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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50年:原“慰安妇”自述 揭露日本侵略罪行
2015-12-01 09:46:50  来源:搜狐读书  点击:  复制链接

 

   书 名:沉默50年:一位原“慰安妇”的自述

  作 者:(澳〕扬·鲁夫-奥赫恩

  译 者:张兵一 译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内容简介:

  作者以第一人称,按照时间顺序,向读者讲述了自己七十余年跌宕起伏、悲欣交织的人生历程。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占领爪哇后,作者被送入集中营沦为慰安妇的经历,给现在日本右翼势力及部分媒体歪曲历史,否认强征慰安妇以有力还击。

  作者简介:

  作者:〔澳〕扬·鲁夫-奥赫恩(Jan Ruff-O'Herne),1923年生于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年91岁,父母均为荷兰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东印度群岛后,扬同其母亲及两个妹妹被日军关进集中营,后同其他9名少女一起被日军挑选出来送进当地的一个“慰安所”,被迫成为慰安妇,受尽了凌辱。

  译者:张兵一,重庆出版集团对外文化交流办公室主任,编审。

  书摘正文:

  谨以此书向我已故的丈夫汤姆·鲁夫献上我全部的爱

  致我的中国姐妹们

  1992年12月,我和万爱花注作为证人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日本战争罪行国际公开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我们同来自韩国、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其他原“慰安妇”一起,公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虽然我们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但是此时此刻语言却是完全多余的。当我和万爱花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我终于能够同另一位曾经被强征为“慰安妇”的妇女一起分担自己的悲痛,这对我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经历,它标志着我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而进行公开抗争的开始。我和万爱花两人都曾经是所谓的“慰安妇”,我们对彼此在残暴的日本军人手中遭受的苦难知之甚深,而对中国的妇女而言,这样的暴行早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期间就已经开始了。

  我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原“慰安妇”及其家人们的无限同情,这本书就是为她们和为所有在战争中遭受蹂躏的妇女们而写的。我们当年都是单纯而无辜的少女,而我们的生活都因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暴行而毁于一旦。

  然而,我们的苦难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而是继续无情地影响到了我们一生的生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难以安眠,总是噩梦连连;我们的生活依然伤痕累累。一些人的偏见曾经迫使我们认为自己身体因被日本人玷污而变得肮脏,早已失去了享受婚姻生活的资格。在过去那50年的沉默岁月里,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唯恐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二战期间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可怕的事情。

  为此,我把自己的经历隐瞒了整整50年,但是我最终还是战胜了恐惧,决定公开自己的秘密,希望我遭受的苦难能为世界带来裨益。自从我开始撰写这部回忆录以来,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为保护战争和冲突中的妇女而做出的努力。

  现在,在我91岁高龄的时候,我的这部《沉默50年》回忆录即将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从而继续它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我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是我们并不会被人们忘记,我们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将继续传播开去:强奸决不能再被视为战争的必然产物;我们的故事将有助于防止针对妇女的更多丑恶罪行的发生。我们誓将为正义而继续呐喊。

  扬·鲁夫-奥赫恩

  2014年于澳大利亚

  注:万爱花(1930年1月1日—2013年9月4日),原名刘春莲,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韭菜沟村人,4岁时被当作童养媳卖到山西省盂县羊泉村。1943年6月7日,年仅14的万爱花和其他几个少女被进村扫荡的日本军人掳走并关进一间窑洞里,从第二天起便昼夜遭受日本兵的奸淫和肆意殴打。21天后,她冒死逃脱,回到羊泉村的家中,不料8月再次被日本军人抓走,被蹂躏达29天。后来,她乘日本兵看管松懈之机再次逃脱,但又于当年12月第三次被抓,并遭受了长达50天的毒打和轮奸,身体多处骨折,不省人事。最后,日本兵于1944年初将赤身裸体的万爱花弃于乌河之中,幸被村民救起,捡回一条命。

  日军的暴行对万爱花造成了严重伤害:她原本身高1.65米,由于屡遭毒打,胯骨、肋骨骨折,以致腰身陷进骨盆、颈部缩进胸腔,身高萎缩至1.47米;手臂脱臼,耳垂被扯掉,而且因日本兵的多次残暴奸淫,下身严重溃烂,终身不育。

  1992年以来,万爱花先后6次到日本东京、大阪等地,出席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国际听证会和控诉大会,并于1998年10月30日与其他9位受害妇女一起,状告日本政府对其造成的性暴力伤害,要求其正式公开道歉并给予经济赔偿。她是中国少数愿意公开承认在二战期间被日军性侵犯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中国女性,也是中国控诉侵华日军性侵害的第一人。2013年9月4日凌晨,万爱花在太原离世,终年83岁。

