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忆：遭日军蹂躏昏厥后像死狗一样被扔掉 　　
2015-10-26 14:45:31  来源：凤凰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第二年正月的一天，我昏了过去，日军就以为我死了，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狗一样拖出来扔了。

　　本文摘自：《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作者：陈庆港，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

　　天就这么灰蒙蒙地亮着。山上稀拉拉的树木就像一只癞皮狗身上残留下的一撮撮枯黄的狗毛。山坡上，石块砌成的屋或窑，一间间连成一片，它们又和山坡上的石壁连成一片，远看很难分得清哪是石壁哪是石屋。屋的顶上和整个山坡都被染上了一层浓厚的霜，惨淡的日光照在上面，泛着灰白的寒光，就像一个失血的人的脸。

　　几户人家的屋顶上冒出了细若游丝的青白的炊烟，这个早晨已没有鸡啼，昨天，炮楼里的“皇军”已经把村里的最后一只鸡戳在刺刀上带进了炮楼里。没有了鸡啼的进圭村的寒冷早晨，就显得死一般的沉寂。

　　一条小路，像一道结了痂的难看的伤疤，弯弯曲曲地从村里延伸到山脚下的乌河边。乌河上结着厚厚的冰。

　　这是1944年的冬天，经历过那个冬天的人都说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进圭村就在这个苍白而死寂的早晨里凝结着。

　　最初打破进圭村这个早晨死寂的是一阵叽哩呱哇的奇怪声音。伴随着这奇怪的声音，在那条小路的尽头出现了几个人。走在前面的两个人抬着一个赤裸的女人，女人的四肢和头发向下垂着，一直拖到地上，随着抬着她的两个人的脚步，女人的身体有节奏地上下晃动着。在那个被抬着的女人后面，跟着两个穿着黄色军装端着刺刀的日本兵，那奇怪的声音就是从他们的嘴巴里发出的，他们一边呵斥着抬着女人尸体的那两个人，一边沿小路向山脚下的河边走来。这时，已经日上三竿，日本兵枪尖上的刺刀，还有那个女人赤裸的身体，在寒冷的日光照射下，发着同样的刺人眼目的光。

　　那个赤裸的女人终于被抬到了河边，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由于冰上太滑，无法抬，他们就将女人放在冰面上，拉着女人的两条腿往河的对岸拖。这时，两个日本兵就站在河岸上，叽哩呱哇地指挥着。女人的身体上有许多血痕，她身体经过的冰面上，留下一条红色的长线。

　　两个人将赤裸的女人拖到了河的对岸，他们把她放在了河岸边的卵石上，一个人去不远处撸了几把枯草，准备盖在女人的身上，河对岸的日本兵就叫嚷着不让，那个人扔下了手中的草，他们就又踏着冰回到了河对岸，跟着日本兵走了。那个去撸草的人还不住地回头去看那女人。

　　女人就在河边上躺着，已经被冻成青紫色的身体上，可以看到许多伤痕，她的脸被披散的头发遮盖着。

　　女人就在河边上躺着，几条骨瘦毛长饥肠辘辘的野狗围着她转悠，偶尔有背着柳筐拣粪的人经过，他用手里的粪勺把狗赶跑。

　　女人就在河边上躺着，那是1944年冬天，那个年头，尸体到处都可以看到，赤裸的女人的尸体也不稀奇。

　　女人就在河边上躺着，终于有一条饥狗忍不住煎熬，它决定冒险。饥狗走到了女人的跟前，它在小心观察了一番后，终于张开嘴巴露出了长长的黄色尖牙……就在这时，一枚拳头大的卵石飞过来，狠狠砸在了狗的腰上，狗嘴里就猛地发出难听的嗷嗷声，然后拖着腿跑了。

　　一个手中拄着棍，腋下夹着粗瓷碗的老人轻轻走到女人跟前，他用手拨去了盖在女人脸上的头发，他发现这不像是死人，就将手放在她的鼻下，他试到了微弱的鼻息……老人腋下的那只粗瓷花碗落在了脚边的卵石上。粗瓷花碗和卵石撞击时发出的“砰”的一声，是进圭村那个沉闷寒冷的早晨里发出的最清脆的响声。

