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军医：曾以为慰安所是文艺演出所
2016-04-05 11:16:40 来源：华声在线 点击： 复制链接
杨家宅慰安所木屋
苏智良教授手持一名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照片向来访者介绍情况
回忆录作者麻生军医（左三）
70年前，侵华日军让中国遍地狼烟时，他们强征奴役下超过20万名中国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而现亲身见证这段苦难历史的慰安妇受害者仅有24人仍活在世上，她们的苦难是这段不容忘记的历史的重要部分。终于，这些即将走完自己人生的老人们，等来了中国将慰安妇史料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消息，全国6家档案馆精选出的29组历史档案目前已申报给联合国，而档案本身的故事也像这些慰安妇受害者同样令人唏嘘。
我国申报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为五个类别的29组档案资料，其中图片类档案中的24张照片全部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提供，这也是唯一来自民间的部分。苏智良希望“申遗”能推进人类对“慰安妇”制度的反省、思考与批判。
首倡申报世界记忆工程
2013年秋天起，海南的陈金玉、林亚金；山西的郭喜翠、万爱花等慰安妇受害者相继去世，这个秋天，苏智良夫妇奔波于各个去世的慰安妇受害者的葬礼。“我感到心里很憋闷，她们都没能看到日本政府为她们的苦难遭遇道歉的一天，我们必须要为这些老人做点什么。”苏智良说。
回到上海后，苏智良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长信，提出将慰安妇相关史料提交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国家档案局于今年初联系了苏智良，并开始从6家档案馆超过10万份文献档案中进行精选。
世界记忆工程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与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使人类记忆更加完整。
我国申报给联合国世界记忆工程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共五大类29组档案，其中侵华日军遗留档案、伪政权档案、上海租界档案、日军战犯口供这四个类别分别出自黑龙江、吉林、辽宁、南京、上海及中央档案馆。6家档案馆选取的档案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强征、奴役慰安妇的暴行，其中吉林省档案馆提交了5件从未公开过的档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北京青年报记者确认，已经收到了中国将日本强征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请。此次中国申报档案的具体内容将于7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计划的网页上予以公布。
苏智良提供的24张照片全部来源于日本，22年来，他走遍日本的书店，遍读公开出版的侵华日军老兵各种回忆录，寻找与慰安妇历史相关的蛛丝马迹。他发动全家投入慰安妇历史的研究，对于他来说这些照片已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忆，也早已成为他人生的一部分。
而这一切，却起源于一次机缘巧合。
偶然开始的慰安妇研究
1992年2月的东京气温虽已开始回暖，但呼啸的寒风仍让人感到刺骨。那时，苏智良正坐在东京大学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外面的街道，这一年他36岁，半年前上海师范大学公派他前往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同时在日本东亚学院讲授汉语。
苏智良目光聚集在街道上行进而过的一支打着标语的游行队伍，这支队伍的核心是几位打着韩文标语的老年女性，她们是韩国籍的日军慰安妇，她们一路游行到日本最高法院门前，要求日本政府给予道歉和赔偿。在当时的中国，侵华日军强征、奴役慰安妇的暴行还没有成为尽人皆知的历史，但苏智良知道，中国一定也有很多像这些游行的韩国老人一样的受害者，只是那时还没有人做中国慰安妇的调查研究，慰安妇在侵华日军历史上仍然是个谜，是一段尚没有被揭开真相的模糊历史。
不久后的一次闲聊改变了苏智良的后半辈子。1992年3月的一个周末，苏与十几名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闲谈，话题转到不久前韩国慰安妇的示威游行时，一名日本学者对苏智良说：“你从上海来的，你知道中国也有很多慰安妇吗？而且日军第一家慰安所就建在你们上海啊。”
“我那时听到那句话，感觉就像平地里打了个‘炸雷’。我一直研究上海黑社会史和中国的毒品史，却从来没意识到慰安妇这段历史竟然就沉睡在自己身边。虽然说作为一个人文历史学者不该说这种不严肃的话，但我那时候确实感受到了一种‘命运’一样的东西来到了自己身上。”如今花白的头发已掉了半数的苏智良回忆着，“虽然说当时还没有那种‘中国慰安妇这段历史就让我来揭开吧’这样的‘壮志’，但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上海近代史学者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我也想不到这一做起来就是20多年。”
日军在中国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上海，那么它在哪儿？有什么史料可以证明？带着这样的疑问，1992年的苏智良在东京一头扎进了图书馆，3个月下来，一无所获。当年6月，他作为公派访问学者的期限已到，为了能获得确凿史料，苏智良申请自费留日一年，但调查结果依然让他沮丧，又是10个月，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收获。
眼看自费留日的时限又快到了，焦急的苏智良偶然在东大附近著名的旧书街神保町的一家不起眼的书店里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两排日式木屋，中间碎砖铺路，一名日本兵在身穿和服的女性管理者陪同下正准备进入慰安妇的房间，配图的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这是苏智良第一次发现上海的慰安所，但此时他留日时间已不多了，只得拜托日本朋友帮忙寻找这张照片的出处。
1993年6月，苏智良结束日本生活回到上海，几乎同时，受他委托调查的日本一桥大学三谷孝教授将一本薄薄的日文书也寄了过来。这本名为《从上海到上海》的书是苏智良发现照片的原出处，这是一本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军医官麻生彻男的回忆录。
谜一样的杨家宅慰安所
麻生彻男自携一台莱卡相机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他在侵华战争中拍摄了1300多幅战地照片，其中他拍摄了大量战地女性照片，有护士、上海酒吧的女招待，也有慰安妇。麻生在战争中随日军战斗部队经历了从上海-南京-九江-汉口-武昌-上海的战争过程，这也是他回忆录《从上海到上海》名字的由来。
1938年1月2日，身为军医正在没日没夜为伤员做手术的麻生接到了兵站司令部的命令，为设立陆军慰安所，要其为集结起来的百余名妇女进行身体检查。麻生当时尚不知“慰安所”三个字的真实含义，他在这本回忆录中写道：“陆军慰安所是慰劳官兵进行文艺演出的场所吧？为什么要给这些女子做妇科检查呢？”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麻生连夜找来日军工兵和附近的木匠，制作了一架妇科检查台，他拍了检查台的照片，并拍下了次日排队等待检查的女子们。麻生称自己这时才知道这些女子的任务是“用自己的身体慰劳士兵”。
杨家宅慰安所建成后，麻生彻男还拍摄了慰安所的广告牌以及手书的管理规定，这也是目前所有日军慰安所影像资料中唯一留存下来的规章制度。
《从上海到上海》中的8张照片都被苏智良提交给了世界记忆工程，但1993年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他还面临一个难题：杨家宅慰安所究竟在哪儿？
苏智良当年找来地图一查，发现叫杨家宅的地方上海竟然有十多个，他只得骑着自行车一个一个地探访。到1994年春天，半年时间过去，所有的杨家宅走了一遍，苏智良没有任何收获，他只得扩大搜索范围，像大海捞针一样在各个杨家宅周边寻找。终于在翔殷路北侧的东沈家宅找到了杨家宅慰安所的遗迹。当年78岁的沈月仙老人看到麻生彻男拍摄的照片后立刻辨认了出来，她已故的丈夫曾被日军抓去建造照片中的两排木屋。苏智良说当时自己兴奋得双手颤抖，他觉得自己似乎已解开了一个历史谜团，但之后发现杨家宅慰安所仅仅是慰安妇历史谜团的开篇，后面等待他的将是一度压得他喘不过气的苦难。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05 1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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