  作者说明

  本书中的印度尼西亚语词汇和地名均未更新,皆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用法。

  我之所以仍然在少数情况下使用了一些现在已经不再广泛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如把日本人称做“日本鬼子”),是因为这些词语原本就是我们当年在集中营里每天使用的语言,它们最能准确地表达出我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和环境中最真实的感受和情感,这是任何现代同义语都无法替代的。

  前 言

  艾琳·米顿

  当我还是一个承欢父母膝下的小姑娘的时候,就总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母亲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但是这非同寻常之处是什么,我却毫不知晓。

  她拥有某种高贵而特殊的气质。

  她是那么的独一无二、那么的坚强,总是能够深深地吸引她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和妹妹一直为自己坚强的母亲感到骄傲,而她自己却一直无法鼓起勇气告诉我们她那些痛苦的经历。每每想到此,我就总会感觉到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一章 幸福的童年

  “外婆,给我讲一个你小时候在爪哇岛的故事吧,求求你了。”

  露比是我的小外孙女,她正在翻看我的那本老相册。她突然抬起头来对我说了这句话,微笑的小脸蛋上充满了期待的神情。于是我问她:“这一次你又想听哪个故事啊?”

  “外婆,告诉我你住的那所房子,讲一讲那些在墙上爬来爬去的蜥蜴。再给我讲讲那里的各种动物,比如你抓到的那条蛇,还有你从那棵树上掉下来的故事。讲讲你的那个法国爷爷,你们为什么坐在餐桌前的时候都必须挺直了身体……还有你那次去爬山,结果两条腿上都爬满了水蛭。讲吧,外婆,所有的故事都要讲!”

  看着她那张稚嫩的小脸和急切的表情,我心中禁不住又涌起了再次给她讲述我那些陈年旧事的冲动——我们这个家族的根在哪里,家族里的传统是什么,往日多姿多彩的幸福生活,等等。这一切都深深地掩藏在她手中那本发黄的家庭相册之中。

  只不过,相册中缺少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照片——那些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拍下来的照片。可是,我所经历的那一幕幕可怕的情景却在我的大脑里留下了如此深刻而永恒的烙印,那一个个惨痛的记忆早已深深地封存在我心中一个最为隐秘的角落里,它们所代表的故事是那么的令人羞耻和恐惧,我又怎么讲得出口!我从来没有把这些秘密告诉过我的女儿们,更没有告诉过我的外孙们——我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们对此都一无所知。然而,把这些黑暗的故事讲出来又一直是我内心的渴望,它就如同向我的外孙们讲述自己欢乐的童年故事一样的强烈和难以抑制。

  这个故事的开头部分是由许许多多的欢乐片段构成的,其实小外孙女早就听过无数次了,只是她同所有的孩子一样,总是喜欢再次听到同样的故事,因为心中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我低头看着那些照片,其中的一些已经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泛黄。每张照片里都蕴藏着一段珍贵的记忆,那是我在爪哇岛上度过的美好童年时光,那里当年叫做“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在叫“印度尼西亚”。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好像再一次感受到了爪哇岛上炎热而潮湿的空气,好像又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悠扬的加美兰音乐1,其间还不时夹杂着蝉和蟋蟀的悠悠低鸣,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首独特的热带交响曲。我们坐在自家房屋的前廊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身边的癞蛤蟆不断地跳起又落下,把一只只不知名的昆虫吞进圆圆的肚子里;一缕淡淡的轻烟从驱蚊的盘香上袅袅升起。不过,留在我记忆中最鲜明的童年生活特征还是漂浮在空气中的各种气味——燃烧的木炭的气味、热带水果的气味、各种花草的气味,尤其是从不远处的小食摊上传来的那种让人垂涎欲滴的独特气味。

  1923年,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一个荷兰殖民家庭里,是这个家族在当地的第三代人。我的家中始终充满了欢乐,而我的童年时代也是最为幸福美满的,旁人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来。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我们一起在一个带有蔗糖生产工厂的甘蔗种植园里长大。这个名叫“泽比灵蔗糖厂”的种植园位于爪哇中部的三宝垄港市附近。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极具爱心、智慧和艺术修养的人,两人在各自不同的方面都极具天赋。我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用纯粹的天主教传统培育我成长,让我在天主教学校和大学里接受教育。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父亲,从小就在我的心灵深处播种下了坚强信仰的种子,使我对祈祷、《圣经》和弥撒充满了热情。对我们而言,那里的弥撒活动是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家远离三宝垄市,荷兰神父比克曼每月只能来泽比灵一次,专门为当地的天主教徒举行弥撒。

