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带领慰安妇15年索赔败诉:感慨今年多人离世
2016-02-15 11:10:46  来源：法制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位山沟里的乡村小学老师，在偶然与曾为“慰安妇”的老人相遇之后，便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调查、诉讼之路。他表示，自己希望能拥有更多的中国同行者

　　2013年9月4日凌晨，“中国实名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万爱花在山西太原住处去世，享年84岁。

　　老人的葬礼，由山西退休乡村教师张双兵主持。

　　在很多曾为“慰安妇”的老人心里，张双兵是最能信任的人。包括万爱花在内的16位老人，曾拖着孱弱的身体，在他的带领下远赴日本出庭。

　　张双兵今年60岁，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992年，他亲自写下并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侵华日军性侵控诉书。随后，一场长达15年的跨国诉讼展开。

　　在山西，张双兵走访了123位老人，并将她们的经历著书，编写成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书籍——《炮楼里的女人》。

　　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30年时间里，为了给老人争取应得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张双兵四处奔波，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外债，同时也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

　　在与法治周末记者的通话中，张双兵经常叹气。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于沉重的人生，他感到无奈而无力。

　　“偶然间，把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了。”他说。

　　如今，张双兵希望能够有人和他一起“扛起责任”。不过，即使没有人与他并肩，他依然表示自己想要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对老人，我交代不了，也对不起我自己。”

　　20年“慰安妇”民间调查

　　“今年就走了4位老人。”张双兵叹口气道。明年，已内退5年的他即将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从而立到古稀，这位住所离县城60多公里的乡村小学教师，一直在为“慰安妇”们奔走呼号。

　　如今，张双兵依然坚持每月至少看望两次老人。他微薄的工资，几乎都花在了车费和接济老人的生活上。“家人基本支持我，但有时涉及到花销，也会生气。”他说。

　　31年前一个深秋的下午，命运让他与慰安妇有了交集。

　　那个下午，在带领学生劳动后的归途，他看见一位老妇跪在地上收庄稼。惊呆之余，他忙问学生：“老人是谁?”

　　学生答：“她叫侯冬娥，是河东的‘五保户’。年轻时，因为长得漂亮，人们都叫她‘盖山西’，她的老汉是个半身不遂。”

　　交谈后，张双兵和学生帮侯冬娥割完了地。老妇跪在张双兵面前，头贴着地，一个劲儿地念叨：“可遇上好人了，可遇上好人了……”

　　从那时起，张双兵对这位老妇留意起来。随后，他听说了侯冬娥曾为“慰安妇”的经历。

　　10年后的1992年6月，张双兵在《山西日报》上看到一篇转载华岗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中提及，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希望受害者能够站出来。

　　张双兵拿着报纸，首先找到侯冬娥，再次希望能询问出老人过去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去候冬娥家说服老人。在探访的第十天，侯冬娥大哭了一场，将那段“实在不愿意提”的经历，讲给了张双兵。

　　此后，与他同村的刘面焕、冯转香、万爱花等老人，也对他讲出了深藏心底四十多年的伤痛。

　　为了保留这些“活的证据”，张双兵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对“慰安妇”的悲惨历史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搜集和整理。仅在山西，他就走访了123位老人。

　　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张双兵要去的大多数地方没有交通工具。靠着两条腿和自行车，他走遍了山西的盂县、阳曲、太原、武乡、沁县以及河北的平山县。一年夏天，在完成走访后回家的路上，他差点儿被洪水冲走。

　　一开始，张双兵想过，要在全国大范围进行调查，“然后进行大范围的受害赔偿，清理侵华日军罪行”。但限于个人能力，他至今没能走到那一步。

　　回顾这个漫长的过程，张双兵又叹了口气说：“我在山沟里，各方面条件差，用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电脑。我工作了40年，为了做(“慰安妇”调查)这个事情，还耽误了工作，工资也调不上去。”

　　同样关注“慰安妇”群体的志愿者刘炜，曾在个人博客写下张双兵的遭遇：在调查“慰安妇”群体后，有人来“找麻烦”，导致他的妻子因受惊吓而变得神智恍惚，至今未愈。

　　如今，张双兵走访的大多数老人都已离世，在世的只剩二十几位。

　　对于“若老人们都走了怎么办”的问题，张双兵早就想过。“我会和律师提前安排，让老人和儿女谈话。老人让儿女跟着我，继续跟日本政府斗争下去。”他说。

　　15年跨国民间索赔

　　1992年7月8日，《参考消息》刊文《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首次向日本索赔》。其中提到的“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递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出自张双兵之手。

　　张双兵用了10天时间，将老人们的哭诉整理出来，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并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

