纷纷捐钱捐物,买飞机、买大炮全力支持抗战。

  重庆的抗战文化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重庆进步文艺界创作演出了《戏剧春秋》和《愁城记》(夏衍)、《北京人》(曹禺)、《清明前后》(茅盾)、《风雪夜归人》(吴祖光)、《结婚进行曲》(陈白尘)等一批有艺术水平、历史深度的大剧,在四届雾都公演中,创作演出的进步话剧就达242台,这一现象被话剧史家们称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

  重庆的抗日报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光明日报》、《商务日报》、《新民报》、《文种》、《诗报》及文艺队伍、电台广泛宣传抗日,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重庆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87年7月6日,中共重庆市委为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日本侵略者轰炸重庆纪事碑”落成仪式在“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举行,并将这里列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让人们千秋万代勿忘国耻,牢记历史!

  (本组文章作者胡平原为重庆市巴南区政协文史研究员、黄典为本报驻重庆记者)

 

责任编辑:贺晓理 最后更新:2018-07-28 10: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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