  比克曼神父每次来都住在我们的家里。入夜后,我们就会一起喝着冷饮、在留声机播放的轻柔古典音乐的伴随下探讨《圣经》和神学的各种问题。所以,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具有了强烈而深刻的宗教信仰。这是天主赐予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是我在日后度过那段苦难岁月时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母亲和父亲都极有音乐天赋,尤其对古典音乐更是情有独钟。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父亲和母亲一起合奏出的美妙音乐之声。父亲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小提琴手,而母亲则是一个同样出色的钢琴师和歌手。她可以用好几种语言演唱,但是更钟情于德文歌曲,因为用她丰润的女中音唱德文歌曲真是妙不可言,让人不得不陶醉其中。

  我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1926年,那时我三岁。父亲还是一个业余摄影师,所以在我家前廊的后面有一间冲洗照片的暗室。这个暗室对我有着神秘莫测的吸引力,我总是偷偷地从一个角落里往暗室里窥视,却从来不敢走进去。儿时的我还是一个相当固执的孩子。一天,我尿湿了裤子,却谎称是我的姐姐艾莉娜弄湿的。父亲被我蛮横的谎言激怒了,一气之下把我关进了暗室里,以示惩罚。我哭号着、尖叫着,用两个小拳头不停地捶打着暗室的门,整个身体因恐惧而不住地颤抖。好在父亲并没有把我关得太久,但是那一次在黑暗中所经历的恐惧却使我终生难忘。虽然这样的惩罚对一个小孩子不免有些严酷,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让我认识到了说谎的严重性和丑陋性质。

  早年生活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开心的回忆,是父亲常常跪在床边祷告时的情景。对我们几个孩子而言,他每次祷告好像都要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耐不住性子的我们总是在他没有完成祷告之前就跳到他的背上,迫使他同我们一起玩耍。他那虔诚祷告的形象后来成为我一生的榜样和鼓励。

  我的父亲1895年生于爪哇,他的父亲是一个法国人,母亲是一个荷兰和印度尼西亚混血人。祖父母为父亲起名为“塞莱斯廷”,他的成长环境非常法国化,同祖父亨利讲话时都使用法语。祖母珍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深受父亲和全家的爱戴。据我所知,祖母的腰身十分纤细,长着一头浓密而乌黑的长发。按照当时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的生活习俗,祖母在家里的时候总是穿着当地传统的纱笼卡巴雅1——宽松的外衣和围裙。遗憾的是,珍妮死得太早,48岁时就被肾病夺取了她美丽的生命。亨利祖父在他的后半生中一直都没能从他挚爱妻子的早逝中恢复过来——屋里到处挂满了珍妮的照片,两人的卧室更是成为祖父悼念祖母的永久圣地,卧室里的一切都没有丝毫改变,仿佛她仍然生活在他的身旁;那张双人床上依旧铺着带花边的床单,整齐地摆放着白色的被子和两个带枕套的枕头,一切都保持着她离世时的模样。

  因为我是在珍妮祖母去世四个月之后出生的,所以我得到了她的名字——珍妮,多么美好的名字——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常常感到自己同她很亲近。我也非常珍视自己仅有的几件曾经属于珍妮祖母的私人物品,尤其是那个小小的皮夹,其中保存着珍妮的一缕秀发。有时候,我会打开这个皮夹,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留下的头发,让自己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之中。亨利祖父是个极重感情的男人。我不止一次想象过这缕头发的来历:当他知道自己的爱妻病入膏肓,已经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就趁她熟睡之时悄悄地从她头上剪下了这一缕发丝,作为他怀念她和永久珍藏的遗物。祖父美丽的家园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夷为平地,但是这个小小的皮夹却因为一直随身携带在祖父的胸前而得以保存下来,直到他过世时才传到了我的手里。

  亨利祖父是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偶像。他在刚刚20岁的时候只身离开法国来到爪哇,很快就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此外他还会说一口带有美妙法国口音的德语。他还是一个勤奋工作的人,走起路来腰板挺得笔直。即使在77岁高龄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每天锻炼,不用屈膝就能轻松地弯下腰用双手触及自己的脚趾头!