　　“一开始想得很简单，《参考消息》报了出来，我以为日本政府会给老人答复。之后，我们非常压抑地等了一年，以为会有人来调查核实，但还是没有回答。到了1993年10月，我想，既然日本政府不回答，那就打官司吧。”他回忆道。

　　相对于日本政府的毫无回应，控诉书却引起了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和支援团的注意。

　　1994年，日本律师找到张双兵，一起在山西调查取证。在数名中国慰安妇表示愿意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后，日本律师回到国内。众人经多番努力，日本法院终于正式受理了4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请求。

　　随后，几乎每年，张双兵都会组织受害老人赴日开庭、开控诉会。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跨国诉讼中，张双兵的心里总是有几丝隐隐的“别扭劲儿”。

　　“我们和日本政府打官司，用日本律师，花日本人的钱，心里不舒服。尽管他们说是中国人的朋友，态度也很实在，但心里的别扭劲儿还是有的。到东京开会，感觉由人家支配自己。有的事情不能自己说了算，而是人家说了算。”张双兵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然而他明白，十几年诉讼所花费的一千多万元人民币，全部由日本民间团体垫付。2003年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他曾坦言：“11年用的是日本人的钱与日本政府打官司……”

　　“我开始找过中国律师，觉得还是花自己的钱体面。但很遗憾，没找到。”他说。

　　十多年来，张双兵先后组织3批老人对日诉讼。1995年，4位老人起诉;1996年，两人起诉;1998年，10人起诉。这16位老人的起诉都经过了3次判决，全部败诉。

　　2007年3月18日，张双兵和老人们等来了日本方面“最后的判决”。对于意料之中的“败诉”，他“很悲哀”。

　　“一步步走来，感觉不如想得那么顺利。希望渺茫，很不高兴。”他说，“我们到法庭内外，告诉日本媒体，我们不甘心。”

　　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承认了历史罪行，但不予赔偿。对此，张双兵不能理解：“不予赔偿，就是不想承认罪行，而且没有道歉。”

　　一晃6年过去。爱好文学的张双兵希望能将对日索赔的情况著书出版。这将是他继《炮楼里的女人》之后的第二本书。

　　然而，这本书眼下“只能在日本出版”，目前已翻译完三分之一。

　　“国内出书要花钱。我没有钱，也没有人给我出这个钱，觉得没有盈利和市场效应。出第一本书时，我就碰壁，最后还是一位香港企业家资助才得以出版。”张双兵说。

　　不能承受之重

　　“我做每一件事情都难，难到自己解决不了。”张双兵对记者说。

　　然而他却一直不放弃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每一个机会。“前段时间，安倍和桥下彻关于‘慰安妇’的言论，让我们感到非常气愤。我们向日本政府、日本驻华大使馆发去声讨书。(我们)不能消停下来。”

　　张双兵亦表示，会将索赔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暂无具体规划。

　　从2007年至今，张双兵再没有进行调查或诉讼，而是投入了一项更实在的工作——解决老人生活顾虑。

　　15年的诉讼虽然最终落败，但老人们普遍困难的生活处境，却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1995年开始，来自日本、中国港台等地区的慈善组织和人士，定期给老人生活上的资助。大陆地区的地方政府和爱心人士也会不时登门，为老人送去救助财物。

　　对于这些关注，张双兵并不认为能彻底解决问题。“有广州的外企职员，也有大学生。大多是个人行为，力量不太大。大家也是各有各的工作，很忙，每次来去匆匆。”

　　最近的目标，张双兵这样说：“第一，帮助受害老人及其儿女，再次走出去，打官司、索赔;第二，让老人的医疗费、生活费得到保障。”

　　刚至花甲，张双兵因常年奔波，落下一身病。最近，他患精神分裂症的妻子刚出院回家。

　　“最痛苦的，是对家庭没尽到责任。我不是个好父亲、不是个好丈夫。”张双兵的语气中，流露出自责与无奈。

　　但话锋一转，他又说：“命中注定是这样……历史上好像没人做过这个事情，我既然做了，就不要放弃吧。”

　　张双兵说，自己最想感谢的，是媒体和律师。“他们的爱帮助了我。这与一些受害老人的子女形成强烈反差。”

　　现在，张双兵和绝大多数过世老人的子女都保持着联系。“大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个别子女把所谓的‘名声’看得比母亲的苦处要大。我觉得，这是不孝。”

　　在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张双兵还是选择了坚持。“没有人替我，只有我一直担着。但我要是放下，就是自己的过错。我要做到底。”

　　采访结束时，张双兵表示希望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呼吁：“让日本政府给她们(‘慰安妇’)道歉，是有意义的。为了逝去的老人们，我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把这个事情一起做下去。”

责任编辑：吴步璇 最后更新：2016-02-15 1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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