　　老人急忙脱下自己身上那件露着败絮的棉袄，包裹起赤裸的女人，他的嘴巴里不停地念叨着或是诅咒着什么，像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将她抱在怀里，往家里跑。

　　老人抱回来的这个女人叫万爱花。

　　从我住的宾馆打车，几乎穿越了整个太原城。在城西一条嘈杂的巷口下车时，我问出租车司机知不知道这巷里的那棵树在哪？司机没有回答我，反而问：你跑这么远找那棵树干嘛？

　　万爱花老人在电话里说在那棵树下等我

　　在树下等我的并不是万爱花本人，是她的女儿李拉弟。李拉弟今年59岁，她是万爱花老人的养女，万爱花现在就和她一起生活。

　　万爱花老人很矮，李拉弟领我回家的时候，老人来为我们开门。打开门后，老人站在门边，并示意我在前面走。房间里很暗，穿过一个房间，我回头看时，老人就叹着气说：“难看，人不人，鬼不鬼的。”老人说的是她自己，她的身体明显地变了形。我后悔不该回头看。

　　“当年自从闹上日本鬼子，人们就过着不是人过的日子。鬼子杀了多少人，作贱了多少妇女，烧了多少房子？方圆几十里的无人区啊。在赵家庄，日本兵把婴儿扎死，挑在刺刀上转圈儿玩。玩够了扔到井里，还要一石头砸下去。卢家庄，李五小的一个姐姐，被倒吊在门扇上，一边一条腿，活扯了……”万爱花老人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争取一天，要把公道要回来。”

　　1992年12月9日，万爱花老人曾作为中国大陆受害妇女的代表来到日本，向世人发表证言：“1943年，入侵中国山西的日军第一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派遣盂县进圭据点的部队扫荡羊泉，我被抓到进圭据点。”万爱花脱掉上衣，向所有在场的人展示自己身上的伤痕，她含泪控诉当年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直至当场昏倒在地。这一场面通过卫星传向世界各地，日本国内也为之哗然。一位日本人在给万爱花的信中写道：“您从遥远的中国山西来到日本，真诚地欢迎您。您为了真正的中日友好，不畏艰难而勇敢斗争着。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日本政府现在仍抱着对过去侵略罪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孤立于亚洲和世界。对于日本的再生，您的奋斗我们无比感激……”

　　之后，万爱花不顾年事已高，又先后三次东渡日本。

　　1996年9月，万爱花应日本国会参议院议员田英夫和日本众议院井多贺子邀请，在东京、神户、广岛、冈山、大阪访问，多次参加正义人士组织的民间集会，揭露日军野蛮践踏人权、女权的罪行，使更多的日本民众和青年了解日军侵华罪恶。

　　1998年10月，万爱花与山西盂县其他受害者赵润梅、杨秀莲，代表所有当地受害妇女，联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1999年9月22日，万爱花与受害者赵存妮、高银娥同去东京法庭，出庭作证。

　　万爱花是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慰安妇真相的中国女性。

　　万爱花：1943年6月7日，我被扫荡的日军抓走，带到了进圭炮楼，被关进一眼窑洞，一孔农家土窑，青石码的门面，木格子窗户被砖头垒着，里面黑乎乎的，我蜷在地上铺着的草上。那年我15岁。当晚，几个日军就进窑强奸了我。之后，不分白天黑夜，日军成群结队地来糟蹋我。到后来，我一听到门响就忍不住地要呕吐。

　　一天我没服务好，就被日本兵踢倒，用靴子踩……双手反捆住，吊在树上。就这样，我被折磨了21天。6月28日，炮楼突然安静下来，炮楼上的日军不见了，我趁日军出发，就在半夜弄断木窗棂，逃了出来。养父在我被日军抓走时受了伤，又听说我被日军糟蹋了，连病带气已经去世了。我就先跑到邻村一户亲戚家躲了几天，回到羊泉时丈夫不要我了，把我卖给了一个叫李季贵的人。

