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正在老去的中国“慰安妇”
2015-09-18 11:10:30 来源：搜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42年春，瓦罐摔落在石头地上的碎裂声，划破了那个清冷的早晨，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吵醒了。她的家中闯进了日本士兵，他们四处搜罗食物，将锅碗瓢盆砸翻在地。年方16的张先兔想跑走，可她跑不了太快，作为地主的女儿，她从小就缠了足。
此刻张先兔坐在山西省盂县的家中，1942年那个清晨仓惶惊醒的新媳妇，如今已是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寡妇，她的脸上皱纹密布，花白的头发梳到脑后，由于患有肺病，她不时喘着粗气。张先兔说：“每当我梦到那会儿，总是梦到自己被抓住了，我怕极了。”
当时她无处可逃。“日本兵们来了，他们发现了我们……满街的人到处跑。”她的呼吸减慢了，突然又急促起来：“哎呀……剩下的事我全忘了。”接下来的20天张先兔被囚禁在附近一座窑洞里，沦为一名“慰安妇”，遭受侵入中国华北的日军的蹂躏。张先兔说：“我差点吓死了。”
中国受害者：从未放弃抗争
与张先兔经历相似的女性大多都死了，她们或死于疾病，或被折磨致死，或两者皆有之。二战期间日本为防止入侵日军进行大规模强奸和掳掠，实行慰安妇制度，据估计约有20万名亚洲女性或被掳掠，或被强迫在“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今年亚洲将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在众多无法安息的战争亡魂中，慰安妇的身影也在其间。
中国目前健在的慰安妇还有二十几名。当官方不予重视时，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活动，以确保她们不会被遗忘。而随着中国与日本争夺亚洲主导地位，中国外交官开始不时发出严厉警告，让日本不要“忘记历史教训”。但是在张先兔的卧室这样僻静的角落里，历史痕迹早已褪去。此时再来赋予这段尘封往事以新的意义，是否已为时过晚？
当我为撰写这篇文章着手研究时，我曾不禁猜测：一位慰安妇是否会欢迎一个外国记者？我会被指责“站队”吗？还是如一位中国同行所警告的，我会变成中国民族主义者的“工具”，或日本民族主义者的靶子？
张先兔：“日本兵们来了，他们发现了我们......满街的人到处跑”
慰安妇大多生活在贫困乡村，说着一口外人很难听懂的方言，她们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中国媒体将她们刻画成一群脆弱的受害者，儒家思想的谨小慎微，掩盖了她们在战争中惨遭强奸的经历。我之所以注意此事是受一些活动人士的触动。二十多年来中日关系时好时坏，这些民间人士一直在为她们奔走。曾经有段时间，慰安妇完全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
去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我见到了张先兔老人。这要感谢张双兵，他曾是山西省一所小学的教师，调查慰安妇已成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张在中国是常见姓氏，二人之间并无亲属关系）在张先兔家门口，张双兵大声打着招呼，老人亲热地握住他的手，给他看窗台上摆放整齐的药瓶，告诉他自己最近的用药情况。老人不住地念叨着最近去世的长子，以及与二儿媳的不和。她问：“这过得叫什么日子？”她转向我说：“我不想过下去了。”
张先兔家的院子里堆满了中国农村常见的杂物：成堆的煤和玉米，一些生了锈的农具，还拉着一根长长的晾衣绳。屋里的日光灯照亮了墙上贴的一幅年画，快乐的孩子们骑在一条吉祥的红鲤鱼上。一幅毛主席肖像下面挂着一些框起来的家庭照片。88岁的张先兔终日盘腿坐在炕上，她穿戴整洁，上身一件黑色的棉背心，下身一条黑棉裤，将一双小脚盘在瘦削的膝盖下面。
这对包在布鞋里的畸形小脚虽然连下床着地都困难，却曾带着张先兔一路走上东京法庭。上世纪90年代末，在张双兵以及一队日本和中国律师团护送下，盂县16名妇女（目前只有张先兔在世）赴日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获得赔偿和道歉。她们的诉讼请求被以超过诉讼时效、个人不能起诉日本政府为由驳回。
诉讼律师：这件事有时候让人感到痛苦，但不去做会更痛苦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原慰安妇们就已发起一场政治运动，要求日本政府认罪和赔偿。日本内阁官房发表过一份道歉声明，还有日本民间人士也参与索赔活动，招募中国律师帮助他们追寻中国大陆年迈的受害者。这些日本的活动人士认为，将慰安妇的悲惨遭遇公之于众，有助于日本社会正视战争。然而这些诉讼无一成功。
北京律师康健说：“我不知道这件事会这么复杂。”这位个头不高的女律师负责收集海南慰安妇的证据。跟盂县一样，海南当地历史学家也找到了一批幸存的受害者。康健说：“尽管这件事有时候让人感到痛苦，但不去做会更痛苦。”
张双兵在山西与河北两省之间来回穿梭，调查记录原慰安妇们的生活
2011年，日本法院驳回了原亚洲慰安妇及被掳劳工的最后一批诉讼。中国与日本彼此敌意不断升级，两国维权人士的民间合作也压力倍增。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在抬头。中国与韩国的激烈言辞以及暴力反日游行，引起了战争结束很久以后出生的日本人的反感。去年底，日本左倾报纸《朝日新闻》(Asahi Shimbun)撤销了1982年以来关于慰安妇的所有报道，这些文章都是基于当年一份揭露真相的证词。