  每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总是在祖父位于中爪哇班多恩干的家里度过整个假期。那里还是一个“乡村公园”,位于欧恩加兰山的山坡上,海拔900多米,是祖父一手创建起来的度假胜地。母亲也会在假期里来到这里小住,以躲避泽比灵炎热而潮湿的天气,享受一下山中凉爽宜人的空气。

  亨利祖父在班多恩干的这座漂亮的房子也因此成为我一生中永不磨灭的记忆。那里的每一个房间、每一个角落,地上的装饰地砖和各处摆放的地毯,墙上那些家中男仆每天入夜时都会以仪式般的庄重神态点亮的煤气灯,挂在墙上的照片和各种装饰品,前廊上的几把藤椅和桌子,以及我们经常在那里享受的饭后甜点和一杯接一杯的冷饮,这一切的一切虽已恍若隔世,但是在我心里却又历久弥新。

  在那间宽敞起居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张大书桌,祖父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这张书桌前。书桌上摆满了家庭成员的照片。工作不是太忙的时候,他会允许我们坐在他的腿上,指着桌上的一张张照片为我们讲述他的陈年旧事。虽然有些故事我已经听过许多遍,但是每次讲起来我依然听得心醉神迷。对我而言,那张书桌就是祖父家中最重要的一件家具,每次看到它我心中就会油然产生一种敬畏之情。在书桌的对面摆放着一个画架,画架上是一幅巨大的珍妮祖母的照片,两旁各自摆放着一小盆紫色的大岩桐花。

  亨利祖父的妻子去世以后,贝茨姑妈充当了家中女主人的角色。她默默地在祖父的房前屋后操持家务,脚上始终穿着一双拖鞋,走起路来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那声音至今仍在我耳旁时时回响。贝茨姑妈长着一头椒盐色的头发,她总爱把它们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挂在脑后,可是那个发髻又始终挽得乱糟糟的。她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总是一成不变的,不外乎那两件花裙子,一件是深蓝色的,另一件是紫色的。贝茨姑妈虽然有些与众不同,但是我们都很爱她。珍妮死后,她接管了家中的全部家务,对我们而言她就如同当年的珍妮祖母一样。贝茨终身未嫁,她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全心全意地疼爱我们,甚至于每当我们惹了麻烦不免受到祖父惩罚的时候,她也总会站出来为我们遮掩。

  就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贝茨姑妈突然一病不起,那年我19岁。我当时恰好住在祖父家里,能够照顾病重的姑妈让我感到宽慰。后来,她安详地死在了我的怀抱里。姑妈的遗体躺在她的床上,那一夜我一直静静地守候在她的身旁,悲痛欲绝地看着人们为她做了最后的梳妆打扮。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死人,也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的痛苦。贝茨姑妈的遗容看上去是那么的安详,她生前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完全消失了。就在这一时刻,我感到自己对她的爱变得愈发深厚了,于是我拿起梳子仔细地为她梳理头发,然后从她的花园里摘来一朵兰花,轻轻地放到她叠在胸前的双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感贝茨姑妈是幸运的,虽然英年早逝让人痛惜,但是却使她免遭了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好几年痛不欲生的非人生活。

  祖父家的房子十分宽大,不仅足以满足我们全家人的需要,即使是我那些住在巴达维亚1的堂兄弟、堂姐妹们一起到来的时候,也仍然绰绰有余。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的时间主要都是在网球场和两个游泳池中度过的(两个游泳池一大一小,大的长50米,小的长20米)。我们也喜欢爬山,而且总是为了抄近路在雨林中穿行,所以每次两条腿上都布满了划痕和爬满了长长的黑色水蛭。于是,我们就点燃火柴一个个地烧它们的身体,直到把它们全部清理干净。回到家的时候往往已是接近傍晚,大家又再一次跳进游泳池里嬉戏。我至今还记得跳入水中的一瞬间全身皮肤所感到的那种刺痒的感觉。

  夜晚,我们大家又会围坐在一张桌子前玩游戏,亨利祖父则独自坐在他那张书桌前处理信件和种植园的日常文字工作。他天生就有一副唱歌的好嗓子,教我们唱过许多法国歌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他的腿上,听他唱法国儿歌。每个星期天的早上,祖父都会用留声机播放法国的国歌,他会打开大喇叭,让《马赛曲》响彻整个庭院。亲爱的老亨利就是这样,在内心里他始终还是一个法国人。在这个美好的庄园里度过的那些数不清的周末和假日,是我最为珍视的记忆,我只希望天堂里也能保留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落,同亨利祖父在班多恩干的度假胜地一模一样。