　　李季贵比我大29岁，一家三条光棍。除父亲外，还有个瞎眼拐腿的哥哥，穷得娶不起亲。李季贵给了我丈夫五六十块大洋，我就成李季贵的人了。在李季贵的照顾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八月的一天，我在山洼洼里洗衣裳，忽然听到有人喊“鬼子进村了！”我还没把衣服收进盆里，就被日本兵揪着头发提溜了起来。西烟炮楼的日军和进圭炮楼的日军包围了羊泉村。还是进圭敌人据点，还是那个院子，那孔窑。日军用皮鞭把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轮奸了我，他们把我提起来，摁在炕席上……

　　不到一个月，我的下身开始烂了。不能在这里等死，还得要想法子逃，当时我就这样想，上次被扳断的木窗棂，已经钉上了一块厚厚的木板，这次我打算从门扇逃。第29天，趁敌人去扫荡，我把木头门扇从门桩的低凹点抬高，然后趴在地上爬出了门，跑进山。

　　这回，我没有回家，而是连夜往外乡逃。等我的伤慢慢好了，地里秋庄稼收完的时候，才又回到了羊泉村。家里，男人正病倒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

　　这年的腊月初八早晨，我正给男人喂药。忽然，院门被几个日军踹开了，羊泉村又一次被日军包围了，我又一次被日军用绳子绑上扔到骡子背上，我第三次进了进圭据点。先是轮奸，后是打耳光、压杠子、坐老虎凳，吊在槐树上，凡是能想到的整人方法他们都在我身上用了，我死过去又活过来。大腿也折了，身子也变形了，右边这个耳朵也被撕开了……

　　这一次我被关了整整50天。

　　最后我身上的伤口和下身止不住地出血，已不成个人样。第二年正月的一天，我昏了过去，日军就以为我死了，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狗一样拖出来扔了。

　　日本兵把我扔在村边的河里。1944年的冬天，天寒地冻，进圭村的乌河结着厚厚的冰。一位路过这里的老汉救了我，老汉把我抱回家，在我身边整整守了一天一夜，我活了过来。

　　在老汉家过了几个月。一天，有人从羊泉村捎过话来，说我男人快死了，能回去让我回去看看。我不能走路，让人把自己捆在驴背上，回了趟羊泉。男人看我回来了，就吐出一口血，咽了最后一口气。

　　整整三年，我不能走路。当时我才十七八岁，就没了月经，也挨不得男人，肋骨、胯骨都断了。为了日后有个靠，我领养了一个小闺女。

　　我和4岁的闺女从盂县逃到阳曲，又从阳曲逃到太原，最后在太原租下一间小屋，靠做针线维持生活。

　　一年后，我曾经再次去太原看望万爱花老人。从宾馆出门之前，我给她打了电话，因为电话打不通，我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不安和酸楚。凭着记忆，我找到了那条小巷，找到了万爱花老人和她女儿的家。在几次敲门之后，出来开门的并不是万爱花，也不是她的女儿李拉弟。开门人奇怪地看着我。我说我来看望万爱花老人。开门人更奇怪地看着我。我又说我来看望万爱花老人，开门人说这里没有万爱花这个人。我说可她一年前就住在这里啊！开门人说这是出租房，一年里已经换了好几拨人。他让我去别处打听打听，然后就关了门。

　　我在附近打听了许多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老人，有几个人知道的，也说不清她现在搬去了哪里，有人说搬到城北去了，也有人说搬到城南去了，也有人说病得重了，会不会不在了……

　　这时我想起了老人说过的那句话：“不能就这样算了，只要我活一天，我就要争取一天，要把公道讨回来。”老人的公道还没有讨回来啊，我知道老人不会有事的，她就在这个城市的北边，或者南边，和我一年前看她时一样，活着，活在过去的痛苦里，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

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10-26 14: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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