而与此同时，慰安妇群体正因年龄问题锐减。在首尔，韩国慰安妇们原来每周举行一次集会，她们的集会处现在立着一尊少女铜像，少女责难的目光凝视着马路对面日本大使馆的大门。人行道上刻下了一位驼背老妪的身影。
张双兵说：“回顾这30年（的活动），我不能说是徒劳的，但确实没取得过巨大成功。我感到非常失望，我没取得任何结果，我没有达成这些老人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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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慰安妇都没有活着走出来
1982年的一天，张双兵在前往村里小学的路上发现了自己毕生的使命。他上班路上要经过一片农田，这些绿色的坡田分布在陡峭的石灰岩悬崖间，张双兵家也有这样的田地。家家户户的收成仅够勉强果腹。那一天张双兵看到一位老年妇女独自吃力地收粮食，而其他人家的庄稼早就收完了。
年轻的教师感到她很可怜，问她是否需要帮忙。后来他发现这位老年妇女受到村里人排斥，因为她当过慰安妇，不光彩，没人愿意娶她。
张双兵从村民的闲谈中追寻着慰安妇们的影踪，没多久，他就在盂县黄色的石子路上骑坏了三辆自行车。
日本皇军有从贫穷的日本家庭招募妓女的传统。1937年日军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期间，进行了一场残忍的大屠杀和大肆强奸，之后日本政府决定设立随军妓院以约束部队。由于日军在亚洲的大规模部署，妓女很快就供不应求。
大批朝鲜、中国、东南亚和欧洲妇女经招募、诱骗或逼迫成为妓女，进入由日军经营或为日本军人服务的妓院。大部分人没有活着走出来。韩国学者提出亚洲有20万名慰安妇，中国学者估计在被占领城市以及广阔的前线，还有20万名中国女性被掳掠。
盂县在日军、受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游击队之间几度易手。这儿的“慰安所”都是临时设在村舍或军营中，不比上海的军妓院那么正规。
日军向中国东部城市青岛推进，1938年
日本投降后，中国又爆发了内战，跟着是共产主义时期的土地重新分配和政治清洗。二战期间的战争记录遭到破坏。慰安妇们为了嫁人和保护家族名声，隐瞒了她们的过往。
张双兵说：“当这些妇女揭开她们的伤疤时，她们背负着中国五千年历史以及封建思想的负担。她们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把自己的痛苦讲出来，因为她们信任我。所以什么都不能为她们做让我感到很难过。”
“这是历史的责任。这些受害者至今还没得到一个公平的说法，她们的家人没得到过一个说法。”
张双兵的高中学历让他在盂县农村显得与众不同。这个温和、耐心的男人获得了山西、河北两省约126名年迈妇女的信任，又看着她们一个一个年老寿终。遇到那些患病的、贫困的或是独身一人的受害妇女，他还会拿出自己的积蓄去帮助她们。
中国“慰安妇”，1937年-1945年
张双兵的妻儿并不支持他，连他母亲也反对。老太太看上去虽瘦弱，样子依然优雅，头上戴一方山西农村妇女喜欢戴的白头巾。她与儿子一家住在塬上的窑洞里，墙壁刷得雪白，门外桃树成荫。张妈妈与儿子结交的那些受害妇女同龄，但与她们的命运截然不同，她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游击队。张双兵说：“她在战争中跟日本人打过仗，所以她觉着，‘这么做有什么用？’但后来当她看到这么多日本人支持我，她也接受了。”
张双兵的壁橱里塞满了信封，里面都是他拜访的那些“老太太”们的照片。在这些已经褪色的照片里，有一张黑白肖像，相片中的女性曾因被指“里通”日本而常年遭受迫害，最终在文革时自杀。其他妇女有的在村子里遭人唾骂，有的在共产党上台后被流放到劳改营。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幸存者们不愿说出她们的遭遇。
还有一张照片上是一位满头白发、身形富态的女性。张双兵回忆道，当这位妇女向他倾诉后，感到了内心有了一丝平静。但当张双兵开始写关于盂县慰安妇的书时，她的儿子因难堪而禁止她参与。
张先兔是个例外。当张双兵动员她去日本打官司时，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支持她。当我问她为什么愿意站在公众面前时，她滔滔不绝地倾诉起自己所受的委屈：村里的女人都避着她，几十年的艰难困苦，食不果腹，还有现在的孤独。
张先兔的父亲付了赎金后，日本人才放了她。她父亲为付赎金卖掉了所有的羊，从此家中一贫如洗。张先兔说：“我气得不行。”两年后她才在继母的照顾下恢复健康。食物是一直匮乏的。共产党获胜后，家里的土地被充公了。“我既没吃，又没穿。我父母也挨着饿，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叫什么日子？我满心悔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年轻的时候，觉着我多活一天，我的罪孽就更大一些。”张先兔说，她自由的代价是这个家庭的败落：“我要让日本人偿还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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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易庆文 最后更新：2015-09-18 1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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