  我的母亲叫约瑟芬,荷兰人。在我的记忆中,她就像盘绕在我家房子上的优雅的葡萄藤一样迷人。她不仅身材十分苗条,并且长相也非常漂亮。在家里的时候,她的臂膀上始终吊着一个小小的篮子,里面放着一大串钥匙。当地人把这种篮子叫做“钥匙篮”,除了钥匙还可以放进去各种小物件。比如,你需要一把小剪刀、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把削笔刀、一颗纽扣、一根橡皮筋、针线、一个发卡或者一张手帕,你都可以在我母亲的这个“钥匙篮”里找到。在她上了一些年纪以后,她还把自己的老花镜也放在了这个篮子里。

  母亲的梳妆台一直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一直清晰地记得她坐在梳妆台前,面前摆放着一柄银镜、毛刷和梳子等全套化妆用具,那是我父亲送给她的结婚礼物。除此之外,还有一只碎花瓷碗和配套的瓷盘,碗里装着母亲的一些首饰,盘子里则放着她的一些小物件。小时候,我总喜欢玩弄母亲的项链,把我的小手指插进那些美丽的珠子之间。其中有一条琥珀项链,是父亲在从荷兰到爪哇的漫长海上旅途中,在埃及的赛德港为她买的。我对项链上的琥珀珠子尤其着迷,所以经常把这个项链戴到自己的脖子上。母亲深知我对这个项链的喜爱,后来就把它送给了我,就在那几年后她就去世了。

  母亲是作为一个新娘子从荷兰来到爪哇的,那时她23岁。她是在阿姆斯特丹遇到父亲的,当时父亲正在那里读书,准备将来当一名工程师。看看父亲当年的照片,这个名叫塞莱斯廷的年轻人是多么英俊啊,我完全可以想象母亲为什么会那么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父亲!

  父亲和母亲非常相爱。不过,他们也有过争吵的时候,好在我们最终总能见证他们和好如初的那一刻,看到他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恩爱有加。每当看到这一情景,我们的心中就会感到如释重负;知道他们将永远彼此相爱,我们就有了安全感。

  结婚后的五年之中,母亲约瑟芬生下了她的头三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他们为他起名为爱德华,小名叫“瓦尔德”。第二个孩子是我的姐姐艾莉娜,第三个是我——珍妮,不过人们通常叫我“扬”,这是荷兰语的发音。又过了八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妹妹约瑟芬,小名“芬”。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生于1934年,也就是我的小妹妹塞莱丝特。

  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极高,所有人都很爱她,她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也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我们有什么需要,她都会提供帮助,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她无法办到的事情。我的第一件晚礼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17岁那年,按照传统可以拥有自己的第一件晚礼服,我心中的憧憬就是得到一件狄安娜·窦萍1曾经穿过的那种晚礼服。我一直在各种杂志上寻找这件晚礼服,后来有一天终于突然在英国的插图周报《素描》上找到了它。

  “妈妈,我想要这件晚礼服,行吗?”我指着报纸上光彩照人的狄安娜·窦萍的照片问母亲,“做一件这样的晚礼服不会太难吧,妈妈?”那是一件由一层又一层的白色薄纱叠起来作为装饰的长裙,美丽极了。

  “当然不难!”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于是,在没有任何参考服装图样的情况下,她居然为我做出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绝妙晚礼服。

  我穿着母亲刚刚做好的晚礼服站在镜子前,左右扭动着身体,倾听着白纱彼此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响,注视着长裙旋转起来时的婀娜多姿。我的心里那个美啊!这时,我家的厨师伊玛和女仆索艾米一起跑进屋来,和我一起分享拥有自己的第一件晚礼服的喜悦。她们俩都羡慕得目瞪口呆,一边用手指轻轻抚摸着晚礼服上的层层白纱,一边不住地惊叹道:“太漂亮了,小姐穿上它真是漂亮极了!”其实,我们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一把小小的剪刀只要到了她的手里,她就能剪裁出各种神奇而美丽的服装来。

  母亲让我感到骄傲。客人们来到我家也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的所有朋友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我们的家里布置得很有品味,每一面壁墙上都挂着漂亮的绘画和装饰艺术品,每一个细小之处都能体现出母亲的审美情趣。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家庭主妇,又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主人,言谈举止优雅而极具幽默感。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乐意同她相处,因为她总是能够发现每一个人的优点,而忽略他的不足。她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严厉的话,她把“唱白脸”的角色完完全全地留给了父亲。

责任编辑:赵艳阳 最后更新:2015-12-01 10: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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